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自成

一、李自成

李自成（1606—1645），万历三十四年出生于陕西米脂县的一户贫苦农家。因为家贫，幼时曾舍给寺院做一名幼僧，后来又给地主家放牛。成人后到米脂圁（yin）川驿当了驿卒。所谓驿卒，就是在驿站管理马匹，是个马夫。崇祯二年（1629），朝廷缩减驿递经费，大批驿卒失去生计。此时陕北的起义农民所在皆有，李自成平时在驿卒和乡亲们中威望就较高，大约在崇祯三年，李自成就率本村农民到陕北投奔了一支义军。这是一支从崇祯元年就已经起事的队伍，首领张存孟，绰号“不沾泥”。李自成在不沾泥的部队中被编为“八队”。这个八队成为李自成的起家队伍。当时的起事农民为免牵累亲属，首领往往不用真名号，而起一个绰号。李自成因为作战勇敢，号称“闯将”[35]。第二年，不沾泥接受明官员的招抚，一些部将不愿投降，李自成等人各自率部脱离不沾泥，从此李自成独立成军。

崇祯四年（1631），陕西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各县饥民成百上千地投入农民军，而陕西的灾荒也无法支撑这样大批的军事力量。于是各支义军转战山西。进入山西的义军有所谓三十六营，声称有二十万，主要有：紫金梁、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闯将（李自成）、不沾泥（张存孟，受抚而复叛）、闯王（高迎祥）等，诸部推紫金梁为盟主。朝廷对农民军势力的壮大始终不能确定方针，或抚或剿，都不能奏功。崇祯六年（1633），紫金梁病死，所部归了李自成，李自成势力在义军中影响也渐渐增大。是年冬天，由于官军在山西调兵进剿，义军假称受抚，趁官方不备，渡过封冻的黄河，进入河南，在中原广阔大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活动。

农民军进入河南后，受到中原大地农民的欢迎，各部义军广泛活跃在河南、湖北、陕西、川东地区。崇祯八年（1635）安徽农民不堪官府压迫，身怀本地经济、政治情报，远赴河南邀请义军入皖。于是部分农民军杀到凤阳。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被朱元璋立为中都，建有朱氏祖陵和宫殿楼宇。义军在凤阳火烧殿宇，盗挖皇陵[36]。这一举动大大震动了朝廷。崇祯皇帝不再似前只是调动地方军队，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加征粮饷，调派军队，围剿农民军。农民军各部由于互不统属，从崇祯十年起，在朝廷全面围剿下，或是失利，或是被招降。影响较大的张献忠、曹操部也以受抚的名义暂时偃旗息鼓，全国性的农民起义转入低潮。

这一时期，李自成的部队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最困难时大约只剩数百人，但仍坚持转战在川、鄂、陕的山区，不受招抚。这时大明的周边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崇祯九年（1636），东北的后金皇太极正式称帝，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一部分两路攻入京畿，在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会师，从太行山以东如洪水漫灌般南下，蹂躏直隶，占领济南，随后将大批人口、财富掳掠席卷而去。东北的民族矛盾陡然上升，迫使大明朝廷不得不调兵遣将赴东北防御。结果明军在东北大败，主将洪承畴被俘。趁朝廷忙于边事，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罗汝才等受招安各部在谷城、房县一带（今湖北襄樊、十堰交界一带）重新举起义旗，迫使明廷派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嗣昌亲赴前线，任五省军务总理[37]，调集大军围攻张献忠等部。

当明朝大军围剿张献忠时，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经陕西出河南，重新进入中原大地[38]。十四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福王是崇祯皇帝的亲叔叔，当年隆庆皇帝为使后来的万历继位才让福王“之国”住到洛阳。福王被杀，对崇祯震动很大，他掩面痛哭，说“不能保一叔父，皆朕不德”，御袖为湿。遂增调陕西三边总督[39]所辖诸军进入中原参加围剿李自成。李自成在河南大地与明军周旋，三围开封，大败三边军，处死三边总督傅宗龙，大批陕西军人收入李自成部下。到崇祯十五年（1642），河南明军主力已基本扫清。张献忠得知李自成攻洛阳、杀福王后，也攻陷了湖北襄阳，杀襄王朱翊铭[40]。两王被杀，中原前线的总指挥、阁部杨嗣昌竟忧惧而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广阔大地除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外，多为农民军所控制。李自成已成为中原农民军的共主，称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

