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夏

第三节　夏

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民族政权。党项北朝时生活在今青海、甘肃、四川之交的广大山川河谷间，各部落互不统属，以放牧、寇掠为主要生产方式。李唐王朝一统天下，周边民族纷纷内附，党项也逐步向西北地区迁徙。唐末由于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党项拓跋部拓跋思恭被赐皇族姓氏李，封为夏国公，任夏州节度使，辖银州（今陕西榆林市鱼河镇境内）、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赫连勃勃所建夏国都城）、绥州（今陕西绥德）、宥州（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南部）四州，辖区后称定难军，成为晚唐诸割据藩镇之一。五代时，静州（今宁夏永宁县境）划入定难军，节度使代代自相承继，夏州政权俨然自成王国。

定难军在唐宋时期属于农牧交界地区，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党项人居住在此处，逐渐学会了农耕，成为半农耕半畜牧的民族。自唐末到宋初，夏州政权在各个政权的混战中力图保境自守，宋太祖赵匡胤决心消除晚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夏州李氏则利用宋辽间的对立，得宋辽双方的封册。宋朝也曾试图收复夏州政权，几经努力，却屡战失利，反而使党项人看到宋朝的能力不过尔尔，更刺激了他们扩张的欲望。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元昊继位袭宋国所封夏国王。元昊志向并不在一个割据藩王，因此从继位的当年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进位准备。先是将唐朝赐姓“李”和宋朝赐姓“赵”废除，命本氏族姓氏为“嵬名”，自称“吾祖”，即党项语“青天子”之意[32]。接着又创设了自己的年号；下秃发令，命全国男子依党项传统剃去顶发；将所居兴州自行升格为兴庆府，大兴土木，建筑宫室；创设官制、礼制、军制；新创党项文字，定为“国字”……为庆祝国字创成，改年号大庆。大庆三年（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更名曩霄，正式称帝，国号大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因为匈奴曾在此建有大夏国，元昊的大夏被称为西夏。

元昊深知夏国偏处中华大地一隅，势力尚不足与宋辽争锋，因此他称帝后即向宋上表，希望获得宋朝的承认。仁宗览表大怒，两国遂大起战事。经过一系列摩擦和战役，双方都不能真正战胜对方，也都不堪战争的负担，于是在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和议，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逢节日或元昊生日另“赐”银绢；夏对宋称“臣”，双方确定榷场互市。宋夏和议自然引起辽的不满，辽夏间又经过一番战场较量和外交折冲，最终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

夏国的疆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虽有变化，但其主体基本稳定，东起黄河河套，含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大部，西至沙州（今敦煌），北达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沿今陕西横山、靖边、宁夏同心、甘肃兰州一线至祁连山南北。西夏建国，距党项内徙已经300多年，在这广大的地域中，居民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有党项人，这是夏国的主体民族，也是统治民族；汉族，是西夏主要的少数民族，约占西夏人口的20％左右[33]，由于他们大多是本地土著，而且文化程度最高，虽政治地位低于党项，却为统治阶层所重视；吐蕃，是夏国的又一个重要少数民族，从唐代吐蕃向河西地区扩张，加之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西部失控，使西夏境内存在了相当数量的吐蕃人；回鹘，本在蒙古高原活动，唐朝后期迁西域，西夏境内的回鹘是他们西迁途中留下的部分；此外，还有部分唃厮啰、铁勒诸部、契丹、女真等民族生活在西夏境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西夏境内还生活着中亚来此的粟特人。

粟特人从中亚徙来比党项人要早。党项人内徙时，粟特人在沙州（今敦煌）、凉州（今武威）及通向长安、洛阳一线，早已形成一系列胡商聚落。大夏国发祥地夏州、盐州等地，本就是唐朝安置粟特人的“六胡州”所在，特设为宥州。这些粟特人在西夏属诸“西番”之一，他们既有从事农业的，也有从事商业的，还可以做官[34]。尤其是粟特人的商业本能，为夏国的内外商业增添了活跃的因素。

从一个以牧业为主的民族，成为一个统治地域广大、居民以定居为主的国家，夏国的统治者必须建设自己的行政制度。元昊建立了中央官制，又建立了地方行政制度，把地方分设为30多个州[35]，这些州城大多在唐代已是重要居民点，对货币原本存在着相当的需求。然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关于西夏铸造钱币的片言只字，从宋至清初的钱币谱录，也都没有关于西夏钱币的记录。自清代以来，在原西夏境内，出土过多批西夏时代的钱币窖藏，数量都不少。从这些窖藏来看，夏国的货币流通主要是靠吸引外来钱币支持的，所以夏国严格限制钱币外流，以保证本国的钱币流通。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条文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诸人不允去敌界卖钱，及匠人铸钱、毁钱等。假若违律时，一百至三百钱徒三个月，五百钱以上至一缗徒六个月，二缗徒一年，三缗徒二年，四缗徒三年，五缗徒四年，六缗徒五年，七缗徒六年，八缗徒八年，九缗徒十年，十缗徒十二年，十缗以上一律绞杀，从犯依次当各减一等。

一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若违律时，多寡一律徒二年，举告赏当按杂律罪举告得赏。

一诸人由水上运钱，到敌界买卖时，渡船主、掌检警口者等罪，按卖敕禁畜物状法判断以外，其余人知闻，受贿则与盗分他人物相同，未受贿当与不举告等各种罪状相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七章“敕禁门”）

实际上，除吸引外国钱币和利用前朝钱币外，西夏早在第二代国主毅宗谅祚时代开始铸钱，一直延续到末期的神宗遵顼时代。所铸钱币有铜铁两种，铜钱且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钱文。

