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的乾元重宝

六、安史之乱中的乾元重宝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十四，一身兼任平卢（驻今河北卢龙）、范阳（驻今北京）、河东（驻今山西太原）三个节度使的东平郡王安禄山，从幽州（今北京）起兵反唐。

安禄山的反叛军队集中了汉、契丹、奚、同罗等民族15万人，号称20万，战斗力很强。而唐朝的社会，自贞观以来，承平已达100多年，府兵早已仅存其名。所以当安禄山的叛军南下，河北地区无人能挡，地方长官或是望风而逃，或是举城而降。不过月余，安禄山占领了东都洛阳。天宝十五年（756）一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建国大燕。大唐再次陷入了分裂和战乱之中。

同年六月，安禄山的军队向西攻破潼关，进入关中，直逼长安。长安城内一片慌乱，百官上朝者已经十不及一二。六月十三，玄宗匆匆调集禁卫，在杨国忠劝诱下，趁黎明领贵妃、太子、贵妃姊妹（即秦、韩、虢国夫人）、杨国忠及宦官等一干人逃出长安，欲向西走杨氏老家蜀地避乱。第二天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部），诸军不肯前进，以祸起杨国忠为由，诛杀杨国忠父子、杨氏诸国夫人，直至玄宗同意缢杀贵妃，验看了贵妃之尸，才同意继续西行。

队伍刚刚出发，当地父老又遮道请留。玄宗此时心灰意冷，去意已决。沉吟良久，才命太子李亨留下抚慰父老，自己决意奔蜀。当地父老见留不住皇帝，又苦苦挽留太子，聚众竟达数千人。太子遂率身边诸人北上，七月到达自己曾长期任职朔方节度使的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在灵武即皇帝位，改当年年号为至德，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玄宗在逃亡途中，亦无可如何，只得承认现实，而面对叛军的攻势，中原[21]抗敌的力量总算有了指挥中心。

初铸乾元重宝

中原的抗敌主力是以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临时征召的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李光弼的官军，以及以平原郡（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太守颜真卿为首的河北不愿降敌的诸州县官招募的义军。他们原本各自为战，太子在灵武即位后，郭子仪、李光弼立刻率部众向灵武集中；颜真卿派人用蜡丸封为密信，穿越叛军占领区，送到灵武，报告形势；各地不愿降敌的文武官员也纷纷向灵武靠拢；周边的回纥等民族政权也表示愿助朝廷讨贼。肃宗随即以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平叛诸军。

至德二年（757）正月，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安禄山，自立为燕帝。但是安庆绪性格庸懦，终日纵酒，难于驾驭父亲的部众，一应事务都交付安禄山的谋士严庄。而沦陷的长安、洛阳两京民众得知太子即将西来，无不欢欣。关内投敌的人纷纷东逃，而肃宗朝廷天天都有关中豪侠暗杀叛官后西来相投。官军经过整合，以李光弼为主的部队在河北与山西北部与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周旋；以郭子仪为主的部队在山西南部和关中地区与占据京师的叛军拉锯。

八月，肃宗以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俶[22]为首，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官军和回纥、西域勤王军发起收复长安的战役。九月，郭子仪收复长安，接着乘胜追击，克复潼关，打开了关内外的通道，大军直逼东都洛阳。十月初四，安庆绪连夜逃出洛阳，十八日，唐朝官军收复东都。

两京的收复，使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安庆绪逃向河北，收缩于以邺郡为核心的7个郡（今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地域），改邺郡为安成，改元天成。安庆绪的主要谋士严庄在安庆绪出逃后，表示愿向唐朝投降，肃宗赦免其罪，任他为司农卿。十月二十三，肃宗在随玄宗出走近一年半后，终于重回京城。

皇帝回京城，百姓出城20里夹道迎接，有欢呼，有啜泣。各地曾经投敌的官员纷纷投诚，到十二月，连安庆绪手下大将、退保范阳（今河北涿州）的史思明也表示降唐，被肃宗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肃宗又从蜀地迎回玄宗，父子二人相拥而泣，互上尊号，似乎一派中兴气象。肃宗于是开始大行中兴之事：改元（乾元）；立太子、立皇后；诸皇子一一封为亲王；加封平叛功臣，以郭子仪、李光弼为司徒、司空，其余立功之臣加官晋爵；追封殒命于平叛战争中的各级官吏；追查失节投贼官吏；大赦天下、免除兵燹地区的租赋……在一派热热闹闹的气氛中，却有一个重大的缺憾令肃宗极其尴尬，即财政的极端空虚。

