宋徽宗赵佶、蔡京
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子，哲宗皇帝的弟弟，元丰五年（1082）十月生于宫廷。他出生时，王安石的变法在其父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已经施行了十多年。此时王安石本人被罢官闲居，变法事务由神宗一人独断。赵佶一出生便被封为宁国公，授节度使。5岁时，他的哥哥哲宗皇帝继神宗位，他又被封为郡王，14岁时晋封端王。不过哥哥哲宗皇帝继位时也才9岁，政事由祖母高太后（已是太皇太后）执掌。太皇太后高氏不赞成变法，起用旧党司马光，尽废神宗新法，贬斥新党官员，直到8年后，高氏崩，哲宗才亲政。
年轻的哲宗皇帝为祖母压抑了8年，反弹之力尤大。亲政后立刻改元“绍圣”，意为绍述（继承）父亲的事业。此时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已不在世，他追夺司马光等人的谥号，命重修神宗实录，把王安石的《日录》收入《神宗实录》，并且以王安石配享神宗的祭庙。同时贬斥在朝的苏轼、苏辙等旧党人物，重新起用新党的章惇、曾布等人。他恢复被太皇太后废除的新法，重新对西夏开战，摆出了中兴的姿态。然而天不假年，哲宗只亲政了5年。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逝，年仅24岁。
皇帝幼子早夭，膝下无儿，神宗皇帝的皇后向氏太后主张由哲宗的弟弟赵佶（已封为端王）继位。其时哲宗的诸弟中，申王赵佖最长，但是有严重的眼疾，不适合立帝，其次即为端王赵佶。宰相章惇对赵佶十分不看好，提出立幼年的简王赵似，理由是赵似与哲宗同母。其实哲宗母亲朱氏（原姓崔，母改嫁后随姓朱）原不过是婕妤，哲宗赵煦、端王赵佶、简王赵似都是庶出。向太后坚持按年序立端王赵佶，显然是为了稳定皇室。于是赵佶得为皇帝，是为徽宗，其时赵佶18岁。
赵佶自幼生长宫中，虽然年少，对朝中大臣互相倾轧，成批上台又成批贬斥的一幕幕政治戏剧，都看在眼里。神宗有子14人，在赵佶之前虽有8子早薨，但赵佶排位11，看似继位远轮不到他。所以他以郡王、亲王之尊，无所事事，专用心于文辞艺玩。赵佶天资聪颖，学无不会，音乐、舞蹈、蹴鞠、填词作赋、书法绘画，无一不通，谁知太后却选了他做皇帝。按理他已经成年，可以亲自处理政务，但他仍请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垂帘。向太后显然也是看到了神宗身后朝臣们的恩怨，为求得朝廷的稳定，又起用了一些旧党人士，造成朝中的两派力量平衡。赵佶初登位，为迎合太后，定次年年号“建中靖国”，示以“中和立政”。
实际上赵佶有自己的想法。太后垂帘半年后归政赵佶，太后垂帘的半年赵佶相当于观政。归政后仅半年，太后竟撒手崩逝。以赵佶的聪慧，在位一年，自是了解了如何运用最高权力，于是他也萌生了励精图治的愿望，他希望自己能像父亲神宗一样做一番事业。于是，在建中靖国的年号使用了一年以后，他不再“中和”，改年号“崇宁”，意为崇仰神宗“熙宁”年间的政绩。为仿效熙宁新政，他需要组织听命于自己的干才，于是他起用了蔡京。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今福建仙游县）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蔡京从任地方属官起，逐步升迁，至中书舍人（可以为皇帝起草文件）。其时蔡京的弟弟蔡卞已经是中书舍人，兄弟二人同掌书记，成为朝廷佳话，一时荣耀。有此名声，不久蔡京以龙图阁待制衔被任为知开封府。龙图阁是保存太宗文件和文物的场所，待制的地位虽不算太高（诸阁衔位依次为学士、直学士、待制），但龙图阁在诸阁中地位崇高，开封又是首都，太祖、太宗朝都以皇子领开封府。知开封府，蔡京就进入了朝廷大臣之列。
