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

丘濬

丘濬（1421—1495），字仲深，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琼山是海南的首府所在，自汉代伏波将军路博德建郡，海南岛就纳入中国郡县体制中。由于地处偏远，土著黎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低下，历来是中央政权安置贬谪官员的处所。五代以后，中原汉族世家为避战乱，也有不少人选择在海南安家，这些人为海南带来了深厚的读书和学术风气。特别是北宋以后，海南正式设立官学，纳入了中国的科举轨道，以鼓励海南士人向学。洪武初年，朱元璋为海南重新划分行政区划，在琼山立府，管辖全岛，下辖州县。琼州府由元朝的湖广行省（驻跸武昌路）改隶广东布政使司（驻广州），更为海南发展创造了条件。丘濬就出生在这样的读书环境中。

丘濬的祖父是个地方医官，一生行善，得享高龄。丘濬出生时距朱元璋平定海南（洪武元年，1368年）已50多年，社会安定，经济也有所发展。丘家并不是地方豪族，加之丘濬早年丧父，家道已然下落。丘濬小时是靠母亲拉扯、教育，教之读书。虽是如此，丘濬却很懂发奋，过目成诵。他天资聪颖，只从他6岁时写的一首诗，便看出他的读书成果：

五指山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霁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把五指山比作巨灵神的手掌，从炎荒海外屈指历数中原人物，这气魄岂是寻常六岁小儿能有！以此资质，丘濬乡试考得第一，摘取解元，顺利中举。不过幼时聪颖，未必总合时宜。待丘濬景泰五年（1454）考中进士，已33岁了。考试成绩应是不错，选中庶吉士，进了翰林院，三年“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成为一个正式翰林。

丘濬在翰林院得读书之便，更加关注和熟悉历朝历代的典章故事。宪宗成化元年（1465），广西少数民族瑶民反叛，起兵攻入广东，朝廷派遣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充总兵官，佥都御史韩雍为军务赞理，准备出兵。丘濬以自己读书之广、对南方少数民族了解之多，向内阁大学士李贤上书，指陈用兵方略，洋洋洒洒写了数千言。李贤看了之后，推荐给刚刚登基的皇帝朱见深（庙号宪宗），皇帝看了也觉得不错，就命抄录一份，转交给总兵官赵辅。一个七八年不见声气的穷翰林，敢于指点征夷战略，还得到皇帝如此垂青，这件事轰动了官场，也使得丘濬得以顺利晋升正六品的侍讲。

作为侍讲，丘濬也参与了《英宗实录》的修撰。修撰《英宗实录》是一件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英宗是当朝皇帝的父亲，16年前，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进犯大同，英宗听信太监王振的蛊惑，御驾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被蒙古人俘获。瓦剌进逼京师，京师群龙无首。兵部侍郎于谦极力说服众臣，推出英宗的弟弟郕王为帝，改元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带领京城军民保卫北京。蒙古见俘虏大明皇帝没有起作用，第二年将英宗送回，软禁在宫内。景泰八年（1457）正月，英宗通过政变复辟，废景泰帝仍为郕王。英宗复辟后，对景泰帝的群臣实行了大规模清理，大批官员被贬斥，于谦等人被处以极刑。面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政治现实，《实录》如何写，很可能涉及自己如何站队。如今英宗长子刚刚登基，政治态度尚不明朗，后果也尚不可知。

果然，《英宗实录》开修，问题就来了。在写作中涉及对于谦的评价问题。有人就提出，于谦拥立郕王的行为应当书为“不轨”。对于这类议论，丘濬本是完全可以不作声的。因为主持监修《英宗实录》的是今上皇帝的舅爷爷、英宗的亲舅舅孙继宗。当朝大学士，曾经向皇帝推荐丘濬用兵方略的李贤，曾经对英宗复辟有过“定义”：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夜，几位大臣、太监，闯入英宗被软禁处，挟持英宗直冲东华门，进入皇宫，实现了复辟。这次政变被称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向李贤谈到“夺门”一事，李贤很严肃地说：“‘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于是英宗下诏，规定今后凡涉及复辟的文字，不得用“夺门”的提法。主管大佬和顶头上司态度如此，一个只是参与修撰的小小六品官，何必置喙。然而丘濬说话了：“己巳之变（土木之变当年按干支纪为己巳年），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所幸宪宗皇帝决心为叔叔（景泰帝）正名，书成之后，丘濬晋升为侍讲学士。