由于夏国没有自己的正式史书，后来元朝在为前朝修史时，虽然写了《辽史》《金史》，却没有撰写《夏史》，因而有关夏国的货币和货币流通的史料十分缺乏，研究西夏货币，对出土文物的依赖很强。关于西夏货币的出土文物中，一为钱币实物，这毋庸置疑；一为出土文献，这本十分难得；其余如碑碣、遗址、墓葬、建筑等，也非常重要，但往往比较零星。因而西夏的自铸货币直至很晚才为人们知晓。清乾隆间，梁诗正奉敕撰写《钦定钱录》，第一次收录了一枚西夏钱币“天盛元宝”。乾隆、嘉庆年间，正当中国史学界乾嘉学派形成，重新述史之作纷起。有感于正史中缺乏夏史，一些学者有志为夏国修史，洪亮吉有《西夏国志》、周春有《西夏书》、吴广成有《西夏书事》、张鉴有《西夏纪事本末》等。这些著作各有高下，流传亦各不同，但均使后世关注西夏的学者，有了依事寻踪的线索和便利。道光以后的金石学家们逐渐记录和收藏了一些罕见的汉文钱币，并得以确认为西夏钱币。

至于西夏文的钱币，其实早在南宋早期就已为宋人记录，但是宋人不识西夏文，不知道是什么钱，铸主是谁。洪遵《泉志》记为“梵字钱”，后世一般照抄此意。直到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在武威清应寺发现了一通石碑，碑阳碑阴各有铭文，碑阴汉文而碑阳是一种不识文字，汉字铭文有西夏崇宗年号“天祐民安五年”（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从而得知此类文字为夏国国字（后通称西夏文）。晚清民初，一些学者开始释读西夏文字，特别是1908—1909年间，沙俄探险家科兹洛夫在中国内蒙古黑城子（今额济纳旗附近沙漠中）发掘了大批西夏文书和文物，其中含有数种夏国字书和词书，番汉对照，大大促进了中外学者的西夏文研究。在西夏文字的研究过程中，西夏钱币（所谓的梵字钱）也成为重要的文字材料。今天可以确认的西夏文钱币即有上表所列5种。

1987年2月，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陶利苏木在毛乌素沙漠中发现一处西夏钱币窖藏，出土铜钱605千克，除流散部分外，保留有430千克。经过清理，共得清晰可辨的钱币115045枚。这11万余枚钱币的内容如下[36]：

目前已知的西夏第一种自铸钱币是第二位国主惠宗的福圣宝钱，最后的自铸钱币是神宗的光定元宝。陶利窖藏中的西夏钱币最早的是福圣宝钱，最晚的是乾祐元宝。乾祐是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距最后的光定钱铸行不过十几年。仁宗以后，蒙古开始了灭夏战争。战争反复进行多次，历20余年，西夏国亡。可知陶利钱币是西夏晚期的一个窖藏，所藏钱币反映的西夏社会时长约140年，因此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这个窖藏中，前朝各种钱币约占总数的17％强；占到窖藏约81％的，是北宋钱币。这大体符合几十年来所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的钱币比例。这批钱币中西夏自己的铸钱有2000多枚，其自铸钱币的比例显然远超契丹辽国。而自铸钱币中，数量最多的是天盛元宝。《宋史·夏国传》记：天盛十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正隆三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天盛之前，夏国虽然也铸造了一些钱币，但似乎并没有建立专门的铸钱机构，天盛年间忽然成立钱监，大规模铸钱，这是因为夏国受到了来自金国的经济压力。

《金史·食货·钱币》记载：“金初用辽宋旧钱……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冬十月，初禁铜钱越外界……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金灭北宋后，占据了中原广大的农业定居地，城市货币经济发达，钱币需求比之女真在北方大大增加，而南宋则严格管理钱币出境，于是金朝也开始禁止钱币出境，并开始自铸钱币。夏国原对北宋钱币依赖严重，宋朝南迁后，夏宋被女真人隔断，女真又禁止钱币出界，夏国不得不自己加强钱币的铸造，因而天盛钱币铸量大大增加。

夏金之间，货币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黄河河套地区，即内蒙古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和包头一带，屡屡发现铁钱的窖藏。这些窖藏所含铁钱数量很大，往往几十乃至几百千克，含钱币动辄以万数。钱币的内容，既有部分北宋铁钱，还有大量夏国自铸的铁钱，即天盛、乾祐两种。例如1980年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盐店乡被雨水冲刷出一个西夏铁钱窖藏，出土钱币1048千克，含钱币27万多枚，除去锈结的以外，字迹较清晰的183204枚，其中天盛元宝14058枚，乾祐元宝168131枚。《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禁敕门”有一条：“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等。若违律时，多寡一律徒二年，举告赏当按杂罪举告得赏。”可见在夏国境内铜钱和铁钱是分区流通的，而铁钱发现的地区正是夏国和金国的交界区，这显然是一种防止铜钱外流的措施。

作者评述：夏国钱币不仅数量上较辽国钱币为多，铸造也远较辽国钱币为好，其汉文钱币尤精。在出土发现中，即便是在举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光定时期（1211—1223年），还铸造了光定元宝篆、楷两体的对钱，品相极精[37]。这说明，西夏虽是党项的民族政权，也曾极力强调其民族意识，但党项从北朝时期内迁，在汉地经营数百年，国内的社会状态、民族成分、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早已深度汉化。马克思有句名言，常为人们引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38]我们还可以将这句话更引申一步：高度文明民族的文化，对周边较为落后的民族，总是起着强大的凝聚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