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疆

一、新疆

叶尔羌

叶尔羌是察合台后裔在东察合台汗国衰落、分裂后建立的一个汗国，其疆域最盛时包括今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周边和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其核心地区是哈实哈儿（今喀什）、鸭儿看（今莎车县）[62]、于阗（今和田）、阿克苏一带，即塔里木盆地的西部，首府是鸭儿看。

东察合台汗国（见本书《元朝篇·事纪》第三节“察合台汗国”）后期，居于首都阿克苏的汗王已不能控制所属的各个部族，各个部族或部落之间，今天结盟，明天背盟，互相争战，互相联姻，互相报复，互相收容，又互相吞并。19世纪著名的英国学者亨利·玉尔描述这一时期：“在大约一百二十年期间，察合台的后裔或亲属据有汗位的算下来不下三十人；实际上，政变、废黜、谋杀和篡夺的事件似乎一桩连着一桩，其次数的频繁，即使在亚洲政治上也是罕见的。”[63]

当年随察合台来西域的8000户中本就有一些原系突厥的部族，加之西域本地存在的突厥系部族，西域各蒙古部族的血统事实上已经越来越突厥化，加之改宗了伊斯兰教，从察合台后裔的姓名用词上也可以看出，这些蒙古部族也已经伊斯兰化了。不管这些部族如何突厥化，如何伊斯兰化，如何各行其事，以察合台后裔的父系传承的汗王，仍然是他们名义上的宗主。即使是在塔里木周边保持着强大势力的朵豁剌惕部族，也仍然要向阿克苏的汗王缴纳赋税、提供贡献、按照汗王的要求派兵出征等。

这一时期的朵豁剌惕部族已经发展得十分庞大，他们把哈实哈儿（今喀什）作为自己的世袭领地，实际操纵着汗国的政治。他们的族人在鸭儿看、于阗、阿图什、阿克苏等地自称异密，而哈实哈儿的异密则是“异密之异密”。他们和阿克苏的汗室联姻，以此操纵汗王，而异密间又各有倾向，以至异密间内乱不断，被操纵的汗王又互相争战。在此期间，一个出身于鸭儿看的朵豁剌惕部族的异密阿巴·癿乞儿[64]打败了汗王，攻占了哈实哈儿，于1480年（明成化十五年）自称速檀（今译苏丹），建都鸭儿看，控制了几乎整个汗国。他统治汗国时，国内相对安定，经济有一定发展。但是他对民众使用暴力统治，被称为“暴君”，西域地区的其他汗国因他不是察合台后裔，也很反对他，他终于遭至被推翻的下场。

推翻阿巴·癿乞儿的是正宗察合台后裔，东察合台汗国的第一任汗王秃黑鲁·帖木儿的第九世孙速檀·赛德汗[65]。赛德汗出生于阿克苏，少年时到西部察合台汗国，参与了西部的内战，历尽坎坷，中年后逐步积蓄起自己的力量。据说赛德汗品学兼优，人品高贵，谈吐文雅，气概英勇，慷慨仁慈，心胸开宽。由于少年时的经历，他突厥语、波斯语都很好，而且热爱艺术，喜好音乐。1514年（明武宗正德九年），在赛亦德·马黑麻·米儿咱（阿巴·癿乞儿的兄弟）叔侄等人的帮助下，赛德汗率部攻击哈实哈儿。阿巴·癿乞儿从鸭儿看赶往哈实哈儿抵御，却被打败，最后逃往于阗，在山中被打死，赛德汗夺取了汗国的控制权，在鸭儿看建立新的汗国，即为后世所称的叶尔羌汗国。

赛德汗在位19年，在对退摆特[66]扩张“圣战”不利后，回军途中因高原反应身亡，年仅47岁。此后由他的儿子拉失德继位，汗国的汗位一如西域历朝蒙古汗廷一样，交替之时充满了争斗、密谋和血腥。叶尔羌汗国存在近166年，清康熙十九年（1680）亡于北方的准噶尔部。其汗统大致如下（“大致”者，其间还有若干匆匆夺位又匆匆失位的贵族，不计）：

