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朝的开元通宝
隋朝大业年间，炀帝屡兴大工大役，致使财政枯竭，又激化了贵族与农民的矛盾以及社会上层各不同集团的矛盾，激起了一些地方势力的野心。全国各地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武装反抗浪潮，有学者统计，有史可查的竟达100多起，这些反隋势力有农民的起义，有贵族的割据，有地方官员、军事将领的反叛，也有地方豪强的趁势发难。大业十二年（616），炀帝决定巡视扬州。炀帝曾经做过十年扬州总管，对扬州的繁华奢靡既熟悉又喜爱，为此，炀帝不惜惨杀劝谏他不要南下的官员，让孙子越王杨侗留作东都留守，带着大部分官员和警卫部队沿运河下扬州。
炀帝在扬州逗留，各路反隋斗争却如火如荼。为镇压反叛，大业十三年（617），唐公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渊祖上是北朝贵族，父亲是北周唐公。唐是山西地区的古称，只是李渊父亲被北周封为唐公时，太原还在北齐境内，这个公爵并没有实际的封土。李渊在北周时代已经袭爵，在隋历任州、郡官，大业十一年（615）被任为河东慰抚大使（河东指河东郡，今山西运城市境西部），进入山西。此时既被任为太原留守，李渊随即北上太原，以太原为自己的势力据点，符合他唐公的身份。然而李渊之志并不在做唐公。趁炀帝远在江都（扬州郡治，今扬州市），李渊于大业十三年六月募兵起事，正式加入到反隋浪潮中。
与各路反隋势力不同的是，李渊没有满足于割据一方，据地称王，起兵后他立刻向京师长安出发，且战且行，在关中起义势力的配合下，于当年十一月就攻占了长安。其时镇守长安的是炀帝的孙子，元德太子的长子、12岁的代王杨侑。因为元德太子早薨，李渊于是立代王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以小皇帝的名义，李渊进封自己为唐王、大丞相、大都督内外军事，全面掌控了长安的政局。
在江都的炀帝，得知全国的乱局，命在江南修建丹阳宫（在今南京），准备避难江南，引起了随行人员的不满。大业十四年（义宁二年，618年）三月，护卫炀帝的将军宇文化及和一伙随行文武官员缢死了炀帝，推炀帝的侄子秦王杨浩为帝，拥帝北返。
长安李渊得到消息后，立即以皇帝名义，演出汉代以来最为程式化的禅让故事，当年（618）五月就自己登上了皇帝之位，改元武德，封长子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正式建立了唐朝。
唐国虽已建立，实际势力仅及关中和河东（今山西中南部），当时的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反叛经过几年的争斗，或合并，或湮没，但仍是遍地烽烟，处处帝王，唐国离成为大唐帝国还很遥远。为了稳定和巩固唐国，李渊率领着他的儿子们进行了艰苦的统一战争。
武德元年（618），平薛举和李轨。薛举父子和李轨是唐国身边最切近的威胁。薛举是金城郡（今甘肃兰州）豪强，身任地方校尉。陇西遇灾，农民起事，薛举受命募兵镇压，乘机自立，先自称西秦霸王，立都于兰州，大业十三年称帝，迁都于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拥兵号称三十万，兵锋直指长安。李渊派秦王李世民为西讨元帅，西征薛举。此时，镇守西部诸将屡败于薛举，李世民来到前线，在折墌城（墌，zhi，今甘肃省泾川县境）与薛军对峙60余日，不许出战。薛军粮尽，唐军大举进攻，迫使薛军投降。
李轨是凉州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豪强，被任为当地军府官员。听到薛举起事，李轨遂在姑臧举兵，自称大凉皇帝，控制了几乎整个河西地区。武德二年（619），李渊以李轨部将为内应，促使凉州发生内变，执李轨降唐。李渊遂命李世民为雍州牧[1]、凉州总管、凉甘等九州诸军事，镇守京师和西部。金城、凉州威胁的解决，使唐国没有了后顾之忧，立刻转兵东向。
武德二年，唐东向的第一个目标是刘武周。刘武周行伍出身，骁悍善骑射，因功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任校尉。马邑是中原与草原民族突厥的交界地，边境重镇。大业十三年二月，刘武周杀太守起兵自据，联络突厥为后应，势力不断扩大，立国号定杨，突厥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刘武周自己即定杨皇帝位。武德二年，正当李世民西战薛军和李轨的时候，刘武周从山西北部大举南下。李渊从太原起兵时，留齐王李元吉为太原留守，此时李元吉不能抵挡，弃太原返回长安。唐将不能阻挡刘武周，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前军已攻下龙门（今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禹门口），直抵黄河。面对刘武周的强势，李渊甚至考虑放弃河东，秦王李世民说，“河东富贵，京邑所资”，不可放弃，挺身请战。李世民武德二年十一月率军过黄河，一路且战且进，经数十战，于武德三年（620）四月在雀鼠谷（山西中部北起介休经灵石至霍州间的山谷）大败宋金刚。刘武周震恐，逃回突厥，后被突厥所杀，河东（今山西）完全收复。(https://www.daowen.com)
武德四年（621），平定中原。中原最大的反隋力量是王世充和窦建德。起初，当宇文化及在江都弑帝的消息传到东都洛阳，洛阳诸官立刻把留守东都的炀帝孙子越王杨侗立为皇帝，在河南作战的王世充亦投靠了杨侗。王世充，西域胡人后裔，炀帝时为江都的守官兼江都行宫的主管，因为善于逢迎，又累次镇压反叛有功，深得炀帝信任。瓦岗寨农民军逼近洛阳，炀帝命王世充迎战。炀帝被弑后，王世充遂投东都杨侗。杨侗命王世充任纳言[2]、左翊卫大将军、吏部尚书，王世充则逐步掌握了东都大权，架空杨侗，迫使杨侗封自己为郑王。武德二年（619）四月，王世充逼杨侗禅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郑，成为中原较为强劲的割据势力。
