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合台汗国

第三节 察合台汗国

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及其后裔在西域控制的土地被称为察合台汗国。汗国跨元明两代,汗国地域内铸行的货币,流通区域十分广大,从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即河中地区起,向东直到今天新疆的东部。

蒙古民族崛起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亚,葱岭东西迅速成为蒙古帝国的疆域。面对远比蒙古原来的游牧地广袤的新的国土,成吉思汗的管理办法是诸王出镇。成吉思汗妻妾甚多,但成为“后”的只有四人,而长后所生的四个儿子享有最高的地位和特权。这四人是: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幼子拖雷。按照蒙古族幼子守家的传统,漠北草原将由拖雷看守;长子术赤分得的是从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下游以北,向北方“尽鞑靼马蹄所及之地”。后来术赤在征战中死去,儿子拔都的马蹄一直奔踏到俄罗斯。三子窝阔台分得的土地是从阿勒泰山、额尔齐斯河向西到今巴尔喀什湖之间。由于成吉思汗决定由窝阔台继承自己的汗位,这个分地实际交由他的儿子贵由管理。次子察合台分得的是从畏兀儿地的西部边界(约当今焉耆一带)向西“至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和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42],即中亚最为富庶的河中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诸子所得分地并不是可以独立的汗国,皇子们仅是带领部众在外驻镇,所驻西域绿洲城邦的地方民事,则仍由大汗派官员管理。成吉思汗为镇边诸子分配了带领的部众,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统属蒙古的各个部落,其中既有原属蒙古的部落,也有统一过程中收服的乃蛮、克烈等部众。察合台出镇西域,据《蒙古秘史》记载,“察阿荅牙(按即察合台)八千每百姓与了”(波斯史家记为四千)。所谓“八千”,并不是8000人,每人代表的是一户,出镇时是携家带口,牵牛赶羊来到西域的。这8000户往往分属不同的部族,后来发展成为当地不同部族的势力。

察合台负责镇守的西域,起初并不包括畏兀儿部。畏兀儿在今吐鲁番所建的高昌回鹘国,在成吉思汗开始西征时就表示了降服,得以完整保留下来,归大汗直接管辖。当忽必烈统治中原后,在这里设置过畏兀儿等地交钞提举司,与中原一样流通元朝的交钞。而在畏兀儿以西的地面,又有游牧草原和农业绿洲城邦的区分。游牧地属察合台管理,称为“禹儿惕”(yurt),察合台在阿力麻里城(今新疆伊犁市霍城境内,已不存)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兀鲁朵(即宫帐)。至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和中亚河中农业区诸城市,则由成吉思汗派遣的牙剌瓦赤管理。这个牙剌瓦赤,全名马合木·牙剌瓦赤,《史集》说他是一个“撒希卜”。撒希卜在伊斯兰教中的原意是圣门弟子,受过穆罕默德教诲的人,后世用于称伊斯兰坚定的传教人,也用于称呼掌握权力的“丞相”。

马合木·牙剌瓦赤是花剌子模人,花剌子模和河中诸城市早在八九世纪大食占领河中地区时,已逐渐伊斯兰化。侵入中亚的蒙古人,多数都目不识丁,少数贵族可以借助回鹘文字书写的蒙古语交流,但管理城市,统计赋税,对他们来说,是道极大的难题,不得不依赖文化程度远高于蒙古人的当地人。蒙古征服花剌子模时,牙剌瓦赤被成吉思汗收用,很得赏识。察合台在四兄弟中,算是一个有点文化的人,能够处理汗国的法律事务,这方面成吉思汗也要依赖于他。察合台也很欣赏牙剌瓦赤,所以,以牙剌瓦赤管理农业区和城市,察合台驻守牧区,在度过了征服最初的杀戮之后,西域的局势渐渐平静下来。但是,1227年,成吉思汗在灭西夏的时候崩逝,蒙古汗国的内部逐渐产生了裂痕。

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曾一再用折箭的故事告诫诸子,要团结一致。他指定三子窝阔台做继承人,除老大术赤外,察合台和拖雷都没有意见。术赤虽然是老大,因为兄弟间存有芥蒂,所以一心向着钦察方向发展,甚至死在了成吉思汗之前,成吉思汗命他的儿子拔都继承了术赤的地位,拔都是无法与叔叔们争执的。在窝阔台继位的忽里勒台大会期间,察合台听取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带领弟弟和侄儿们向窝阔台跪拜行臣子礼。蒙古过去从无君臣之礼,除尊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外,兄弟之间都很随便,有了察合台这一拜,才确立了汗国朝廷的尊卑上下之规。

