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李德裕
唐武宗皇帝李炎，本名李瀍，穆宗皇帝第五子，宪宗元和九年（814）六月出生。穆宗登基后被封为颖王（年7岁），24岁时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虽然都是虚衔，却已经领着正官的俸禄。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暴崩，宦官们矫诏废文宗所立太子，拥文宗的弟弟颖王李瀍为皇太弟，把他推上皇位。
李瀍从五六岁开始，眼见自己的祖父、算得有所作为的宪宗死于宦官的阴谋，又经历了自己的大哥敬宗为宦官所害，二哥文宗之死和自己的继位也操纵于宦官之手的过程，对朝中政治和国家社会的状况早已有了自己的看法，颇有除弊兴利的雄心。即位当年，就将为朋党排挤的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召回朝廷，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武宗以李德裕为股肱，想做出一番事业。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生于德宗贞元三年（787）。李氏是山东（太行山以东）大族、世代高门。李德裕祖父是德宗朝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是宪宗朝宰相，学识渊博，所著《元和郡县图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李德裕自小用力于学，尤精于《左传》《汉书》，有志于治国利民。少年时心高气傲，不屑与平民子弟一同参与科举，及冠后以门荫入仕，补为校书郎。宪宗元和年间，因为父亲在中枢任宰相，为避嫌疑，李德裕不在京城任职，多年在各地任地方官幕僚，直到宪宗末年，才得拜监察御史（其时父亲早已亡故）。
监察御史，虽是监察百僚，其实只是八品下的小官。穆宗登基，早听说李德裕的才学，把他擢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本无定品，上从尚书、下至郎官都可能入选。但是翰林是皇帝身边的文字侍从，从将相任免、调军征伐到国计民生，发布重大制诰都由翰林起草，以至官场中称翰林为“内相”。李德裕的文字尤为穆宗赏识，其时，李德裕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院供职，三人都是高才，过从甚密，时人称为“三俊”，史称“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
李德裕为人，孤傲狷直，为宰相李逢吉所不喜。当时李德裕和牛僧孺都有入相的可能，李逢吉为使牛僧孺入相，把李德裕外放为浙西观察使，为此种下了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嫌隙。此后，由于李宗闵、牛僧孺等人相继拜相，结为朋党，排挤李德裕，李德裕虽然在文宗朝曾经一度入相（仅一年多），但大多在地方任职，其中三度任职浙西（驻节润州，今江苏镇江），还曾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任义成节度使、在成都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在方面任上，李德裕注重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加强边境防务，赢得了很好的政声。
尽管身处江湖之远，李德裕仍心系朝廷，勇于向皇帝表达自己的见解。敬宗是个奢侈游乐无度的皇帝，一个月上朝不过两三次，为个人喜好，经常向各地征发贡献。李德裕在浙西任上，敬宗先命其上贡银盝子（小型银盒）20件，须用银23000两、金130两，被李德裕上书拒绝；敬宗又命上贡盘绦用的缭绫千匹，李德裕又上书劝停。为此李德裕又专写了《丹扆六箴》（宵衣箴、正服箴、罢献箴、纳诲箴、辩邪箴、防微箴），规劝皇帝。敬宗倒是回信称善，表示“必当克己，以副乃诚”，实际依然故我。文宗继位后，李德裕虽屡遭牛僧孺、李宗闵党诬告，文宗竟不问，但对朋党却也无力解决。
李德裕为武宗召回朝廷后，处理的第一件大案，是北方的回鹘问题。回鹘（原称回纥）继突厥覆亡后称雄于漠北草原。穆宗登基后答应与回鹘和亲，于长庆元年（821）将妹妹太和公主下嫁于回鹘崇德可汗。不久，崇德可汗卒，回鹘内部内乱不已。开成五年（840），原处回鹘以北的黠戛斯击败回鹘，回鹘大部西迁河西走廊以西（今甘肃、新疆地区），余部奉乌介为可汗，南下漠南。乌介劫得太和公主为人质，要挟唐朝供应军粮。朝廷中众人皆要求趁势攻击乌介，唯李德裕认为，现在边庭的力量尚不足以击败回鹘，不如静观其变。武宗听从了李德裕的意见，给乌介借米3万石。果然，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中的嗢没斯部在天德军请降。武宗赐嗢没斯李姓，名李思忠，拜右金吾卫大将军，封怀化郡王。乌介所部仍在北方边地抄掠，并且向唐朝索要嗢没斯。李德裕在此期间从容调兵，以大将军刘沔为招抚回鹘使，镇守雁门关，为中路，以卢龙节度使兵力为东路，以李思忠（嗢没斯）率西边各民族兵为西路，合击乌介。会昌三年正月，大军大破乌介，迎回太和公主，从此解除了北边的回鹘之患。
