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时期的变法与货币
经历祖宗两朝[10]的统一和真宗朝边患的稳定，宋朝的经济状况也稳定下来，铜钱的年铸造额达到了100万贯以上，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铸钱数量。但这是全国政权统一的结果，从社会经济制度看，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变化起于神宗朝的大变法。
从太祖陈桥起事（960年），到神宗20岁继位（1067年），宋朝已经走过了百年有余。宋朝初年为改变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内军阀割据的局面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在国内环境总体平稳的条件下，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弊端积累年深日久。其突出的表现是所谓“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
冗官，是指官员过多过滥。太祖为防止武官拥兵自重，自“杯酒释兵权”以后，采取的是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策略，比之前代，大大提高文臣的地位。官制分为官、职、差遣三类。官以定俸禄，与官员的实际工作没有关系。职是各个机关部门的实际职务，但是这些职务大多都是闲职虚设，往往并不任事。差遣才是官员实际担任的工作。加之宋初统一全国后，为安定功臣和原各割据政权的贵族，设置了大量虚职。贵族和高官们的子弟还可以以“门荫”形式做官。所以宋朝的官员代代相加，从宋初的不足万人，到神宗继位时已达24000多人。宋朝官员的待遇还十分优厚，除常俸外，高官的住房、车马、随从仆役也有收入，一般官员还有季节服饰、餐饮、节庆、冬炭夏冰等各种补贴。官员队伍的庞大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冗兵，是指兵员的增加。太祖建国之初，把全国军队整编为禁军和厢军，禁军是国家精锐主力军队，有一半驻于汴京周围，其余扼守各重要战略地区。太祖对禁军的选拔要求极其严格，身高、体重、强壮程度都有一定的标准。起初是选出标准军人，作为“兵样”派往各地。后来制作了标准木尺发放地方，用于选兵。厢军是地方掌管的部队，先是从原地方部队中选拔合乎禁军标准的上送，剩余军人留在地方，从事工程、运输等杂务。那时，禁军和厢军总计不过22万人，到太祖后期，也才不到38万人。经过太宗与辽的战争和与西夏的战争，尽管由于和约的签订，大规模的战事已经平息，然而到神宗继位时，军队总数已达120万，数倍于宋初。其时宋朝的人口不过5000余万，即每三十几人就须养一个兵。
兵虽多而国家仍然疲弱，欧阳修曾就此指出，澶渊之盟以后，经历过战争的老兵“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连禁军都到了值宿自己不带甲胄兵器而使人另持、领饷竟雇人背粮的地步，如此疲兵，面对北方的辽、西方的夏，怎能不打一仗败一仗？
冗费自然是指财政支出的巨大，这是冗官、冗兵的必然结果，更无论皇室贵族的供养，祭祀、庆典、丧葬等的靡费，宫室寺宇的营建等。以宋朝农副业的发达，也已经难于支撑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问题，朝廷的很多有识大臣都已见到，只是如何对待，存在着政见的不同。年轻的神宗皇帝继位后，颇想有一番作为，于是起用了王安石，实行“变法”，也就是实行一套改革措施。
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从熙宁二年（1069）到熙宁八年（1075）间实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撮其要者有：
募役法：募役法是改农民的义务服劳役为由税户交免役钱，由政府雇人服役，解除农民的服役负担。
青苗法：即农业贷款。由政府在播种时节向农民发放贷款，用于购买种子、农具、耕牛，待秋后还本付息。
方田均税法：即重新丈量土地，以平均赋税负担。
均输法：全国各地向中央缴纳的粮食、纺织品、各种军需民用物资，原由富商以实物征收、承运的方式包揽，新法改由政府统一根据物资的丰歉、路途的远近，以销售、购买的方式解决。
市易法：管理市场，平抑物价。