成化九年（1473），宪宗决定续修《续通鉴纲目》，这又是一件为景泰帝反正的事。《续通鉴纲目》的修书源起于景泰皇帝。大约是因为得位于权宜，景泰很在意帝王之学，以助励精政治，为此他先后敕命编纂了《勤政要典》《历代君鉴》《寰宇通志》等书。他把南宋朱熹所著的《通鉴纲目》读了三遍。《通鉴纲目》基于《资治通鉴》而体量较小（仅59卷，不似《资治通鉴》逾300卷），只是由于《资治通鉴》止于五代，宋、元两代尚无这类易读的史书。于是他于景泰六年（1455）召集诸大学士，命续修《资治通鉴纲目》，补足《通鉴纲目》宋元的缺憾。但是修书事刚刚起步，发生了“夺门”事件，景泰被幽禁而崩，英宗复辟后大肆报复，修书诸臣因贬斥而四散。景泰起意修书时，丘濬还只是一个新近入馆的庶吉士。18年过去，丘濬已是一位从五品的侍讲学士，得以正式参与《续通鉴纲目》的修撰。成化十二年（1476）书成，丘濬由此而升擢为翰林院学士。学士是翰林院的掌院，正五品的职衔。又被命为国子监祭酒，即国家学府的主管，从四品的高官。成化十六年（1480），丘濬终于走出翰林院，加礼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此时丘濬已经60（虚）岁。

《英宗实录》和《续通鉴纲目》都是史书，丘濬虽然参与了修书，但仍感到还很不够。自宋朝以来，儒家思想中理学成为主流，丘濬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应该上升到思想、哲学的高度，同时还要结合治国的政治实际。于是他用时10年，撰写了一部《大学衍义补》。书撰成已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进呈时宪宗已于3个月前崩逝。继位的朱祐樘（年号弘治，身后庙号孝宗）见书后很是欣赏，赐丘濬金币（即钱）和锦缎类实物，同时命抄录副本一部，下书坊印行，并为此进丘濬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事，詹事府是管理太子事务的机关。礼部尚书是正二品衔，而詹事府是正三品衔，且其时新继位皇帝才19岁，太子还没有出世，兼掌詹事府是皇帝对丘濬的推重。(https://www.daowen.com)

孝宗即位后要修父亲的《宪宗实录》，丘潜被命为副总裁。弘治四年（1491），《宪宗实录》书成，丘濬加太子太保，不久又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也就是入阁为相了。此时丘濬已经70岁，他感到自己年老体衰，眼睛日渐退化，一目已经失明。他不断上书求退，又请皇帝以《大学衍义补》中可行之事下内阁讨论实行。皇帝只是加以慰勉，请他免于朝参。丘濬性格耿直，议事遇意见不合，常当面争执。哪怕是言官御史，他也不给面子，甚至摔冠而去。因此看不惯他的人很多，常有人弹劾丘濬，认为此人不宜久居相位，但皇帝置若罔闻，还为丘濬加衔少保。弘治八年（1495），丘濬卒于北京，享年74岁[48]，谥文庄。

丘濬文才甚高，一生所著，有诗、有文，还有传奇剧本，但是最为传世的，是《大学衍义补》，特别是近世学者很关注丘濬《大学衍义补》中体现的经济、货币思想。《大学衍义补》源出《大学衍义》，而《大学衍义》则又源出《大学》。《大学》本是汉代编成的儒学著作《礼记》中的一篇，学者多认为作于战国至秦汉间，是论述教育体系、教育目标、教育思想等的论文。北宋程颐认为，《大学》是孔子教导弟子的著作，是为学的入门之作。南宋时理学大师朱熹认为，《大学》之篇，因为古代以竹简作书，所以后世编书时竹简有了错乱。他把《大学》重新编排，加以解说，称为“章句”，独立成书。《大学章句》首先明确《礼记》中“大学”篇的前两段是孔子的弟子曾参记录的孔子言论，定义为“经”。其余各段则是曾参对“经”的解说，是由曾参弟子记录的。朱熹把除“经”以外的各段重新编排，分为10章，称为“传”，即对“经”文的注解。“经”和“传”的每一段、每一章，朱熹都做了注解，既注字词之“义”，又解原文之“理”。朱熹编定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和《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定为《四书》，元明以后成为学校必读和科举必考的书目，也是上层社会的行为标准。

《大学》的核心是“经”，经的核心是“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人得乎天而所具有的美德；“亲（新）民”，革民之旧污使之一新；“至善”，能有明德，能新民，则达到事理之极。八条目：“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章句》编定之后，理学大家、自认朱熹“私淑弟子”的真德秀，撰写了一部《大学衍义》，对《大学》做进一步的阐释。真德秀，南宋宁宗时曾为皇帝讲经筵，即用《大学》作为教材。为此，对《大学》一书反复咀嚼，很有体会，认为《大学》实在是“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由此把《大学》一书又上升到“帝王之学”。而“帝王之学”中最为重要的，是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能够做到这四点，“四者之道得，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为此，他写了《大学衍义》43卷，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者解析为各种内容，分别立项，条分缕析，列举列圣先贤的语录，又列举历代帝王辉煌的、成功的例子和丑陋的、失败的故事。每一条后面，又以“臣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见解，最后通常以“宜哉”“不可不鉴”“戒哉”之类词语作结，故称“衍义”，以此作为帝王为君的教材，也作为官员为臣的法则。他说：“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大学衍义》撰成后，很受历代皇帝重视。明神宗万历皇帝说：“我圣祖大书于庑壁，累朝列圣，置之经筵。”