会昌三年（843）五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自称留后，要求朝廷授其节度。昭义军辖潞（今山西长治市）、泽（今山西晋城市）、磁（今河北邯郸市磁县）、洺（今河北邯郸市永年县）、邢（今河北邢台市）五州，处晋冀要道，面临河朔大镇成德、魏博。武宗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只是诏命他护送刘从谏灵柩到洛阳。刘稹公然对抗，拒不从旨。武宗命文武官员商议处置办法，百官都认为，回鹘战事刚刚结束，不宜中原生事，主张权命刘稹知兵马事，只有李德裕一人力主进剿。李德裕认为，昭义节度驻节潞州，潞、泽二州在太行以西，地处心腹，若是从其自行世袭，以后必将跋扈难制。且朝廷若授之节度，“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武宗听了，力排众议，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
李德裕先派使至成德、魏博二镇，晓以利害，说服他们服从朝廷，然后调兵围攻昭义。正当泽潞用兵之时，太原发生兵变，朝中大臣又产生了动摇。李德裕不为所动，了解了太原虚实，先平定太原，然后继续讨伐昭义。会昌四年（844）闰七月，太行以东的磁、洺、邢三州先降；八月，潞、泽二州收复。解决昭义军对方镇势力是很大的震慑。李德裕功高，武宗授其为太尉，李德裕一再辞让，不敢受，说这是以郭子仪、裴度之功都没有授的官，自己“愿守旧秩足矣”。武宗说“吾恨无官酬公，毋固辞”，又封李德裕为卫国公。正是皇帝和李德裕君臣协力，得收武功，武宗身后才得庙号“武”。
唐朝从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屡遭兵燹，从皇室到社会，都向宗教中寻求安定的心理寄托。所以代、德、宪诸朝皇帝都笃信佛教，且不惜财力，一味崇佛。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官场推波助澜，民间更形成佞佛浪潮。全国寺庙林立，从朝廷到方镇，都时有出卖度牒聚财之事，以至僧尼泛滥。各地为修寺庙，铸造佛像，耗费资财乃至铜铁资源无数。虽有少数官员反对佞佛，然人少声微。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把法门寺的“佛骨舍利”迎到宫廷供养，声势浩大，靡费无数，刑部侍郎韩愈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表示反对，结果被贬到潮州，此后更无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武宗本信道不信佛，得李德裕相助，于会昌五年（845）开始禁佛。李德裕是个务实的人，长期在地方任职，对社会上的各种怪力乱神早已深恶痛绝。穆宗时，李德裕任职浙西，看到江淮民间崇信巫祝，许多习惯甚至大违人伦，乡镇村野间各种鬼怪祠庙流行，遂命按方志彻查，凡属祭祀先贤名臣的庙宇准予保留，其余祠庙视同淫祠，废除一千余所。敬宗时，社会上传言亳州（今安徽亳县）出圣水，包治百病，四方八州的人都蜂拥亳州。亳州远在淮北，连江南人家都奔走相告，每二三十家雇一个人，不远迢迢地渡江取水。取来的水一斗三贯，其实还是羼了假的。患病的人为求圣水，又须斋戒多日，以致病危。李德裕身在浙西，看到了全国，他上奏皇帝，请当道观察使塞断泉水，以绝妖源。
浙西节度驻节润州（今江苏镇江），李德裕发现润州江边的蒜山渡口（今镇江江津）每天都有100多僧尼往来，遂亲自到江边调查。勘问下来，100多僧人里只有14个是真和尚，其余都是苏州、常州地区的寻常百姓，也没有本地发放的僧道文凭。原来，武宁节度使（驻节徐州）王智兴军功卓著，骄横跋扈，无人能制，也无人敢制。他为了聚财养军、交结权贵，遂劫掠商人、截收税贡，无所不为，度僧敛财亦是手段之一。朝廷发放僧尼度牒，原是有着严格的考试制度。俗人出家，应能够顺畅地念读佛经500纸[12]，不得舛误。背不到300纸，责令还俗。王智兴在他的辖区设坛度僧，每人只要交纳两贯钱，就发给度牒，不须任何手续。李德裕向朝廷上奏，说若不禁止，“计江淮已南，失却六十万丁壮，经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有这些在地方任职时的亲身经历，李德裕禁佛尤其认真得力。(https://www.daowen.com)
首先，会昌五年（845）四月，命祠部（尚书省礼部的属部，主管祠祀、天文、医药、僧尼等事务）检括（普查）天下寺庙及僧尼数量，结果是，全国有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40000余所，僧尼260000余人。这个数目本已十分惊人，考虑到地方官府腐败的因素，实际还应该大大超出此数。唐朝后期全国户数约500万[13]，以500万户养40000多座寺庙，几近每百户要养一座庙。安史之乱前，玄宗曾经清理过一次佛僧，沙汰伪滥僧尼3万余人，现在僧尼竟达20多万人。这些寺院、招提、兰若，大多占有相当的土地作为庙产，庙产收取地租，影占租户劳力，却不纳税。代宗时期就有一个员外郎彭偃说：“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一个和尚须五个以上的丁夫供养。现在发现全国有这么多寺庙，这么多僧侣，这还不算为这些僧侣豢养的奴仆、影占的农户，这一结果坚定了武宗扑灭全国佞佛之风的决心。