唐朝此前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租”“调”和“役”。其中租、调是农产品和纺织品的实物征收；役则是农民向国家应服的力役，包括兵役、工役及地方事务等杂役。事实上，早在隋朝时期，就有以物折役缴纳的情况，到唐朝，用各类纺织品或农产品，甚至白银以替代服力役已经成为惯例甚至制度，称为“庸”。政府的行政支出、官员的薪俸也有相当部分是以绢帛等实物支付的，平时钱币在国家财政收支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食物、柴油盐酱、日用工具、容具、车马、日用手工业品等，毕竟已离不开钱币。然而经过一场全国性的大战乱，北方潼关以东的大片租赋来源地陷于叛军；江淮地区本是政府的重要赋源，但是一来中原沦陷，运输道路被阻隔，二来叛军占领中原之时，宗室的永王李璘割据长江中游，向下游发展，截断了中央的财源，作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资费。虽然李璘之叛不久就被平息，但江淮资源却被大量消耗。所以肃宗临时成立的只是一个两手空空的战时政府。

为解决仓促成立的政府的经费和临战征集部队的军费，肃宗先是向辖区的富户、商户强行告贷，以资产为率，十收其二。各地也向商户强行征税，每持有千钱即须纳税。待京师收复，武将们以功臣自居，向政府索取不断，难于禁止。肃宗本人急于收复两京，也不得不胡乱许愿，在要求回纥部队协助收复京师时，竟答应回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待到长安克复，回纥要求履约，吓得大元帅、广平王李俶在回纥叶护马前下跪，说，如果今日允许掳掠，东京百姓听说，将会为贼固守。待到收复东京，请再履约。于是回纥又奋勇杀向洛阳。洛阳光复，李俶仍然无以回报回纥，只得请洛阳父老出面，洛阳百姓为免涂炭，终于收集了罗锦万匹，才算暂时躲过一劫。

面对困境，乾元元年（758）七月，户部侍郎（在户部内分工专管度支，即财政）、领河南等道的度支、转运、租庸、盐铁、铸钱、司农等使第五琦（第五，复姓）建议，铸造一种新钱，以一当十，以应一时急需。肃宗立刻采纳了这个意见，下诏：

……以干戈未息，帑藏犹虚，卜式献助军之诚，弘羊兴富国之算，静言立法，谅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旧唐书·食货志》）

诏书在说明政府帑藏空虚的同时，举汉代的卜式和桑弘羊为例。卜式是一个放羊的老农，屡以家财捐献，以济国家急需，为武帝树为国家典范；桑弘羊出身商人之家，为武帝身边重臣，主持盐铁专卖、均输等事务，使国家致富（算，指汉代的税赋。但弘羊实际并非算赋的主持和发起人）。诏书是在以古人之例要求民众为国家做贡献。诏书说明，各地钱监应该自行铸造一种新钱，名“乾元重宝”，以一枚当开元通宝10枚。这样政府可收十倍之利，以解决政府（三官）行政费用不足的问题。

诏书发下后，十月，肃宗为李俶举行册立太子正式大典。为举行大典，正式发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作为对群臣和诸军的赏赐。这是自大军克复京师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赏赐。

这种乾元重宝钱“径一寸”。开元通宝钱是径八分，也就是说新钱比开元钱略大二分。新钱每千钱重十斤。开元钱则是每钱重二铢四絫，即每千钱重六斤四两。以1.6倍的铜而规定为10倍的币值，助肃宗渡过当前难关，肃宗十分满意。

再铸重稜乾元重宝

就在肃宗朝中百官为还京弹冠相庆，皇帝太上皇却亟亟于皇位之忧时，叛军并没有放下武器。安庆绪丢失了洛阳，逃到邺郡，初时还据有邺郡周边7个郡60余城之地。不久收罗旧兵，势力重新壮大起来。为最后解决这股叛军，郭子仪会合几路官军首先攻击安庆绪所据的卫州（今河南新乡市卫辉），大败安军，斩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安庆绪逃入邺城，郭子仪追至城下。安庆绪急迫之中，派人送信给远在范阳的唐范阳节度使史思明求救，甚至表示如果能救，愿以皇位相让。