忽里勒台大会以后,察合台仍然回到阿力麻里。他虽然拥护窝阔台,却对不能掌控绿洲和城市地区心有不甘。《史集》的《察合台传》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种微妙的关系:察合台自认是西域的镇守,他改任了河中地区某州的长官,牙剌瓦赤立刻向窝阔台直接报告了此事。窝阔台发来一道圣旨诘问察合台,察合台只得向窝阔台写了一份检讨书,说“我考虑不周,轻举妄动,既然合罕命令我写出来,我就把这件事写了出来”。窝阔台知道察合台的支持对自己有多么重要,所以他回信表示接受察合台的道歉,并且很宽宏大量地把这个州封给了察合台。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察合台把牙剌瓦赤找来,痛骂了一顿。牙剌瓦赤于是找到了察合台最为信任的两个辅臣之一、汉人维即儿[43],私下对他说,我是合罕(按指窝阔台)的官员,不得大汗同意察合台是不能杀我的。但是如果我向合罕控告你,合罕很容易杀你。你最好到察合台那里为我劝解一下,否则我要向合罕告发你(大概自作主张这件事是维即儿的主意),让他处死你。维即儿只得在其中做了和解工作。最后的结果是,窝阔台把牙剌瓦赤调回中央,命他负责汉地的工作。但是窝阔台并没有放松对农业地区的控制,他让牙剌瓦赤的儿子接替了其父的职务,察合台也只能接受。

牙剌瓦赤父子是对西域绿洲很熟悉而且很会处理问题的官员。西域绿洲,特别是河中地区如撒麻耳干、不花剌等城市,历经波斯、突厥、大唐、大食、契丹、乃蛮等势力控制,民族成分繁多,宗教形态各不相同,情况特别复杂。被蒙古征服后,整个农业地区除成为蒙古帝国的财产外,有部分绿洲城邦和居住在这些绿洲城邦中的居民,作为分地财产分封给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成员。蒙古人在漠北草原时,分配战利财产很简单,直接按比例收取封地上的牛羊。如今蒙古帝国占领了广大的地域,每占领一处,都会给贵族们分配分地。然而这些贵族的居住地其实并不在所分配的分地上。譬如,在中原地区就有术赤的分地,而术赤却早已远征斡罗斯(今俄罗斯,术赤死后分地由儿子继承);河北的真定(今正定)是庄圣皇太后的分地,太后却住在漠北草原;等等。同样,在河中地区,这些显贵也有他们的分地。这些遥远分地上的财产,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天高皇帝远”,难以用牛羊、农产品之类的东西缴纳。为收取这些财产,管理地区的官员往往予取予夺,当地居民不胜其苦。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记录了牙剌瓦赤在河中地区的经济政策:

赋税应按丞相牙剌瓦赤在河中采取的方法来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忽卜绰儿税,按照它,每人一年的缴纳是按他的财富和交纳能力来决定,并且在缴纳了这个规定数目后,在同一年内不得再找他,也不得给他摊派。一个富人每年应被征收十个的那,如此按比例降至一个穷人为一的那。(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下册)

这是河中地区的“邻居”伊利汗地区提出向牙剌瓦赤学习的记述。河中的赋税征取未必是10个或1个“的那”,但按财产用货币缴纳是肯定的。所谓“的那”即dinar,今通译“第纳尔”,是由大食(阿拉伯)最先打制的一种金币,阿拉伯帝国分裂为各个地方政权后,这种形制的钱币仍为各地继承,即以阿拉伯字母为打制钱币的文饰。自八九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是河中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居住在撒麻耳干、不花剌等城市中的粟特、汉、突厥等民族早已接受了伊斯兰教,使用着阿拉伯式的钱币。在俄罗斯发表的几枚钱币可以支持这种看法。这种钱币的正中,一面用阿拉伯文写着打制地点“不花剌钱币”,另一面则是汉文,有的是“课”字,表示赋税;有的写着“不花”,有俄罗斯学者认为是不花剌城的简称[44]。这是当地缴纳赋税的钱币。