保甲法：将民户编为保、甲，农闲集中训练，成为边防民兵，以增强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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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实行后，朝廷上政治风波不断，支持变法的一派和反对变法的一派被称为两党，即新党和旧党。两党的政见之争又夹杂了意气之争，再演变为互相排挤和政治倾轧，几经反复，对宋朝的国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著述和评论，自古以来，汗牛充栋，其结论代有不同，以致产生根本性牴牾。评价变法的是非，不是本书的任务，要说明的是，变法对北宋的货币状况，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措施是募役法。
募役的“役”是指农民为官府无偿提供的劳役。自古以来，农民都须无偿为官府提供劳役，隋唐以后，这种劳役的规范程度逐渐提高。宋朝对土地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地主可以大量并购土地，农民中土地、资产的拥有程度差别很大。政府将农民依资产高下分为五等户[11]，承担不同的劳役义务。由于国家的经济基础建立在自耕农的基础之上，因此农民中的中上等户（一、二、三等）承担的经济和劳役义务尤大。譬如“衙前”由一等户轮流承担。他们不但须到官府看管仓库、管理州县衙门的杂务，还需为官府运送物资。每一出差京师，押运上供物资，长时不得回还，路途艰险，如有损失，还须包赔。又如“里正”，也须一、二等户轮流担当。每向乡里催索赋税，不能收齐，就须自己赔补，甚至遇到乡里强势人家，纠缠不交，也得自己垫补，以致常有因此倾家荡产者。地方的警巡杂役等事务则由四等户承担。一些高等户拆分家产，分立多户，假充下等户避差；一些下等户增添了资产也隐匿不报以逃役。一方面，殷实农户因差役而既误农时，又遭困顿；另一方面，贵族、官身、有功名的儒生、僧道、坊郭户（即城镇户口）等都可以免役。王安石设计的募役法，目的就是解决这一矛盾。
募役法是改义务服差役为国家募民代役。农民不必再出差役，而由政府出钱向社会招募从役人员，这笔费用由全体人民出钱承担，称为“免役钱”。免役钱按户等高下不同而有区别，等级越高出钱越多。过去不服差役的贵族、官员权势之家、儒生僧道、坊郭户等，也须按资产相应的同等级之半出钱，称“助役钱”。募役法从熙宁三年（1070）开始在开封所属州县试行一年后，在全国推行，并且在征收免役钱时加收20％的“宽剩钱”，作为荒灾备用。
在新法中，免役法的争议最大。是非且不论，这一法令对社会货币化的推动却是最大的。其他法令，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也不同程度地对社会的货币化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譬如力役，原是由农民无偿提供的，甚至服役期间的服装、食粮、小型工具等都须自备。改为募役以后，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必须交纳铜钱（铁钱区则交铁钱），连过去没有服役义务的贵族、官吏、僧道等人也须纳钱。农民必须出售农产品以获取钱币，货币需求之大为史上未有。
为解决变法所带来的货币需求，神宗时期要求各地大力开办钱监。从宋朝初年的主要铸钱场所为江、饶、池、建4大钱监，扩大至27个钱监。
铜钱监
续表
铁钱监
*此表依据《宋会要辑稿》引《毕衍备对》，与所说27监及其他史料略有出入，但可见其大概。兴州济众监名称系参考其他史料。
综合现存史料，神宗时期，北宋的铜钱年铸钱额从往年的100余万贯猛增至500余万贯，铁钱也达到80余万贯（不计折当）。相较变法前，社会流通钱币量增加了4～5倍，更10倍于唐朝的钱币铸造量。由于铜、铁钱都有多至10余监的工场同时铸钱，铸钱的品质必难于十分统一。神宗朝的两个年号铸钱（熙宁、元丰），呈现出极其繁复的形式和版别。钱币字体有楷书、篆书、隶书；文字排列有旋读、对读；币值有小平、折二；铸行形式有单体、对钱[12]，若细分版别，则几乎不计其数。这些钱币的质量往往参差不齐，正是这一时期群监共铸的反映。
钱币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的一个窖藏，钱币的每一种书体版别都极繁复，选其中铸造较好、品相尚可的几枚稍作排列，以供读者对比。钱币皆作者手拓。
哲宗继位后，旧党上台，大量裁撤钱监，北宋的铸钱量再也没有恢复到神宗时期。
作者评述：神宗时期的变法，无论是其顶层设计还是基层执行，确实存在理想化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旧党意见，不无道理。但无论维持旧貌，还是实行新政，总要兴利除弊地做下去。北宋变法之伤，在于新旧之间不断反复，以致货币经济的真正大发展，竟现于南渡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