丘濬曾任翰林院的侍讲学士，相当于皇帝读书的助教，《大学衍义》是熟读了的。他既欣赏《大学衍义》，又感到不满足。不满足之处是，真德秀认为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者，治国平天下就自然能达到。丘濬却认为，没有详解“治国平天下”是《大学衍义》的缺憾。治国平天下是有很多具体事务需要认真研究对待的。于是他仿《大学衍义》的体例，专以“治国平天下”为题，写作了《大学衍义补》，以示补《大学衍义》之不足。

《大学衍义补》共160卷，形式一如《大学衍义》，先引一段古代文献、先人言论或讲述一段相关典故，然后以“臣按”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内容分为国家政治体制、帝王和朝廷礼仪、教育教化、经济制度、刑法制度、军事制度、军事装备、人事制度等，凡国家治理，几乎无所不备。在经济制度中“制国用”有16卷，分别阐述理财、贡赋、征榷、漕輓等事务，涉及货币的，单独设为两卷：第二十六、二十七卷《制国用·铜楮之币》上、下。近世常为经济学者看重的，也是这两卷。《铜楮之币·上》主要谈铜钱问题，《铜楮之币·下》主要谈纸币问题。

我们姑且借助《大学章句》的体裁，把《铜楮之币·上》以“臣按”为节点分为15章。起首以“管子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檀，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开篇。“臣按”则说“此后世铸金为币之始……”如此论及货币起源、三代货币、秦汉言论，大多是老生之谈。较有价值的是他从三国孙吴铸大钱谈到对货币的管理。他在第十三章说“夫上天立君以为生民之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专天下之利也”。意思是上天设立皇帝这个职位，是用以“管理”天下的财富，而不是“占有”天下财富。“管理”的方式，他所推崇的是南齐孔顗（yǐ）的言论：“自古论钱法者多矣，惟南齐孔顗所谓‘不惜铜，不爱工’此二语者，万世铸钱不易之良法也。”他认为，“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金银之属，细分之则耗；布帛之属，片析之则废；惟铸铜以为钱，物多则予之以多，物少则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十四章）意思是，金银价高，若日常购买细小物品，必然不断截小细分，会有很大损耗。布帛之类纺织品，细分剪切就不能用而废了。只有铸铜为钱，买卖间物多就多给，物少就少给，最为合适。他说：“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十三章）如何使币、物“两相当值”，以成万世不易之良法，他说：“铜出于天，吾无所惜；工成于人，吾无所爱。则其钱之为钱，体质厚而肉好适均，制作工而轮郭周正。造一钱费一钱，本多而工费，虽驱之使铸，彼亦不为矣，况冒禁犯法，而盗为之哉。”（十四章）就是说，工本下到铸一钱费一钱，就没有人去盗铸了。他甚至出主意，请先派人巡行天下，找到盗铸人家，免其罪，官给廪食，以铸新钱，算其工役，还有诸如此类的办法。推崇孔顗，是他见解的独到处。南齐孔顗主张铸钱应“不惜铜，不爱工”，主张背后的思想核心是，钱币是国家用以掌握和调节经济的手段，而不单纯是交易工具。这一点，比古代多数理财官员清醒。

《铜楮之币·下》分为18章。与前卷一样，谈纸币也先追本溯源，从《周礼》说起，然后是皮币、飞钱之类的老生常谈。他的纸币观可取之处在于对本朝货币的看法。这个认识体现在第十八章，第十八章“臣按”是一个长篇论文，在列举了宋金元纸币的失败后，他说[49]：

然则钞法终不可行哉？曰：何不可行？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后世专用铜楮二者为币，而不准以金银，是以用之者无权，而行之既久，不能以无弊。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百年于兹，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

窃以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严立擅自加减之罪。虽物生有丰歉，货直有贵贱，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交易。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

明朝纸币在发行之初就是一种无准备，不可兑现的政府纸币。丘濬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大明宝钞日渐贬值，朝廷仍常常坚持禁银、企图维持纸币的过程中。他在朝廷不断禁银的环境中提出以银作为纸币的准备，算得难能，但在文中提出的具体措施，大多脱离实际。

作者评述：丘濬之为人，与他后来的同乡海瑞可有一比。性格忠厚而耿直，做事执着甚至偏执，为官认真而清廉。身至相位仍居隘邸，四十年不易。但是丘濬的生活轨迹，由读书而入馆，在清要之地度过几乎一生，到70岁才入阁，从未担任过真正的行政事务。他在货币问题上的一些论述虽时有见地，却没有论证，也不成体系，并不能与一些近代学术观点类比。丘濬宽于腹笥，长于思考，却昧于实务。譬如成化初年为广西兵事，敢于提出军事策略，实为“纸上谈兵”，《明史·丘濬传》用很客气的语句说“虽不用其策”，暗指所提实为无用。因为自恃学有根底，其观点甚至往往出格。《大学衍义补》中就认为，应以超成本一倍的投入来铸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丘濬的书时有“评骘皆乖正理”处，如讥范仲淹“多事”，秦桧对宋朝有“再造功”，等等。宪宗之顶着言官们的弹章坚持让他身处“相位”，只是尊敬他的学问，把他当作一件精致的摆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