神宗元丰年间，蔡确为宰相，蔡京依附蔡确，算得一个新党人物。不久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任用旧党，司马光为相，废除了王安石的雇役法。宋朝原实行差役制度，农民须为国家服无偿劳役，王安石变差役为募役，由农民按资产不同缴纳现钱，国家以此雇募服役人员。司马光认为募役增加了农民的现钱负担，坚决反对，所以复任宰相后命全国五天之内废除募役，改为差役。全国地方官都认为五天改法，时间太迫，是“不可行”的。但是蔡京主管的开封府辖县，五天内全部改为差役，司马光表扬他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以新党人士而如此积极奉行旧法，朝中的谏官都认为蔡京“挟邪”，“不可用”，参奏他贬出京城，去任地方官了。然而高后崩逝，哲宗“绍圣”，重新任用新党章惇。章惇要再次行雇役法，却又犹豫不决。蔡京对章惇说，这是熙宁成法，有什么可犹豫的？章惇于是决心恢复雇役法。10年之间，同一役法，蔡京的态度一变再变，很为识者不齿。徽宗即位后，蔡京也一再被御史、言官举报、批评，最后被剥夺官职，命其居住杭州，提举（即管理）洞霄宫。
洞霄宫位于今杭州市余杭区的山中，是一处著名的道教宫观，王安石变法时，洞霄宫用于安置那些被免官的“疲老不任事者”或“异议者”，给以提举的名义，拿一份干俸。但是蔡京并不安于“提举洞霄宫”。适逢宫中的宦官童贯来到杭州。童贯是宫中的供奉官，专门来到江南为皇帝寻访书画奇巧。而蔡京是进士出身，书法尤长。所以蔡京天天陪童贯逛杭州，把自己写画的屏幛、扇带之类交给童贯，童贯则把这些作品都送到徽宗面前，并且不断为蔡京说好话。洞霄宫是道观，徽宗崇信道教，所以后宫妃妾、宦官也都崇道，主管道教事务的左街道录经常出入后宫，也一力推崇蔡京，以致宫中嫔妃宦官也一致为蔡京说好话。自以为书法独步当时的赵佶，也很欣赏蔡京的字画，又受身边舆论的包围，终于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先拜尚书右仆射（次相），仅仅半年后，崇宁二年（1103）正月就升为尚书左仆射（首相）。
成为宰相的蔡京，深知皇帝初即位，颇有继承父兄新政的愿望，于是做事处处投皇帝所好。当年王安石变法，曾设置过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顶层设计机构。蔡京仿照成立了一个“讲议司”，自为提举，凡所有政事，如宗室事务、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甚至人事任免诸项，都由这里决策。这个讲议司实际已经超出了计划、设计的范畴，替代了部分政府的职能，侵夺了两府（三省和枢密院）的部分权力。
为表示坚决实行新政，徽宗举行仪式正式焚毁哲宗初年元祐时期的旧法，蔡京则把尚存的旧派党人一概贬黜。他将作为神宗大臣而配享在景灵西宫[18]中的司马光等人画像一律清除焚毁；又列出以司马光为首的所谓“奸党”名单309人，刻为“元祐党籍碑”，发往全国各地，并且罚及他们的子孙，规定他们不得在京师及邻近地区为官。
控制了中央政府的工作以后，蔡京在政府中大幅度改变旧法，最为突出的是推行方田，重新丈量土地，以保证税收；更改茶盐榷法，榷茶由官自营，盐则更替新钞，增加了大量商税；新铸并且强行推广当十大钱，以减省铸造成本。(https://www.daowen.com)
在军事事务上，蔡京因受童贯推荐之恩，力举童贯担任陕西军事的监军。童贯因此立功而被任为熙河兰湟路、秦凤路两路（今青海、甘肃一带）经略安抚制置使。童贯也确有领兵之才，在西北屡立战功，竟升至领枢密院事。当时人称蔡京公相，童贯媪相。
徽宗赵佶并不昏庸，他清楚地看到了蔡京权力的扩张。所以他几次以朝臣们的不满和弹奏，或是以天象、天灾示警为借口，罢免蔡京之职。而事实上，他又需要蔡京为他实现继承父兄事业的理想，所以每罢蔡京不久，又重新起用蔡京。蔡京也不断地揣摩着皇帝的需要，每一登相位，就为皇帝制造政绩。在政治上打击了旧党人物之后，他以新政的名义，加大敛财力度，所以国家财政收入一度扩张。在外，童贯与蔡京相呼应，创造战功，以满足徽宗好大喜功的愿望；在内，蔡京倡导“丰亨豫大”之说，迎合皇帝喜侈好奢的习气，怂恿皇帝挥金如土，大兴土木，尤其是为皇帝建花园，为筑“艮岳”假山，在太湖捞选奇石，在江南搜罗珍奇，以运粮漕船成批运送这些珍奇宝物和奇石，称为“花石纲”，由童贯直接负责。花者，江南珍奇；石者，太湖奇石。花石纲起，舳舻相接于江、淮、泗水间，无论对当地民众、沿途运送及供应民众的地方政府，都形成极大的财政和劳役负担，激起民怨不止。