窝阔台十三年(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窝阔台和察合台相继辞世。五年后,窝阔台之子贵由继位,牙剌瓦赤问贵由,他的官印是窝阔台所赐,如今是不是要换印?其意是要求新帝继续用他。恰值忽必烈身边的汉人谋士赵璧在侧,一把夺过牙剌瓦赤的印放在贵由面前,义正词严地说:“用汝与否,取自圣裁,汝乃敢以印为请耶!”从此,牙剌瓦赤退出了政治舞台。

图示

◆察合台“课”“不花”钱币
(采自俄罗斯www.zeno.ru网站)

又过了五年,蒙哥登上汗位。蒙哥是窝阔台的幼弟拖雷的儿子,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一系,这引起了窝阔台和察合台子孙极大的不满。待1260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继汗位后,终于引起了黄金家族子孙们的兵戎相向,西域地区几大势力不断互相争战: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与哥哥争夺皇位,另行召开忽里勒台大会,称大汗,反叛忽必烈;窝阔台第五子的儿子海都,在窝阔台的禹儿惕(领地)中有很高威望,自然反对拖雷子孙登大位,起兵反抗;在察合台领地内,察合台的五世孙都哇掌权,他也是坚决反对拖雷系子孙继位的。于是,阿里不哥、海都、都哇,时而联合起来与忽必烈作战,时而相互之间征战不已。

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成宗大德五年(1301),海都病死,窝阔台后裔中再没有能力、威望足以撑起整个领地的人物,属地逐渐为都哇蚕食。从14世纪初起,通过成吉思汗后裔们的争战,从原畏兀儿地区(包括吐鲁番、别失八里即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到撒麻耳干、不花剌等河中地,还包括原窝阔台的领地,都已归察合台后裔掌控,史称察合台“后王”。察合台后王控制的地区事实上脱离了中原大汗的控制而呈独立状态,被史家称为察合台汗国。

都哇的一个儿子怯伯(Kébek)在大约14世纪第二个到第三个10年期间成为察合台的汗王(大约相当于元朝武宗、仁宗和英宗时期,期间也曾经历下台、复辟等波折)。他与此前的察合台子孙们不同,并不迷恋于草原的游牧生活,而钟情于河中地区的古老的城邦生活。他在撒麻耳干附近盖起了宫殿,把都城迁到了撒麻耳干,然后开始做统一汗国货币的工作。巴托尔德说:“他把在后世称作‘怯伯基’的银币使之通行,可以说这种银币是察合台汗国最早的官方钱币。在这以前,除了个别城市或当地小王朝发行的钱币外,并没有币制。”[45]

在中国境内的新疆地区,已经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察合台钱币,如昌吉发现的银币、博乐发现的铜币,数量都在千枚以上,加上霍城、疏附等地的发现,数量相当巨大。研究和统计这些钱币可以看到,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钱币来自不花剌、撒麻耳干、忽毡(今塔吉克斯坦城市,在费尔干纳盆地)、塔拉斯,甚至远及花剌子模。各个城市的钱币大小不一,轻重不一,钱币学家们已经对它们做了初步的分析,指出它们在察合台汗国早期的特征。尽管其时蒙古汗王们还不是穆斯林,但当地仍用阿拉伯式的风格打造钱币。这些钱币用金、银、铜三种币材打制而成,币的正背面都没有人物、动物形象,只用阿拉伯文书写赞颂真主的语句,用得最多的,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真主唯一”“公正的最大的”等。这些钱币在中国境内的发现,说明了当时这一地区内商业流动的程度。

怯伯也不是穆斯林,但是在他担任汗王时,统一币制打造的仍然是伊斯兰式的钱币。这些钱币主要是银币,也有铜币,还打有年代(希吉尔历,中国通常称回回历)、城市徽记,但一般不打印统治者的名字。金币数量较少,多采第纳尔(dinar)制,直径在2~3厘米左右,重量多在3~4克,也有迪尔汉姆规格的钱币;银币数量较大,有少量采第纳尔式,多数为迪尔汉姆(dirhem),直径一般不超过2厘米,重量多在2克以下。由于是手工打制,钱币个体之间差异较大。铜币也有大小两种,形制大致依第纳尔、迪尔汉姆规格。