史思明接报后，立即调动13万人马，边观望试探、边南下。乾元元年（758）十二月，攻入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大街村），随即于次月在魏州举行仪式，登坛自称大圣燕王，再举叛旗。

面对形势变化，李光弼主张立刻调兵围魏州，然后乘势攻下邺城，使史思明兵出无由，再图史思明，却被宦官鱼朝恩否定了。郭子仪集中九个节度使的兵力围困邺城安庆绪，安庆绪虽是死守，城内已在挖墙皮筛麦糠、拣马粪来喂马，一只老鼠都可卖40钱。但是围城日久，官军自身也已师老兵疲。朝廷久已无饷可发，军队粮秣缺乏，九节度使之间矛盾不断，军心动摇。史思明却引兵南下，在官军外围扎营，日夜骚扰抄掠。

官军不胜其扰，决定于三月初六与史思明决战，双方在安阳河北岸布阵。官军60万人，史思明5万人，刚刚接敌，忽然沙尘暴大起，咫尺不见人。全军大惊，各自退兵。官军各节度使无法勒制部队，队伍直退东都，引起洛阳惊慌，士民纷纷走避。官军因为长期无粮饷，败退沿途肆意剽掠，长达10日。而史思明则在风暴过后从容收拢部队，连安庆绪都出城在官军弃营中捡得军粮六七万石。史思明解了安庆绪之围后，设计杀掉安庆绪，安庆绪所据之地悉归史思明，加之史思明从范阳一路南下所占，中原东部地区竟再为叛军所有。史思明于是留其子史朝义和安庆绪之子安太清驻守中原，自己返回范阳。

形势的突变迫使肃宗不得不重新改组中枢，将宽厚年老的苗晋卿、专以巫祀媚上的王玙调离宰相位置，升礼部侍郎李岘为中书侍郎（即宰相），兵部侍郎吕諲、户部侍郎第五琦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以尚书省属官行宰相事。

史思明则在返回范阳安定了后方后，于四月自称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改元顺天。天宝十四年（755）爆发的安禄山叛乱已经真正成为“安史之乱”。正当前方吃紧，后方又发生叛乱。八月十二，襄州（今湖北襄阳）守将康楚元、张嘉延叛乱，自称南楚霸王，到九月初已经南下攻破荆州，沿途州县官闻风鼠窜，康张叛军将原本富饶的荆襄地区租庸和租庸折钱全部截收，达200万缗。

中原失陷，荆襄再乱，潼关以东的物资已难于输入，极度依赖关东经济的关中人心浮动，官场也呈现不稳的形势。唐朝官员的官俸，朝廷的京官与地方的外官本有不同的规定和来源。地方官的官俸由朝廷制定标准和政策，在职田、公廨田和地方其他收入中解决。京官（或称内官）的薪酬，战前大致分为禄、俸、料几项[23]。其中“禄”是禄米，供官员和家属的日常主食，以粟米支付；“俸”是供官员除粮食以外的日常生活支出所用；“料”则是用于上班期间的伙食（工作餐）和其他必要开支，俸和料都以钱币支付。但自肃宗登基，临事草草，从流亡在外到返回京师，百官都无禄、俸，仅靠太子册立赏过一次当十的乾元重宝。如今叛军重来，江淮动荡，若再不能解决经济问题，连朝廷也将如前线般解体。但是朝廷其时确实无钱。

安史之乱前，唐朝在11个州设有钱监，每州拥有的铸炉多少不一：

益州　　今四川成都　　5炉

郴州　　今湖南郴州　　5炉(https://www.daowen.com)