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发生了很大变化。察合台汗国建立，在蒙古人中就存在着两种发展方向。一部分蒙古人始终以蒙古传统为生活方式，坚持把占领地区作为游牧地，把农田绿洲放荒作为草场；另一部分人羡慕绿洲农业区，特别是城市生活方式，喜欢起盖房屋、宫室，注重农业、水利。东察合台后期，各个绿洲城市的异密们各行其是，互相攻击，对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阿巴·癿乞儿又命把各绿洲的农田改作了牧地，蒙兀儿的都城阿克苏几乎夷为平地。叶尔羌汗国的建立，重新树立了中央集权的制度，重新分配了土地，鼓励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使叶尔羌时期有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叶尔羌的疆域一度东到今新疆的吐鲁番、哈密，西到今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纳盆地，势力南达今克什米尔地区，在疆域内促进了物资交流和商业发展。哈实哈儿、阿克苏、鸭儿看、于阗等城市都是著名的商业城市，有庞大的巴札（市场）。但是人们始终不了解叶尔羌国的货币状况。虽然在文献记录中，叶尔羌是自行铸造货币的。比如米儿咱·海答儿亲自记录了受命攻取克失迷儿（今克什米尔）后向赛德汗的贡献：“我把克失迷儿带来的珍宝放在汗的面前作为贡物，此外还有铸着他的名字的金币和银币。”[67]然而人们却不能确认叶尔羌汗国的货币，更不曾见过铸有汗王名字的金银币。20世纪90年代，本书作者也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的喀什、莎车、和田等地做过货币调查，当地的钱币收藏者也不能确认叶尔羌汗国的货币。只有一种小铜粒，呈直径不足10毫米的短圆柱状，两端有明显的带纹样的打压痕迹，被收藏者称为“筷子头”，尚无法肯定它的属性。

近年来，通过新疆钱币收藏者和中外学者的努力，终于发现和确认了一些叶尔羌汗国的货币材料。据报告，这些材料大多数是“一种俗称雅尔玛克的红铜质无穿打压钱币，钱文为察合台文”[68]。这些钱币的直径为15～18毫米，厚多为2～4毫米，重5克上下。钱币的打造都比较粗糙，钱模一般都大于钱坯，加之打造时锤头不正、用力不匀，所以打成的钱币大多币文模糊不清。经用多枚同型钱币拼合，可以辨认出一些文意。钱币正面一般为察合台文（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当地语言），铸主，拉丁转写成fulus（钱币）某某某（铸主）。铸主可以认出的有“赛德”“拉失德”“马黑麻”“阿布都拉”等名字，有的还赘有希吉莱年号。但除了赛德、拉失德在诸汗中尚属唯一，其他名字如没有更多证据，还不能与特定的人物和具体年代对应起来。又加以年号打印常常模糊不清，更增加了辨认的不确定性。背面除有的为一些花纹外，有的可以认出“Dhurb Yarkand”（“在鸭儿看打造”之意）字样。

除此之外，还有两类小铜粒，一类即前文提到的所谓“筷子头”，一类更小些，且被打制成长方、棒槌、长条等种种不规则形状，但多打有看不清原形的钱纹。有研究者认为是民间日常小额找零用的。还有报道说曾收集到叶尔羌的银币。叶尔羌的货币研究，无论实物收藏，抑或历史研究，都还有待深入。

准噶尔

明清之际，天山以南是叶尔羌汗国，天山以北则是西部蒙古的势力范围。

明朝建立后，占领中原的蒙古人回到北方草原，蒙古各部陆续分化，永乐时期，蒙古中的斡亦剌部强大起来，占据了大漠[69]南北，明朝称其为“瓦刺”。瓦剌向明朝朝贡，与明朝互市，一度强大到在“土木之变”中俘虏了明朝皇帝。到明朝后期，蒙古“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系）和东部蒙古再次兴起，后结盟于东北女真，迫使瓦剌部向西迁徙到阿尔泰山以西地区。女真（后称满洲）将西部的瓦剌称为“卫拉特”或“厄鲁特”。斡亦剌、瓦剌、卫拉特、厄鲁特，都是蒙古斡亦剌惕部的蒙古语Oyirad在不同历史时代、由不同人群转写的译音，史家或直称西蒙古。