图示

◆察合台金币(阿力麻里打制)
(采自《新疆钱币》)

图示

◆察合台银币(阿力麻里打制)
(采自《新疆历史货币》)

怯伯死后,汗国内的一些强势部落的异密[46]们,特别是河中地区的强势部落,有些已经不是蒙古人,而或是随察合台进驻的,或是早已在本地原住的突厥人,他们尚不敢废主自立,往往各自寻找察合台后裔拥立为汗,自己掌握实权。为掌握封地实权,他们有时甚至不惜找来窝阔台的后裔,将其操纵在手。正如格鲁塞所说,那些被他们找来的君主们,“他们的全部政权是在当地突厥贵族手中,今天为哈思罕,明天为帖木儿,所谓蒙古汗国只是一个突厥王国而已”。察合台汗国(此时势力已经扩张到阿富汗东部、印度西北部)实际已经分裂为一个个小割据区,但在名义上仍然保持着撒麻耳干的汗王的地位。

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实力最强大的是朵豁剌惕(或译秃忽剌、都格拉特等)部落,在他们的区域里,有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鸦儿看(今新疆莎车)、忽炭(今新疆和田)、安集延(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阿克苏(今新疆阿克苏)、苦叉(今新疆库车)等繁华城市和绿洲。朵豁剌惕部血统高贵,其始祖是成吉思汗一个哥哥的子孙,当年随察合台进入西域后,一直驻扎在这个地区,根基深厚。他们以蒙古正宗自居,以区别巴尔喀什湖以西的那些突厥人,被称为“蒙兀儿人”(进入印度的一支则通译为“莫卧儿”),而河中地区被称为“突厥斯坦”。大约是在1346年(元至正六年),朵豁剌惕部的一个异密播鲁只到河中地找到了一个察合台的后裔,16岁的秃黑鲁·帖木儿。这个秃黑鲁·帖木儿的身世传说甚多,十分传奇,不过说他是都哇的孙子,也就是察合台的七世孙,大概没有问题。找到秃黑鲁·帖木儿后,播鲁只把他带到阿克苏,拥立为汗王,自己则声称是“众异密之异密”(这种头衔的修辞方式可以溯源到公元前亚历山大征服中亚后)。

秃黑鲁·帖木儿的称汗,标志着察合台汗国实际上已经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其东部地区的主体和大部都在今天中国的境内,在本地和波斯史家笔下被称为“蒙兀儿斯坦”,中国史家或称为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从元至正七年(1347)称汗,在位16年,虽是被强势异密拥立,但他自己也想有所作为。这一时期,突厥斯坦地区分裂混乱,中原名义上的宗主大元王朝也正被元末群雄困扰,毫无西顾的能力,为秃黑鲁·帖木儿造成了一个自由行事的条件。

他首先皈依了伊斯兰教,在他的首倡下,16万臣民剪去了蒙古长发,接受了割礼,成为穆斯林。察合台汗国的东部地区早在黑韩王朝(或称喀喇汗)时代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但是在西辽末期,乃蛮残部屈出律被成吉思汗驱赶进入西域,篡夺了西辽的政权。在屈出律统治下,穆斯林受到残酷迫害,被迫改信其他宗教。所以后来这一地区佛教、伊斯兰教、景教、萨满教同时存在。秃黑鲁·帖木儿的皈依,为重新统一东部察合台汗国的意识形态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他曾经几度出击葱岭以西,甚至攻入河中地区,一度统一汗国。但是在他身后,仍然避免不了分裂混乱的局面。

此后百多年间,西部察合台汗国被崛起的突厥帖木儿部控制,帖木儿帝国也一度占领蒙兀儿的土地;东部则有察合台后裔和朵豁剌惕部后裔相互争战不已,控制各个绿洲城邦的部落异密们各行其是。尽管有的汗王甚至把自己的称号升级为“速檀”[47],也没能真正恢复察合台汗国的强盛,直至被准噶尔部所取代。

前文提到在新疆境内发现的数千枚察合台金、银、铜钱币,从铭文看,虽然有的打着喀什噶尔、阿力麻里、普拉(今博乐境内)、苦叉(今库车)等地名,但打制时间基本都在汗国尚未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时期。东部地区自立后的钱币极少,且仅限于秃黑鲁·帖木儿时期,可知秃黑鲁·帖木儿死后,东部实际上已经一蹶不振了。