邓州　　今河南邓州　　5炉

扬州　　今江苏扬州　　10炉

润州　　今江苏镇江　　10炉

宣州　　今安徽宣城　　10炉

鄂州　　今湖北武昌　　10炉

蔚州　　今山西灵丘　　10炉

洋州　　今陕西西乡　　3炉

定州　　今河北定州　　1炉

绛州　　今山西新绛　　30炉

其中，益州、洋州因为秦岭阻隔，交通不便，铸炉也有限，仅能供蜀中和汉中地区行用；郴、邓、扬、润、宣、鄂州，已为康、张叛乱阻断，定、蔚州则为史思明控制，朝廷所能控制的，仅剩绛州一处。虽然绛州铸炉居全国之冠，但仅靠一处而支持朝廷，确是勉为其难的，只就铸钱所需的铜铅锡炭等物资，就难以保证。于是以户部侍郎衔新任宰相之事的第五琦不得不再次在钱币上想办法。他命绛州钱监新铸一种乾元重宝。这种新钱钱面仍是“乾元重宝”四字，但稍大，直径一寸二分，大于原乾元重宝二分，每千钱重十二斤，比原乾元重宝千钱十斤重二斤。但是规定的币值是，每一枚当开元通宝钱50文。由于钱文仍是乾元重宝，为与当10的钱币区别，在钱币背面的外轮廓加了一道细线，时称重稜钱，也叫重轮钱。实际上，重轮钱重不及开元钱的两倍，仅为原乾元钱的1.2倍，却值开元钱50倍、原乾元钱5倍。

乾元二年（759）九月五日，朝廷下了一道诏书，说明新钱的发行：

京官无俸料，桂玉之费[24]，将何以堪？官取绛州新钱，给冬季料，即仰所由申请，计会支给。且艰难之际，国家是同，顷者急在军戎，所以久亏禄俸，眷言忧恤，常愧于怀。今甫及授衣[25]，略为赒给，庶资时要，宜悉朕怀。（《唐会要·内外官料钱上》）

依诏书所说，由于京官长期没有发放钱币，而京师生活费用又高，但目前国家困难，军费优先，只得作为临时措施，命绛州铸造新钱，以冬衣的名目发放。说是“宜悉朕怀”，实则为暂时缓解百官日益增长的怨气。

乾元重宝的结束

乾元元年（758）七月，朝廷接受第五琦的意见，正式通知各地铸行乾元重宝的时候，全国各钱监除蜀、汉之地外，大多刚刚经历兵燹，很难说有多少钱监具备开工的条件。大约只有密迩关中的绛州监能够按朝廷要求铸造，其余各钱监就如《食货志》所说，只是搜罗前代旧钱或民间私铸坏钱，甚至寺庙佛像作为原料，工匠大约也是临时招募。这样铸出的钱币“窳薄”，即又轻薄质量又差，却要当10枚开元钱，称“十当钱”，于是民间私铸蜂起。

史思明降而复叛，第二年第五琦不得不再铸乾元重宝重稜钱，每枚当开元通宝50文。尽管只有一个钱监铸造，发行渠道又主要是官员薪俸，但是官员们拮据既久，到手的钱币很快就流入市场。官员们可以倚势将仅及两枚开元钱的重轮钱当50枚用，市场百姓受授却不买账。百姓抵制的方式是，大量毁坏开元钱，私铸乾元钱，市面多以乾元钱论价钱。然而，受苦最深的是斗升小民，他们日常开支所用，多零星小钱，若以大钱计价，生活用费陡增10倍以上。面对京师钱币的混乱，官员们纷纷上书，归怨于第五琦铸作重钱。为解众怒，肃宗于乾元二年（759）十一月初七下诏，将第五琦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长史，连第五琦的老长官御史大夫贺兰进明也受到牵连，被贬为溱州（今重庆市万盛区）员外司马。

单纯贬斥倡议官员，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取消乾元钱，又会招致市场恐慌，肃宗取舍不定。他于是在十二月下诏：“顷属权臣，变法非良，遂使货物相沿，谷帛腾踊，求之舆议，弊实由斯。今欲仍从旧贯，渐罢新钱，又虑权行，转资艰急。如或犹循所务，未塞其源，实恐物价虚腾，黎元失业。静言体要，用藉良图，宜令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并于尚书省集议，委中书门下详议闻奏。”（《唐会要》卷八十九“泉货”）

办法还没有提出来，局势却越来越严重。京师“谷价腾踊”，达到“米斗钱至七千”！回顾太平时节，《新唐书·食货志》说，太宗贞观四年（630），“米斗四五钱”；玄宗天宝年间，“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相较之下，米斗七千，下层百姓实在难于生活，穷人饿死，以至“饿殍相望”。说京师百姓“人人私铸”固然有夸张成分，但新钱发行仅几个月，京兆尹抓住的私铸犯，打死的就达800多人，相比贞观时，一年间“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关中的治安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了。

