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通宝与日本行钱

十、开元通宝与日本行钱

日本列岛位于东亚大陆以东的大海中，其主体是四个大岛，最大的岛是本州，本州以北有北海道岛，以南有九州岛、四国岛，大岛周围有若干小岛。由于古代日本没有文字，其早期国家的历史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和中国史籍的记载。中国史籍中关于日本的正式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东夷列传》，通称其岛上居民为倭，“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所谓“国”者，当时只是一些氏族部落。但“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后汉书》记：“建武中，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在18世纪（日本江户时代），这颗金印在福冈县出土，证实了《后汉书》的记述。

大约在3—4世纪（相当中国的两晋时期），位于本州中部大和地区（以今奈良-大阪地区为中心）的部落强大起来，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一些大的部落仍常常向中国的皇帝朝贡、讨封。南北朝时期，中国史书《宋书》记载：“顺帝昇明二年（478），（倭国王武）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刘宋皇帝封武为使持节、安东大将军、倭王。这篇表文表明，此时的大和国家已经基本统一了日本的各主要部落。由于和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的联系密切，这时的日本提高了农业生产和冶铸的技术，并且开始使用汉字表达日本的语言。

这时的大和朝廷虽然“基本统一”了各主要部落，但是在朝廷内部，一些大的贵族豪族互相争夺朝廷权力；在各地，原来的各部落贵族仍旧统治着各自的部落民众，朝廷对各部的控制也仍然是松散的。593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朝廷中的苏我氏等豪族通过政变推出了第一个女王推古天皇[47]，以年方19岁的皇侄厩户皇子为摄政。

厩户皇子摄政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先是在推古十一年（603年，隋文帝仁寿三年）制定了冠位十二阶，相当于官员的品级，分为大、小“德”“仁”“礼”“信”“义”“智”（从冠位的名称上看，显然是受了中国儒学“仁义礼智信”概念的影响），这是打破氏族血缘制度，确立国家秩序的重要一步。第二年，厩户皇子又亲自起草了“宪法十七条”。这“宪法”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它强调了国家的君臣关系准则、臣僚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和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随即，朝廷向隋朝派遣了“遣隋使”，隋大业三年（607），遣隋使到达中国，向大隋递交了一份国书。这份国书开头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这使隋炀帝十分不快。《隋书·倭国传》说：“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炀帝虽然后来也派出了一位使节回访倭国，倭王也算礼遇了隋使，但此后隋倭之间也没有再来往。这次的国书事件是倭国要改变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表达自己是与中国平等的国家的信号。不久，倭国大王即自称为“天皇”，几十年后，日本声称自己的国家不再名“倭”，而改国号为“日本”，即日出之国，其实“日出”这个概念的观察角度仍然落在中国的国土上。

厩户皇子于推古三十年（622年，相当唐武德五年）去世，由于他对引进佛教和初建国家秩序的贡献，身后被谥为“圣德太子”。也由于圣德太子在日本建国史上的地位，日本银行成立之初就在纸币上设计了“圣德太子像”。

此时，前已派出的遣隋使、留学僧和留学生陆续回到本国，带来了大陆王朝先进的社会文明和国家政治的经验，赢得了很多青年贵族的倾心。朝中的一些贵族集团经过一系列争斗、政变，于645年（相当唐贞观十九年）推出孝德天皇，改元大化，从此开始了日本从氏族贵族专政的国家向所谓“律令制”国家转变的改革。这一改革在日本史上称为“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从645年开始，历经7代天皇，也历经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的反抗，还历经多次政变、动乱，乃至外交、军事风波，直到7世纪末和8世纪初（相当中国武周末期），才算完成，长达半个多世纪。“改新”的内容是通过一系列法令表现的，内容十分繁杂，主要的有：

废除所有贵族、豪族的领地和部民，土地全部收为公田，人民则为国家的公民（即公有身份之民，不是近代国家的“公民”概念）。

实行班田制，国家对公民实行口分田，公民对国家履行“租庸调”的义务。

改革官制，废除原由豪族首领控制的太政大臣、左右大臣等职务，设立天皇直接授命的太政官、大弁官和法、理、藏、兵、刑、民六官等职能部门。

重新制定官员的位阶和贵族的爵位，无论官员还是贵族，只能依阶位领取俸禄。

地方按照国、郡、里的等级设置行政区划，由朝廷任命国司、郡司、里长治理。(https://www.daowen.com)

重新建立与唐朝的国家关系，向唐朝派遣遣唐使、留学生。

文武天皇四年（武周圣历三年，700年），日本撰成新的法令，后来被称为“大宝令”；第二年完成“大宝律”。《大宝律令》的颁布标志着大化改新的完成，也标志着日本以模仿唐朝的方式，完成了从一个氏族贵族的国家向中央集权的、以律令规范秩序的国家的转变。