卫拉特蒙古的先祖斡亦剌惕是原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70]，操蒙古语的部族，成吉思汗兴起后，与成吉思汗家族结成“安答”（即结盟），与成吉思汗后裔结成姻亲。迁到阿尔泰以西以后在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地区内游牧，逐水草而居。明代的西蒙古主要有四大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号称四卫拉特。四卫拉特的盟主本是和硕特部，和硕特的先祖是成吉思汗的弟弟，血统高贵，实力强劲。到17世纪，准噶尔部强大起来。在准噶尔的挤压下，土尔扈特的大部远走伏尔加河下游[71]；和硕特部南走青藏，其首领固始汗后来成为西藏的掌权人；杜尔伯特部衰落而分散，一部分随土尔扈特远走伏尔加，一部分归入准噶尔，其余的分散游牧，已形不成强势。天山以北因此竟成准噶尔一部独大的态势。

准噶尔汗国的第一位汗王是噶尔丹。噶尔丹是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出生于1644年，这一年在内地正是天翻地覆的一年，先是李自成的大顺朝攻进北京城，明朝灭亡；紧接着大清朝的军队又进驻北京，大顺朝流星般闪过历史；清朝军队忙于南下征服中原，尚无暇顾及西北（东蒙古早已归顺大清）。噶尔丹一出生即被认为是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因而13岁时被送到西藏，先到后藏在班禅门下学习5年，班禅圆寂后又到前藏向达赖学习5年，被达赖五世授予“呼图克图”[72]的称号。康熙六年（1667），噶尔丹已成为一个青年活佛，学成回到准噶尔。康熙九年（1670），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的兄长僧格被另两位异母兄杀死，准噶尔陷入内讧。达赖得知消息，立刻批准噶尔丹还俗，平息叛乱。噶尔丹得达赖支持，娶了亡兄的妻子，以活佛兼哈敦丈夫的身份继位为准噶尔首领。达赖喇嘛也授予噶尔丹洪台吉称号和印信。康熙十八年（1679），噶尔丹打败和硕特首领，控制了杜尔伯特等部落，请命达赖喇嘛，得以称“博硕克图汗”，最终形成了准噶尔汗国。

第二年，噶尔丹就向天山南部进军，派出12万骑兵，在天山南部宗教势力的帮助下，囚禁了叶尔羌汗国的汗王，结束了叶尔羌汗国在天山南路的统治。但是噶尔丹直接统治天山南路还是有困难的，天山南北分属完全不同的宗教势力。天山以南的叶尔羌早已伊斯兰教化，与畏兀儿等突厥系民族产生了极深的血缘融合。而天山以北的厄鲁特蒙古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于是噶尔丹扶持南疆的和卓[73]伊达雅图勒拉为王，称阿帕克和卓。准噶尔在南疆各地派驻官员，督促税收；南疆和卓即须向准噶尔汗王缴纳赋税和贡献。

噶尔丹称汗后，就向清朝上疏朝贡，请求清朝承认取得卫拉特蒙古首领的地位，并册封其汗位。康熙皇帝确认了噶尔丹对卫拉特的管理，接受了他的贡物，却并不承认他的“汗”位，不予册封。噶尔丹一面希望获得清朝皇帝的承认，一面又同沙皇俄国勾结，企图进一步扩张势力。在沙俄的支持下，噶尔丹率部众一面向西扩张，接着又攻击东蒙古喀尔喀部（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甚至南下扩张到漠南蒙古，直逼关内。康熙皇帝决心解决这一边患，三次御驾亲征。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第三次亲征，经榆林，横穿鄂尔多斯，渡过黄河，坐镇宁夏府（今宁夏银川市）指挥，大败噶尔丹部众，迫使噶尔丹死于科布多阿勒泰山下[74]。