会昌五年（845）七月，李德裕起草了并省佛寺敕书，要求各地“上州各留寺一所”，“其下州寺并废”。至于长安、洛阳两都，敕书要求是“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14]。武宗最后的批示是“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长安城中整齐地划有街坊109坊，坊中大多建有佛寺，据清人考证，共有僧寺81座、尼寺28座，另有道观36座和若干景教、祆教寺庙。经武宗决定，京师只留了4座佛寺，东都因为未分左右街，实际只留了两座。同时对中书关于上州只留寺一所的意见，又补充说“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即如果上州的寺庙残旧，则一座也不留，并且向地方派出御史，督察毁寺工作的进行。被撤毁寺庙的田产，全部收为国有，僧尼勒令还俗，僧尼原属的奴婢，全部收为国家税户。
至于毁寺收缴的大量金银铜铁佛像、钟磬和法器，李德裕命金银器具交由度支收管，铁制品交盐铁使铸造农具，铜制品听取淮南节度使李绅的意见，由各地自行铸造钱币。于是全国有了一种新的钱币，其钱正面仍是“开元通宝”四字，背面铸上铸地的名号。据近代钱币学者收集统计，计有23种背文（淮南以年号“昌”作背字，事见本书“两宋篇·事纪·会昌灭佛与铸钱”）。
到八月，武宗下了一道制书，总结全国的禁佛工作。制文开篇说：
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
从开篇看，制书的立论显然是大受当年韩愈《谏迎佛骨表》的影响。制书后面又对这次灭佛运动的成绩做了总结：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十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15]。
武宗灭佛固然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佞佛空气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但武宗本人的崇道心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把道士请进宫里，让他们为自己的长寿服务。道士们作法炼丹，武宗吃药后喜怒失常。灭佛制书下达才半年，武宗已经病笃。依道家五行说，皇帝名瀍，有水旁，而大唐以土德王，土能克水，所以皇帝改名远离土字的“炎”。然而改名也没能挽救皇帝，不过10日，皇帝李炎已经口不能言。李德裕等重臣请见，被宦官阻止。在宦官操纵下，皇帝遗诏皇太叔李怡继位。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崩，年仅33岁。
皇太叔李怡即位后，改名李忱，即宣宗。宣宗即位时已是37岁，一改在潜邸时的木讷作风，立即推翻武宗在位时的政策，命恢复京师和各地的佛寺，仍许平民出家；将宰相李德裕贬出京师，任荆南节度使；将牛僧孺、李宗闵一党重新召入中枢任相；会昌铸钱政策也随之停止。在牛李一党的怂恿下，李德裕被一贬再贬，直到大中三年（849）九月，贬为崖州（今海南省）司户。第二年，李德裕在崖州郁郁而终，年64岁。10年后，唐懿宗为李德裕平反，恢复他的卫国公爵位、太子少保衔，赠官左仆射。
作者评述：唐武宗其人虽庙号曰“武”，但他在历史上能留下的主要印迹并非赢得回鹘一战，或讨伐区区几个藩镇，而是被列为“三武灭佛”之一（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有人认为武宗灭佛是因为他崇道。其实武宗崇道正如他自己所说：“朕宫中无事时与之谈道涤烦耳。至于政事，朕必问卿等与次对官，虽百归真（归真，道士赵归真）不能惑也。”武宗的崇道也确只限于宫廷活动，并没有在社会上形成佞道风气。他之灭佛，主要原因还在于社会上的佞佛风气已经严重影响了唐朝正常的社会经济，铸会昌钱则是与灭佛一举两得之事。
李德裕是个在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人。誉之者称他为万古良相，甚至可与管仲、诸葛亮、王安石比肩；毁之者则称他是“牛李党争”的祸首之一，败坏了晚唐的政治空气。其实李德裕是很不以朋党为然的。文宗时李德裕短暂入相，文宗为朋党事曾与李德裕讨论，李德裕表达了不以朋党风气为然的态度。他自己在执政期间则“绝于附会，门无宾客”。李德裕在武宗时对稳定社会、安定边疆、制止佞佛、增加国家财政厥功至伟。“牛李”之说实指牛僧孺、李宗闵一党。但是武宗在位不过6年，于国家恢复其实有限，且李德裕的心胸也确实不宽。他做事专断，对人喜则不论党派，恶则不论是非，虽有人拥护，得罪的人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为相之后，奏请修改《宪宗实录》，就便改动其父宪宗时任相期间的不利之处，尤见其不免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