作者评述:察合台汗国的广大区域里,在各个自然环境不同的小区域中,生活着民族、语言、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社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族群,他们是汗国的社会基础。以刚刚从原始游牧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的蒙古贵族,带领数千游牧民,要统治这片国土,需要重建一种秩序,这对察合台和他的后王们,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更何况蒙古贵族内部自身的秩序都还没有真正建立(虽然察合台是大蒙古国“札撒”的解释者)。蒙古统治者不得不直接接受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再逐渐改造这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改造着蒙古人自身。察合台钱币就是这个改造过程的体现,只是对察合台钱币的研究还有许多内容有待深入。

[1]此说见于成吉思汗时代出使蒙古的赵珙《蒙鞑备录》。Yeke,或汉译为“也客”,Ulus又译为“兀鲁思”。今蒙古国的国号Монгол Улс即源于此。

[2]大蒙古国初建时,并无年号,也不以大汗纪年,而是用生肖纪年:羊儿年、兔儿年、龙儿年、鼠儿年……后接受汉文化,以干支纪年。明初修《元史》将蒙古诸汗依在位年序叙述,此处依《元史》。

[3]据其时访问蒙古的法兰西教士鲁布鲁克说,他听到两种传说,传说虽各有不同,但都指贵由是死于非命。

[4]宋人对蒙古了解有限,将蒙古分为熟鞑靼、生鞑靼。生活近汉地(漠南)者称熟鞑靼,远者称生鞑靼。生鞑靼又有黑、白之分,铁木真所部属黑鞑靼,大约距汉地最远。故此书名《黑鞑事略》。

[5]额尔登泰、乌云达赉:《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花剌子模,位于阿姆河下游两岸,地分属今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两国。7—8世纪间被阿拉伯征服后皈依伊斯兰教。其地民多事农、经商。

[7][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一部Ⅺ“征讨算端诸地的原因”,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多桑蒙古史》记述了几部当时的著作中关于巴里失与dinar的比价:《世界征服者史》称银巴里失在波斯值75个dinar;《瓦撒夫书》说,金巴里失值2000dinar,银巴里失值200dinar;《也里州志》谓金巴里失值500dinar。

[9]算端,伊斯兰的地区统治者的称号,通常译写为Sultān,古代常译为“算端”“素檀”等,近代通常译为“苏丹”。这里所说的“算端”是指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沙(沙,Shah,波斯语,意为王)。

[10][日]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元代の貨幣單位”,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版。

[11]白石典之:《日蒙合作调查蒙古国哈拉和林都城遗址的收获》,《考古》1999年第8期。

[12]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4][元]元好问:《元遗山先生全集》卷二十八“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

[15][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6]《元典章》九“吏部三”。

[17][元]郝经:《陵川集》卷三十二“河东罪言”。此文大约作于蒙哥五六年间,其时忽必烈在潜邸屡遣使召郝经,郝经原颇不愿就,但亦上疏直陈社会弊端。此“罪言”即其一。忽必烈受命伐宋,郝经随军做幕僚。其后力劝忽必烈回军夺位;又受命使宋,被宋扣留16年,获释不久去世。

[18][元]王恽:《秋涧集》卷五十四“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铭并序”。

[19]鲁布鲁克的《东游录》在中国曾有多种译本或节译本,这里使用的是较新、底本也较好的一种《鲁布鲁克东行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

[20]这一任命中间有变化,先以脱兀脱为安抚使,因他纵容属下为非作歹而被免;关于刘肃的记录则《元史》和“刘肃墓碑”所记多处不合,当仍应为副使并商榷使为是。

[21]回信文字和玺印文字的译文采自《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22]蒙文文献或称“大元大蒙古国”。

[23]太宗窝阔台时就曾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但其时的中书令只是文书官,并不设中书行政机关。

[24][元]王恽:《秋涧集》,《中堂事记》上。

[25]《元史·刘肃传》说“遂降钞五十万贯”有误。

[26]世祖初年,中央政府的六部并不分设,只设有“左三部”“右三部”,分管吏户礼、兵刑工事务。但在左、右三部内部,官员是有分工的。分管经济事务的官员常被通称为户部尚书、郎中等。