噶尔丹带兵东向后，天山北路为噶尔丹的兄长僧格的儿子策妄阿拉布坦控制。噶尔丹败亡时，策妄阿拉布坦曾劫夺噶尔丹的骨灰和女儿、妻子，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康熙得知后，严令策妄阿拉布坦交还噶尔丹骨灰和妻儿，策妄阿拉布坦只得服从，于第二年送还噶尔丹骨灰，康熙四十年（1701）解送噶尔丹的女儿钟齐海到京[75]。(https://www.daowen.com)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天山北路势力最强者。他向康熙上疏请求把噶尔丹的余部归于自己；又以强力收服了留在天山北路的土尔扈特部众；向西扩张到哈萨克，向南向青藏扩张势力，不但接收了噶尔丹在天山南北的全部权力，还有掌控西藏的野心。康熙对策妄阿拉布坦的动向看得很清楚，由于对准噶尔的战争刚刚结束，西藏事务也要处理，所以除断然阻止策妄阿拉布坦染指西藏外，还是保持了和卫拉特蒙古的友好关系，允许朝贡、建立互市。

此时，清朝对漠南和漠北蒙古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取消了原蒙古诸部的首领制度，给各王公以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爵号，但属地却建为盟、旗，设盟长、旗长管理。但是，由于卫拉特蒙古地处遥远，康熙采取了羁縻的政策，允许各部自主管理，承认了四部盟主的洪台吉地位。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拉布坦死去，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洪台吉位。策妄阿拉布坦父子对天山南北的卫拉特四部的社会组织加强了改造完善，设了若干鄂托克和昂吉。鄂托克是在一定地域内游牧形成的居民结合体，平时须承担税赋，战时须承担兵役。人数较少的形成昂吉。昂吉设小台吉管理，鄂托克设台吉管理。盟主则是洪台吉。

天山南路因为是农业区，又信仰伊斯兰教，策妄阿拉布坦采取了由和卓们管理的办法，汗国只是派驻官员，负责督催税收。由于农业区的商业发达，原有货币流通，于是在南路铸行了一种新的货币，称为“普尔”（pul）。噶尔丹策零继位后也继续打造普尔钱，不同的只是钱面上的文字。这种普尔钱很小，通长只有17～18毫米，一端圆一端尖，呈桃核形状，民间常称为桃仁钱。钱币厚达4～5毫米，重6～8克。策妄阿拉布坦的普尔正面使用托忒蒙古文，写明“策妄阿拉布坦”（缩写）。托忒蒙古文是卫拉特蒙古在原回鹘式蒙文基础上，根据西部蒙古语言特点创制的一种文字。背面使用察合台文，这是一种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蒙古文，内容与叶尔羌钱币背面相同，为“叶尔羌打造”[76]。噶尔丹策零的普尔在正面则直接使用察合台文：“噶尔丹策零”。

普尔钱主要在天山以南流通使用。准噶尔首领任命官员在南路收税时，虽也以钱币计算，实际是折成实物收缴，运到北路[77]。噶尔丹策零死后，12年间，准噶尔首领内讧不已，四易其位，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准噶尔最后的首领阿睦尔撒纳败亡。这些后来的首领亟亟于争夺洪台吉之位，没有再铸新的钱币，准噶尔普尔钱只见有策妄和噶尔丹策零两种。

新疆的制钱和红钱

乾隆十七年（1752），准噶尔第一代汗王噶尔丹的侄曾孙（噶尔丹弟弟的曾孙）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当上准噶尔的洪台吉。其实阿睦尔撒纳支持达瓦齐只是一个策略，他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准噶尔的洪台吉。所以不久他就和达瓦齐公开反目。

阿睦尔撒纳的身世十分奇特。他是和硕特部人，是统治西藏的固始汗的后裔，是西藏的拉藏汗的孙子。准噶尔洪台吉策妄阿拉布坦为染指西藏，招赘拉藏汗的长子丹衷为婿。丹衷入赘后不久，拉藏汗在西藏废黜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向清廷报告说仓央嘉措是假达赖，另立达赖喇嘛。此事引起西藏和青海的蒙、藏人民的极度不满。在天山北路的策妄阿拉布坦以此为由，派兵占领西藏，杀害了拉藏汗，在西藏大肆抢劫。康熙命十四子允禵为大将军，平定了准噶尔的西藏之乱，册封新的达赖喇嘛，赶走了准噶尔兵。策妄阿拉布坦入藏失败，遂将女婿丹衷杀死，把女儿改嫁给了辉特部首领。但此时策妄的女儿已经怀有丹衷的遗腹子，最后出生在辉特部。这个遗腹子就是阿睦尔撒纳，他同时具有了出生于辉特部、准噶尔外孙、和硕特亲子三重身份。