日本在大化改新过程中，看到了唐朝的先进，也看到了朝鲜半岛上新罗、百济等政权向唐朝学习取得的进步。同时朝廷也认为，持有金属和金属冶铸技术，是唐朝强大的重要因素，而日本当时还不能自己产铜，日本极少量的铜制品主要依赖于从朝鲜半岛进口（包括间接进口唐朝的金属制品）。所以，文武天皇在发布《大宝令》时，向全国发出呼吁，凡发现可供国内之用的山泽异宝、异木及金玉银铜彩色杂物，皆应向太政官申报，并且向全国各地派出了探矿使。

探矿使派出后，在西海岸的因幡国（今鸟取县东部）、东南部的周防国（今山口县东南部）等地都有矿脉的报告，而最有成就的是向东北方向派出的人员，他们走遍了从都城（藤原京，今奈良县橿原市）到今关东地区流向太平洋的每一条河流。他们中有从朝鲜半岛来和的“归化人”，掌握有探矿和冶炼的专门技术。他们从河流中淘砂，查看金属的痕迹，寻找矿脉。最终在武藏国（今东京都、琦玉县一带）的秩父郡（今琦玉县秩父市）的黑谷发现了铜的矿脉。他们并不止于贡献矿脉，而是在群马县的吉井町找到了从高句丽来的冶炼专家，终于炼成了精炼铜。

庆云五年（708年，相当唐中宗景龙二年）正月，当驮着铜锭的马队回到京城时，发布《大宝令》的文武天皇已经过世，他的母亲登基，称元明天皇。元明天皇见到日本自产的天然铜非常兴奋，称为“和铜”，为纪念这一事件，她命当年改元为“和铜”，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大赦天下，官员普加一阶，免除秩父郡的庸调……同时，立刻成立铸钱司，使用本国的和铜开始铸造本国的钱币“和同开珎”；营造新的京城。

和同开珎有形制相同的两种材质，一种为银，另一种为和铜。但是银钱实际只使用了一年有余就被废止，专用铜钱。和同开珎钱完全模仿唐朝的开元通宝，圆形方孔，肉好周郭，字体类似唐八分书，四个字中的“开”字更是完全套用了开元通宝的“开”字[48]。

当时日本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尽管大化改新在国家制度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原有的豪族控制的部族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并不能靠几个文件立刻改变。日本土地狭窄，海岸绵长，每一个部落都不能仅靠自己的生产维持生存，交易自古存在。但当时的交易的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即便利用中介，也往往是以大米或布帛当之[49]。和同开珎是由朝廷正式铸行的第一种货币，因而在日本的经济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和铜三年（710），新的京城建成，是为平城京（今奈良市）。平城京全仿唐朝的长安建成，全城以朱雀大街为轴分为东西两区，以纵横街道把城内分成72个街坊，只是全城面积只及长安的四分之一，可以看作小号的唐长安。由于新的都城建成，朝廷可以把中央政权的官员集中居住在一起，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和同开珎的铸行和迁都平城京被后世史家看作日本建成律令国家的象征。

天皇入驻平城京，在日本被称为“奈良时代”（710—794年）的开始。794年，日本再迁都平安（今京都），开始了平安时代（794—1192年）。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日本朝廷陆续铸行了12种铜钱：和同开珎（和铜元年，708年）、万年通宝（天平宝字四年，760年）、神功开宝（天平神护元年，765年）、隆平永宝（延历十五年，796年）、富寿神宝（弘仁九年，818年）、承和昌宝（承和二年，835年）、长年大宝（嘉祥元年，848年）、饶益神宝（贞观元年，859年）、贞观永宝（贞观十二年，870年）、宽平大宝（宽平二年，890年）、延喜通宝（延喜七年，907年）和乾元大宝（天德二年，958年）。

这12种钱币全部为方孔圆钱，在日本被称为“本朝十二钱”，也称“皇朝十二钱”，中国钱币界则习称“皇朝十二钱”。平安时代晚期，由于幕府势力的形成和宋钱的大量输入，皇朝钱币被禁止通行，结束了货币的仿唐时期。

作者评述：唐朝时，在中国的东亚周边，安南、菲律宾、高丽等都还没有建成独立的统一国家，只有日本，完成了独立建国的事业，这是日本铸造中国式铜钱的政治和社会前提。和同开珎不仅是日本形成律令国家的标志，也是中国境外使用汉式钱币的第一个独立国家，是中华货币文化圈开始形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