控制中原后，李自成一军又南下湖广，沿途民众群起响应，襄阳守将左良玉东逃，李自成军于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攻克承天。承天本是钟祥县，兴王封地。兴献王之子入继大统，即嘉靖皇帝，钟祥因“龙兴”而改升为承天府，兴献王也就是当朝皇帝崇祯的五世祖。李自成军攻下承天，湖广巡抚自杀，总兵被击毙。李自成改承天府为扬武州，掘兴献王陵，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崇祯皇帝。由于控制了自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面，大批分散流动作战的农民军靠拢在他的周围，愿意听李自成指挥调遣。但是也有一些队伍，首领在队伍中有一定威望，长期自作主张，与李自成只愿平等协同，不愿屈居其下。李自成首先在军事上必须建立统一的权威，他用火拼和除叛方式清除了不能服从的首领和队伍，接着把全部军事力量重新改编为野战和守军。野战部队分中权亲军和前、后、左、右五营，守军则设卫帅、制将军等名号分驻地方。同时建立中央政权。其时李自成已改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于是他在襄阳设“倡义府”，下设丞相，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各政府主管称侍郎；地方设府尹、州牧、县令等官。此时李自成既未称王，也未立年号，文件、布告只以干支纪年。

至此，明朝在中原地区的主力已经被基本消灭，朝廷只得命陕西总督孙传庭率西北主力到中原与李自成决战。结果李自成在郏县大败孙传庭，趁势进攻潼关。十月，李自成义军攻破潼关，斩杀孙传庭，势如破竹，占领了西安。到年底，陕西各地已陆续平定。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称帝，国号大顺，定年号永昌，改西安为长安，大顺的中枢机构随设在长安。大顺的中枢机构为天佑殿，丞相改称天佑殿大学士平章军国事。原六政府的首长只有侍郎，现改设为尚书、侍郎；并健全了监察、内政等各级机构。由于控制地区的扩大，李自成又向陕北、宁夏、甘肃、青海、四川各地派出偏师，并派任地方官员。在文化上，李自成开科取士，由“礼政府”主持考试，网罗选拔人才。首科考题“定鼎长安赋”。

李自成的经济政策是，民间“三年免征”。但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已经开始建立的行政机构，李自成对明朝官员和贵族、富绅采取了追赃助饷的办法。在政权建立之初，“追赃助饷”可以理解，但是李自成最后的失败，不能不说“追赃助饷”的无约束膨胀起到了一个助推作用。

维持庞大军队的又一个措施是铸造铜钱。自建国立年号后，李自成很快就开始铸钱，开始所铸是小钱。从出土发现来看，李自成的小钱出土发现最多的地点是西安和襄阳，西安出土的一个窖藏，内藏永昌通宝小钱多达2600余枚。这些小钱多用黄铜铸造，直径2.4厘米左右，重在4克左右。相较崇祯时期社会流通的恶薄小钱，质量远胜，所以深受民众欢迎。不久因为铸造数量有限，远不敷用，又改铸了大钱。大钱通常平均直径为3.3～3.8厘米，重14～16克。由于没有李自成发布的文字材料作证，这些大钱的当值不便确定。明末清初人士所记《绥寇纪略》等书中说，李自成所铸有当二、当五、当十，甚至值银一两的大钱，但出土钱币恐怕只能作小钱、大钱两种看，大钱顶多可看作当五。