怀有三姓血统的阿睦尔撒纳生性狂野，为利无义。与达瓦齐反目后，被达瓦齐打败，决定内附投靠大清。乾隆十八年（1753），阿睦尔撒纳率本部4000户2万余人进入喀尔喀，乾隆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安置在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

准噶尔部的内乱，给天山北路各地的牧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很多部落不得不内迁。这一年，杜尔伯特部的首领车凌、台吉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率属下3000余户一万多人内附，史称“三车凌内徙”。内徙后，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封首领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乾隆在澹泊敬诚殿亲自召见三车凌，详细了解天山南北的情况，又在万树园大摆筵席，连日开宴，演练武功。乾隆的热情、大清的强盛，使三车凌深受震憾和感动，向乾隆全盘托出了准噶尔内部的各种情况。此后，又有一些部落内徙，使乾隆下定了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决心。

乾隆十九年五月，乾隆下谕：

伊（按指准噶尔汗国）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猝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况伊之宗族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投诚，至万有余人，亦当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所有明岁军兴，一应粮饷兵丁马驼，均应豫为筹画。（《清高宗实录》卷四六四乾隆十九年五月壬午）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上谕，信息量很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卫拉特蒙古对国家西部的安定造成了很大困扰，自康熙平定噶尔丹以来，数十年未能彻底解决；三车凌的内徙为乾隆提供了西部的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乾隆敏锐地抓住了解决西部问题的最好时机，“再四思维”，所谓“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仓猝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解决卫拉特以后，处理西部问题已经有了初步规划，即一方面安置内徙各部落的游牧地，一方面“众建以分其势”，建立新的行政管理制度；西部用兵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时机、调兵、粮饷、运输等提前“豫为筹画”。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军分北、西两路，兵锋直指博罗塔拉（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北路从乌里雅苏台出发，阿睦尔撒纳作北路先锋；西路从巴里坤（今新疆哈密市）出发，三车凌随队效力。由于西域各族人民早已厌倦战乱，沿途各部台吉纷纷归附，四月，两路大军就会师于博罗塔拉。达瓦齐出逃，清军紧追不舍，在格登山（今伊犁市昭苏县）激战，终于俘虏了达瓦齐。

剿平达瓦齐令乾隆十分兴奋，亲自撰写《平定准葛尔勒铭格登山之碑》，该碑至今立于新疆伊犁昭苏县中哈边境上。同时，乾隆开始实施他的各部“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的行政改造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重新划分卫拉特蒙古各部的游牧地域，近年内附的各部落也安置回天山北路；卫拉特四部不再设洪台吉，每部各设一个汗，分别受朝廷辖制，各部内的台吉之类小首领、官员，按朝廷已定官制授予各个不同名号。

这个计划的实施令阿睦尔撒纳十分不满。他原以为攻灭达瓦齐，他就可以称洪台吉，独领四部了，却不料乾隆完全将他排除在西域之外。随军进入西域的阿睦尔撒纳在西域展开了一系列活动，招降旧部，派人四处散布西域无阿睦尔撒纳不行之类的谣言。乾隆对阿睦尔撒纳早有警惕，此时清军大部已经开始撤回，乾隆遂命阿睦尔撒纳入觐承德，准备在阿睦尔撒纳回归途中解决他。阿睦尔撒纳感觉情势不对，中途返回伊犁，发兵攻杀防守伊犁的定北将军等人，正式反叛。乾隆得讯，立刻命清军二次入疆，围剿阿睦尔撒纳。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睦尔撒纳兵败逃亡俄罗斯。清廷多次照会俄罗斯，要求交出阿睦尔撒纳，俄罗斯准备以此作为政治干涉的资本，将阿睦尔撒纳隐匿起来。无奈阿睦尔撒纳在俄罗斯竟死于天花，俄罗斯方面不得不将他的尸体交还给了清朝。