关中不稳而百官无计，危急之中，肃宗想到了刘晏。刘晏，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人，约生于玄宗开元四年（716）[26]。开元十三年（725），刘晏八岁时为玄宗封禅献颂辞，就被宰相张说称为“国瑞”，授太子正字（太子属官，掌东宫图书的校正。唐时印刷术尚未光大，图书主要靠手抄，故设此官），世人称为“神童”。此后曾历任地方官，官声很好，长于经济。安史作乱，刘晏正主持江淮租庸，又值永王李璘割据。刘晏固守，不为永王利诱。此时的刘晏正在河南尹任上，却由于洛阳被史思明占据，只得避地长水（今河南省洛宁县长水乡）。上元元年（760）五月廿四，肃宗将刘晏召回长安，任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又任度支、铸钱、盐铁诸使，即将第五琦被贬前所任经济事务全部交予刘晏。不特此也，肃宗又把京兆尹郑叔清以杀人太多为名罢去，命刘晏再兼任京兆尹，以治理京师的治安。

刘晏上任后的第一个动作，是在六月初七开始整理钱制，首先命京畿地区的开元、乾元两钱都作为当十钱行使，重轮乾元钱改当五十为当三十。实际上，由于市面上有开元、乾元、重稜三种钱并行，为抵制钱币贬值，民间在私下里早已把旧开元钱当作当十钱在使用，称为“虚钱”。刘晏的第一步，只是对市面上的既有事实给予承认，并且用降低重稜钱当值的办法缓解钱币压力。这第一步看来是有效的，一个多月后，七月廿五，肃宗再下敕，命天下各州都按京畿的办法实行，以开元钱作当十钱，以重稜钱作当三十钱。

虽是官方正式承认了“虚钱”的存在，社会上却产生了新的矛盾。早前以实钱作抵押贷款的人，由于政府承认了虚钱的合法性，债务方面欲以虚钱还贷，引起与债权方的纠纷。所以十二月廿九，肃宗再次下诏：“应典贴庄宅、店铺、田地、硙碾等，先为‘实钱’典贴者，令还以‘实钱’价。先以‘虚钱’典贴者，令以‘虚钱’赎。其余交关，并依前用‘当十钱’。”[27]这一政策理清了“实钱”“虚钱”交易的矛盾，但是向政府缴纳关税时，却不得使用旧开元钱，仍须以乾元钱缴纳。

刘晏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政绩，却也遭到官场的忌恨，很快被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州市）刺史。此时国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上元二年（761）三月，正当史思明准备向潼关发起进攻时，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又重演了安庆绪弑父的那一幕，杀死史思明，自己即皇帝位，改元显圣。但是史朝义却不能驾驭史思明的部将和史思明部队中的安禄山旧将，唐军开始逐步反攻。

第二年四月，太上皇玄宗和肃宗在一月内相继崩逝，太子李俶即位。李俶改名李豫，改元宝应，身后庙号代宗。代宗在安史作乱后，一直帮助父亲处理国内大事，任天下兵马元帅，征战四方，收复两京，即位时已30多岁，对父亲政治的得失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肃宗在弥留之际遗诏：“……国储非广，虚费稍多，宫掖之间，须有厘革……每当变易之时，皆下维新之命，并委皇帝节级处分。”代宗即位后任用理财名臣元载为相，接手刘晏的工作。五月十四，代宗发布敕令，先以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开元钱二、重稜钱以一当三，三天后将所有大小钱全部以一当一。有此敕令，乾元重宝钱立时为民间所藏而不出，很快被改铸为开元小钱。纷扰四年的“乾元重宝”风波，就此平息下来。

当年十月，唐军在回纥的帮助下，再次收复东京。次年（763）正月，史朝义自杀，把唐朝搅得天翻地覆，改变了一代盛世的历史走向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

作者评述：乾元重宝本质上是战时货币，它的第一次出炉是在收复首都之后，期望以此收拾战后残局。但事不遂人愿，叛火重燃，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才有了重稜钱的发行。代宗继位时，“安史之乱”已是强弩之末，新钱的利弊也已充分展现，乾元钱恰如其时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至于新钱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也是为平叛而不得不付出的沉重的社会代价。

乾元重宝，政自肃宗出。虽世间诟病多多，然欲肃宗自除则难。改革虽小，非一代可成，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