李自成虽在长安建国，但此时的大顺还只控制西北和中原，大明政府还控制着中国的心脏华北、长江下游和南方；张献忠等农民义军控制着两湖和四川。李自成显然并不想只做割据皇帝。早在建国前的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李自成已经派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占领了荣河县（今山西万荣县荣河镇），作为东征的前进基地。永昌元年（1644）正月初八，李自成就亲率大军开始东征。进入山西后，正月二十三到达平阳（今临汾），平阳知府张璘然投降。二月初六，大军开到太原城下，山西百姓引颈相望，官员虽然还想抵抗，兵士却已无斗志。巡抚属下的标营将领打开城门，引大顺军占领了太原。

李自成在太原休整8天，在此期间，山西布政使、太原知府和一些道员等官员都被处死。同时开科考试，先取新的地方文官，部队则“追赃助饷”。投降大顺的平阳知府张璘然起草了一道“永昌元年诏书”。诏书中说（有缩编）：

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永昌元年谨诏。

这就是一篇向崇祯皇帝的劝降书，明确声明，易水燕山（指华北大地）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意为中原陕西已“苏”，即解放），要亲征恒山河北，以解放黔黎百姓。如果崇祯能够“度德审几”，则能如西周立杞国保留夏的后裔、立宋国保留商的后裔，使其奉祀先祖，享祀永延。

当然不能指望一纸诏书就使承继270多年江山的皇帝屈膝投降，但却让明朝的各级官吏感到，大明的气运已经到头了。大顺军锋所指，明军望风披靡。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前锋抵北京城下，第二天轻易攻下北京，崇祯皇帝在宫中嘱咐太子“万一得全，报父母仇，无忘今日戒也”。随后逃出紫禁城，走投无路，在煤山（今景山）山坡上，找了一棵树，以发覆面，示无面目见祖宗，上吊了，尸体两天后才被找到。李自成则被众将簇拥，在百姓欢呼声中，从德胜门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了北京城。李自成来到皇宫，明太子朱慈烺跪迎门边，算是承认了政权的更替。这一天，距李自成从长安出发东征，只过了70天。

明朝国亡，李自成至此才真正面临开国繁务。京城内部，需要安定民心，恢复市场；上层社会，需要处理前明宗室和庞大的官僚队伍；前皇室、政府财产需要清查整理；新的中央政权需要迅速调整各类文武官员，以便安排和接管行政工作；大顺已经占领了秦岭淮河和长江中游以北的大部分土地，需要派出官员接管和处理地方善后；等等。

在这诸多繁杂事务中，铸造钱币，以示新政权的权威和稳定社会的经济环境，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新政权中设立了“管钱局”之类的机构。据钱币学者统计，全国有13个省区30多个县市出土了永昌通宝（不含非出土而发现永昌通宝的地区），主要有陕西、湖北、河南、山西、宁夏、甘肃、河北、北京、山东、四川北部、青海东部等。其中尤以陕西的西安、湖北的襄阳为多，应是主要的铸造地区，其余地区大多是大顺部队携带遗留。北京铸造的永昌通宝铜质精好，风格极类明钱，据说管理铸钱的是原明兵部侍郎刘永誉之子，但数量极少。[41]

当各项应急事务进行之时，大顺军从长安出发就习惯了的一项工作却不合时宜地膨胀起来，即向官僚富绅“追赃助饷”。其中追赃就追到了辽东总兵吴三桂的父亲家里。本已决定降顺的吴三桂得知此信，立刻提兵反叛。当李自成亲率大军迎战时，吴三桂又联络候在山海关外的清军支援，终于导致大顺军在山海关附近大败。李自成率败军回到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在紫禁城武英殿匆匆举行了称帝以来迄未举行的登基大典，然后撤离北京，返回长安。

李自成在长安只待了半年，由于清兵在关内的发展，又不得不退出长安，大顺在各地匆匆任命的各地方官或叛或降清，也迅速崩溃。李自成且战且退，大约在清顺治二年（大顺永昌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大顺余部在剩下的一些将领领导下，转入反清斗争，成为大顺历史的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