这时，原曾被准噶尔拘禁在伊犁的两个天山南路的和卓，趁北疆战乱，跑回天山南路，纠集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地的维吾尔上层发动叛乱。清军再发大兵，历时两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彻底平定了西域。为此，乾隆取“故土新归”之意，把西域定名为“新疆”。接受这几年变故的经验和教训，乾隆重新制定新疆的管理办法，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管全疆的军政、民政事务（除阿勒泰地区属科布多大臣管辖）。在伊犁、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等地设参赞大臣（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后由办事大臣改设），其余如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和阗等城，设办事大臣。每城均驻有兵员不等的满营、绿营（汉兵营）等驻军。一些较小的城则设领队大臣，同样驻有部队。北疆的游牧民族与内地蒙古一样，实行札萨克制，赐以王公头衔；各城市则实行州县制。南疆的各城由朝廷派流官管理，宗教人士不得干预民政。所有官员都受伊犁将军节制。

改革行政制度后，乾隆相应地改革了新疆的货币制度。由于北疆地区原属卫拉特蒙古的游牧区，当地在准噶尔部统治下，顽强地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惯，只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换传统，并不铸造货币，所以最初的货币改革只在南疆实行。改革的内容是，收缴南疆通行的原普尔钱，改铸为与内地一样的“乾隆通宝”。只是由于南疆人民从汉代以来就习惯用红铜，新乾隆通宝也用红铜铸造。钱币的背面穿孔的左边是满文“叶尔羌”，穿孔的右边是维文叶尔羌。因为普尔钱是手工打制的，而新钱是铸造的，这此，特地从陕西调了一些铸钱工匠到叶尔羌指导铸钱。谁知汉族工匠既不大懂满文，又不大懂维语，将满文Yarkand照猫画虎写成了Yerkim（叶尔奇木），待发现改铸时，“叶尔奇木”乾隆通宝已经流向市场。所以后来叶尔奇木乾隆通宝钱竟成了稀品。因为南疆钱币用红铜铸造，所以被称为红钱。红钱只在南疆流通，与黄铜制钱的比值为1∶5，即如有人从内地带入制钱，必须以5枚才值红钱一枚。

北疆地区，由于行政制度的改革，大批内地兵丁入驻，带来大量铜钱，加之新疆设置州县后，城市发展，汉族人士也逐渐大量入疆，铜钱流入渐多。从乾隆四十年（1775）起，在伊犁设立宝伊局，开铸制钱。不同的是，北疆所铸，都用黄铜，取与内地一样的形制，背铸满文宝、伊字样。

白银在新疆也可流通，但以银两计价。原以普尔钱50普尔当一腾格[78]，开铸红钱后，几经改易，后改为100文合银一两。实际上钱银比价也是依市场情势时时变动的。

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乾隆又发出上谕：“内地鼓铸钱文，自顺治年间以来，俱随年号字样铸造。至叶尔羌等处，向来行使准噶尔腾格钱文。自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后，将所有准噶尔旧钱销毁，另行颁式，铸造乾隆通宝钱文，极为利便。回部各城系朕开拓抚定之区，国宝流行，遵奉朕乾隆年号，该回人等所当万年敬守。及我子子孙孙亦当万年遵行，不便照内地钱文随时改铸。将此谕令各回部办事大臣记档，永远恪遵。‘不必改毁另铸’之旨并谕户、工二部一体存载，垂为成宪。”也就是说，乾隆命南疆红钱以后不论年号如何改变，永远只铸“乾隆通宝”。这一方面是乾隆有新疆“系朕开拓抚定之区”的自得自傲心理，另一方面也是南疆地处遥远，当地人民不谙汉文，频繁改铸文字易使社会上产生疑惑。不过这一规定在嘉庆时被做了变通，乾隆钱固然继续铸造，但也同时开铸了嘉庆通宝。有此先例，红钱就产生了许多变化，这已是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