李世民剿灭刘武周后，李渊立即命李世民攻王世充。王世充其时还有一个后援，就是窦建德。窦建德是漳南县（今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农民，大业七年（611）即聚众起义，屡败隋军，在乐寿（今河北省献县）称王，立国改元，国号大夏。宇文化及弑帝北上到河北后，被窦建德剿灭，窦建德声势更为壮大。李世民攻洛阳，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遂统兵10万，号称30万，来救洛阳。李世民部队围住洛阳，若窦建德来攻，将陷入被夹击状态。此时洛阳城内缺粮，兵民恐慌，李世民决定先破窦建德。唐军与夏军大战，窦建德被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此时北方各路反隋势力见唐军强大，多已纷纷降唐，至武德四年（621）七月王世充被俘，北方基本统一。此后，唐在江淮流域灭萧铣、辅公祏等武装已是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的事了。大唐帝国的形象逐步清晰起来。
为宣示统一初步告成，武德四年七月，长安举行盛大凯旋典礼。秦王李世民身披黄金甲，骑高头大马，身后齐王李元吉等25员战将率铁骑万匹，前后军乐队鼓吹，押着王世充、窦建德和缴获的隋宫车舆，浩浩荡荡来到太庙献俘，行饮至礼[3]。典礼后第三天，宣布天下略定，大赦百姓，免除租赋一年；陕、鼎、函、虢、虞、芮六州在战争中转运物资负担特重[4]，幽州因战乱长期与中原隔离，特别免赋两年。宣布当用的律令、格式，同时宣布废除隋朝的五铢钱，实行新的货币制度。高祖命欧阳询为新钱设计名称。
欧阳询为新钱设计的名称是“开元通宝”。这一名称十分合高祖的意。李渊因姓李，与老子李聃攀宗，所以崇尚道教。道教大量吸收《易》学思想，而《易》的开篇即是“元亨利贞”；中国最古字书《尔雅》，开篇释“元”，即“始也”；东汉《说文》首篇释“元”，也是“始也”。“开元”即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之意。“通”即“通行”，以今天的话说，是流通。北周铸造“永通万国”，即取此意，距这时不过40年。“宝”，即珍宝，宝货。用宝代指货币，既表明货币具有的价值，又显示了新货币具有的崇高地位。所以“开元通宝”的意思就是开创新朝、通行全国的货币。欧阳询和李渊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定名深得社会认可，此后千余年，历代货币都沿用了以“宝”字定名的做法。
◆开元通宝钱
新钱由欧阳询亲自书写，字体恭正，有人称二分含篆八分含隶，所以又被称为八分书。新、旧《唐书》说新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这与汉代以来名义上最好的钱是“重如其文”的五铢完全不同。尽管历代铜钱多以钱重为名，实际上钱重与“四铢”“五铢”“六铢”之类的钱铭早已不同，但观念上仍受着钱重的束缚。“开元通宝”虽然并不是名义货币，但它摆脱了以重铭钱的束缚，使政府增强了利用货币管理经济的能力。
事实上，历经700年世事更迭，隋唐的衡制与汉代早已有了很大的差别。据现代学者利用文献和文物进行的实测研究，汉代1斤约当今250克，则1铢约相当于0.65克，重如其文的五铢钱应为3.23克左右，实测西汉重如其文的武帝三官五铢钱，平均约为3.5克。《旧唐书·食货志》记唐代衡制“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秬黍是一种用于酿造祭祀用酒的黑黍，以秬黍为标准（秬黍同时也是制定度、量制和音律制的标准用品），但谷物的品质依时代、品种、地域、气候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差别。开元以后，政府下发了标准度量衡器。依据实物的实测，每两约42克，则1斤重于670克，已倍于西汉，1铢为1.75克。若仍称五铢，实际会重到8.75克。[5]而以唐制算，二铢四絫应是4.2克，实际测量唐前期的开元钱，每钱约在4克上下，十分相合，10枚钱大致相当于唐制1两。开元通宝“积十文重一两”，也就是每一枚钱重1/10两。由于计算方便，人们渐渐习惯了每10枚重1两的称量方式。至少到贞观时期，人们在习惯中已经开始使用一种新的衡制单位“钱”，而衡制的进位，也从过去的24铢合1两变为十进位的10钱合1两。
作者评述：李渊建元武德，正是群雄争立的时候，天下属谁，尚不明朗。武德二年（619），凉州李轨的谋臣曹珍说：“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奚啻一人！”这是以楚汉局势比喻隋末。楚汉之争时，韩信的谋士蒯彻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执此看法的非止一人。武德四年（621），王世充的右仆射苏世长被俘后对高祖说：“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唐征江陵萧铣，萧铣失败后也对高祖说：“隋失其鹿，天下竞逐。”可见其时人人可为王是群雄的共识，也是社会的现实。但是天下终为李渊所得，是李渊有着高出群雄的见识。逐鹿群雄忙于割地自据，称王称帝的时候，高祖在武德二年即说：“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当年，他开始实行租庸调法。尽管当时的租庸调只能行于关中（或加上山西中南部），但对稳定农民，保证军需后勤起到了重要作用。武德四年，大赦百姓、开科取士。武德七年，制定新的律令、新的官制，行均田制，一切都以恢复国家正常秩序为务。制定新的货币制度，正是这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也只有在北方几个大的割据势力消除后才得以准备和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