依照宋朝的制度，皇帝诏令应先由宰相们议论，皇帝同意后交由翰林院学士拟稿。蔡京为相后，不与其他宰相议论，自行仿御笔拟稿，请徽宗手批，称为“御笔手诏”，甚至有的不经御批，群臣也莫辨真假。徽宗在朝臣和谏官屡屡交论其恶的情况下，对蔡京却屡屡加封，致司空（三公之位）、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太师、国公（嘉国公、魏国公、楚国公、鲁国公）。宣和二年（1120），蔡京已73岁，才被命致仕退休，4年后，却又再度被召回，四度为相。其时蔡京已经眼目昏花，不能理事，凡事都决于儿子蔡絛。
不久，金人入侵，徽宗匆匆把皇位传与儿子赵桓（钦宗），自己南下逃亡。天下百姓和朝臣都把宋朝丢失半壁江山归罪于蔡京，目为国贼之首。钦宗也怕父亲仍亟亟不舍皇位，必斩其臂膀，所以把蔡京连贬官职，最后命迁儋州（今海南）安置。蔡京在赴海南流放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年80岁。
作者评述：抛开政治家的个人品德视角，单以徽宗和蔡京的政策和实施而论，赵佶声称绍述父兄之志，殊不知神宗“熙宁”与徽宗“崇宁”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在朝廷上，神宗时期“新、旧”两党虽有政见之争，也有互贬之事，但两党领袖（王安石、司马光）都为当朝最负盛名的学者，惺惺相惜，如王安石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只是“所操之术多异”（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所争多为国事。徽宗时期实际已无两党，只有徽宗对所谓“新派”人士的宠信和对所谓“奸党”的打击，甚至同为一派，内部也分为多种势力，互相倾轧。譬如蔡京之于章惇、曾布和蔡京……
其次，在政府理财的观念上，王安石主张“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蔡京却倡导“丰亨豫大”之说，鼓励皇帝“陛下当享天下之奉”，致使奢靡之风盛行，虚耗国家财力。
其三，在政策的实施上，神宗时期的新派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所推行的政策尚能贯彻实施。虽然格于环境，难于全部实现预想，但在增加政府财政和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确有一定成绩。徽宗时期，历经几次在同一地区、针对同一人群执行截然相反的法令的反复，各级基层官吏早不以完成朝廷任务为己任，而是以法令的反复为机会，专以中饱私囊为事，以致负担反而加诸农民，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腐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19世纪末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实践中却在破坏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说：“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9]徽宗时期的这些“新政”和“新政”人物，就是神宗时播下的“龙种”所得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