[27]至元十二年(1275)还曾发行过一种最小面额的交钞(厘钞):二文、三文、五文,由于在社会上已没有实际意义,三年后即被废弃。

[28]《元史·阿合马传》说他是回回人,回回是宋元时对西域穆斯林的泛称。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则明确说阿合马是费纳客忒人。费纳客忒,位于锡尔河北岸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城以南、奇尔奇克河注入锡尔河的三角洲上。此地在唐代起初属“昭武九姓”中的石国,主要居民是粟特人,后来历经突厥、波斯、阿拉伯、蒙古人的来来往往,成为粟特人、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逐渐突厥化的蒙古人的混居地,且已经完全伊斯兰化。

[29]大蒙古国已于至元八年(1271)正式改称“大元”。

[30]为便于读者比较,此处不再一一列出公元年份。

[31]总制院,总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事务,品级很高,与中书平章政事、枢密院使、御史大夫平级,以国师首领,院使僧俗兼有。桑哥,吐蕃人(一说畏兀儿人,学者们各有看法),通汉、蕃、回等多种语言,据说好言财利,为世祖所喜。

[32]蒙古刑法,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致定型。成吉思汗关于肉刑的规则曾说: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于是杖刑的程度以七为则,7下、17下、27下……最高为107下。

[33]见《史集》第二卷。

[34]乐实的乐当读yuè。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亦写为乐实,而清代敕修《续文献通考》则以满式译法改译作“约苏”可证。

[35]《元史》的《食货志》《武宗纪》均作二两至二厘,当误。

[36]“五”帝者,系指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顺帝,其间尚不算未能实际执政的泰定帝子阿剌吉八、“明宗”和世㻋(là)、宁宗懿璘质班。

[37]元末妥懽帖睦尔在明军围攻的情势下,向北出逃。明帝朱元璋以其逃出京城为顺势,谥为顺帝。逃到草原的北元政权则尊以庙号惠宗。

[38]《宝钞通考》其书到清朝时已经散佚,幸早为明《永乐大典》所收。《永乐大典》是类书,所收书籍往往被拆散分列入不同词条。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时已经从中辑出八卷,可惜以清朝不行纸币为理由,竟不予收录,仅在“存目”中列出了提要。此处即引自“存目提要”。(https://www.daowen.com)

[39]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据陈垣引[元]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偰氏始祖更可上溯至唐突厥暾欲谷。

[40]下文双方的争论,作者在尽量不失原意的前提下,为便于读者理解,做了若干技术性修饰润色。如需查原文,请看《元史》的《食货志·钞法(后)》和《吕思诚传》。

[41]在此之前,1908年俄国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发现过一批元钞,由于消息不通畅,国内并不能确实了解详情。真正发现并收藏了实物的,以此为第一次。

[42][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据波伊勒英译本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3]维即儿并不是他的真名。史书没有记录他的原名,他本是察合台一个汉人医生的助手,医生死后他为人放牧。察合台得知他的学识后,把他任命为自己的宠臣。他智慧的名声传到窝阔台耳朵里,窝阔台也很欣赏他,称他为“维即儿”。

[44]“不花”除可以表示不花剌外,其实察合台的后裔中,名字叫不花的不少,仅《史集》记述的察合台三代、四代子孙中,就至少有6位名字叫不花。

[45]巴托尔德为《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写的“察合台汗”词条。转引自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草原帝国》在中国已有多种译本,只有魏英邦先生曾亲聆格鲁塞授课。魏先生学养深厚,译文精雅,故本书有关《草原帝国》的引文均出自魏译。

[46]异密,源自阿拉伯语Emir,今天通译艾米尔。这本不是蒙古语中的词汇,在汉文和蒙古文献中也没有异密的称呼。它来自同时代波斯、阿拉伯史家的记述,作为蒙古部落中的首领、军事长官等人的称号。晚清学者洪钧出使欧洲,得见波斯文献和欧洲学者的翻译及研究著作,并依据这些材料写成《元史译文证补》等著作。他将Emir译作异密,这一译法为后世学者沿用,将元明时期西域蒙古的部落首领和一些高官称作异密。

[47]速檀,或译素檀、锁鲁檀、算端等,即阿拉伯称号Sultan,意为有势力者、统治者,今通译“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