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宋的纸币

三、南宋的纸币

南宋的货币基本单位虽然是铜钱或铁钱，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实际发挥着更重要作用的是纸币。南宋纸币的种类繁多，其大要为钱引、会子、关子三大类。

钱引

钱引主要在四川使用，是北宋末年由交子改制而成。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官交子正式发行时，为控制发行量，曾规定了交子有界，每两年须用以旧换新的方式发行新一界交子，第一界交子发行量是125万余贯，并规定此为交子发行的最高限额。由于在陕西方向与西夏作战和在青海方向与唃厮啰作战，不断以向四川借交子和由四川支付入中的方式解决军需，以至到徽宗大观年间，交子实际发行量竟达2000多万贯。交子原是铁钱的兑换券，至此已成为入中的偿付手段，不得不改称为“钱引”。北宋末年，金国入侵，虽经宋军反复争夺，关中地区终为金军占领，陕西入中自然已不存在。但钱引之名依旧沿用至南宋，钱引的界份也仍与原交子的界份相沿。

1.钱引的样式

同交子一样，钱引也没有为后世留下任何实物。幸运的是，有一部《楮币谱》[52]，记述了南宋钱引的样式，保留了若干钱引的信息。

《楮币谱》是以图表形式记述钱引的。左图是钱引的内容格式，右图是在这种格式下的内容实例，这里选取的是第77界淳熙二年（1175）的钱引。可以看出，在钱引上，票面高头标明界份。南宋第1界从北宋界份延续下来，实际是第53界，发行于高宗称帝的建炎元年（1127）。延至第77界，正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以干支纪是乙未年。

在下面，票面标有“料例”。“料”是宋元时期的纸币术语，通常指纸币的批次。在东南地区，纸币的“料”用数字表示；在金国，“料”用千字文表示。四川钱引可能是保留着初创时期的习惯，每界用不同的5个文字表示，例如第70界是“至、富、国、财、并”5字，第71界是“利、足、以、生、民”5字，每批次纸币用同一个“料”字。钱引（即交子）初创时只印了120余万贯，每料大约25万贯左右。到南宋时，每界钱引已增印至一二千万贯，以5个汉字作批次标识显然已难于操作，仍使用这种方式，大概主要是遵从传统吧。本例的77界，“料”字是“维、币、通、农、商”。

在票面上印有批准钱引发行的“敕文”。敕是公文的一种，有两类，一种称“敕书”，是官场针对中下级官员的文书；一种称“敕榜”，是面向社会的公开示谕，所谓“戒励百官、晓谕军民”的公文。这里的敕，应该是后一种敕文。敕文可能只是敕榜的约略图象，用装饰性图案环绕，以示隆重。装饰图案每界不同，用以区别界次和防伪，如“金鸡捧敕”“双龙捧敕”“金花捧敕”之类，本例则是“盘龙捧敕”。

“青面花纹印”大约是青（蓝）色的边栏花框，其图案也是每界不同，有“合欢万岁藤”“方圆锦地”“缠枝太平花”等，本例是“鱼跃龙门”。

票面的主景多是一幅红色的历史故事图，比如第72界是“朽粟红腐”，指《史记》所记汉武帝时富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腐败不可食”；第67界是“祖逖中流击楫誓清中原”，表现东晋大将祖逖渡江北伐，船行至长江中流，祖逖情绪高亢，用力击船桨，表达必复中原的决心。本例第77界的画面是“同律度量衡”，自然是指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度量衡。

规定本界钱引使用年限的文字和图案应该处于票面底部。北宋四川交子初创时，每界行用两年必须以旧换新，神宗熙丰时期（1068—1085），逐渐形成两界并用的局面，每界交子4年才换。南宋钱引仍沿用成法，大体是两界并用，因而须在票面标明使用“年限”，本例所用图案是“连环万岁藤”。

钱引的背面也有图案。钱引的面额有两种，即1贯和500文，同界的两种面额的钱引，正面票面相同，区别仅在背面的图案（未知票面的面幅大小是否一样）。譬如本例，1贯面额的钱引，背面图案是“武侯木牛流马”，表现的是诸葛亮北伐，用木牛流马运送军粮的故事。500文面额的背面图案是“傅说版筑”，傅说（yuè）是传说中殷商大臣，出身卑微，商王武丁找到他时，他正在筑墙。古时墙用木板夹泥土夯筑而成，称版筑。武丁命傅说为相，殷商大治。

左侧格式图的最下一格是“书放额数”。“书放”是四川交子创设初期的术语，指发行时手写票面面额。不久改为固定面额，通常是一贯，但“书放”一词仍沿用下来。“书放额数”是指钱引的印刷数量，通常以“贯”为基本单位，在宋代的习称和书面表达中，也常称为“缗”。实际上，按宋代的规定，这里的贯和缗都实指钱币770文，即“省陌”。同样，500文实指钱币385文。

2.川钱引的发行数量

北宋末期徽宗时，由于四川钱引印发过多，曾经命将印额恢复至天圣二年（1024）交子初创时的125万余贯[53]，此后川引保持了10多年的稳定。金人入侵，掳走二帝，康王赵构建元建炎，金人再次卷土南下，遣娄室为陕西路先锋都统，作为偏师从河东攻向陕西。河东各州只顾自保，互不相援，遂一一为金军攻破。驻河东的官军大多弃城而走，新任河东经制使王一触即退，率兵退过黄河，直退入蜀。王兵入蜀，四川地方难于供应军饷，成都府路转运判官靳博文在建炎二年（1128）六月以便宜（自行决定）方式加印钱引62万贯，从此开了南宋钱引增印之例。

金兵入陕，陕、川危急，蜀人张浚自告奋勇经营陕西，被高宗命为川陕宣抚处置使。陕西原设永兴军、秦凤、鄜延、环庆、泾原和熙河兰廓六路；四川原设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和利州四路。各路分别设经略安抚使，直接对朝廷负责。宋朝的宣抚使，位在安抚使之上，协调处理数路的事务。高宗在张浚的宣抚使名义上加了“处置”二字，是给了全面处理川、陕10路军政的全权，并且可以便宜黜陟官员。张浚于是命赵开为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以供军需。张浚到任后，立即集中陕西永兴、秦凤、环庆、泾原、熙河五路部队，号称40万大军，组织了对金军的大战。但是以一个33岁的新晋官员，要指挥派系、态度各异的地方军事势力，显然能力不逮。宋军与金国十几万军队展开了决战，然而富平一战，宋军大败，陕西渭河平原的关中地区几乎全部沦陷。张浚只得将川陕宣抚处置使司机关退入秦岭南麓的兴元（今陕西汉中），收拢撤退的残兵，得十几万人。张浚以这十几万陕军加四川的主力部队，全部集结于四川剑门以北至秦岭山脉的利州路[54]。

川中四路，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成都府最为富庶，人口可能已经突破千万，潼川府路人口也有数百万。利州路则除汉中盆地条件较好外，其余多是险山峻岭，人烟稀少，全路人口不过70余万[55]。条件最好的兴元府和洋州，人口不过10万上下，多数府州人口不过3万、5万，多数只1万～2万人。以此偏僻山区和稀少的人口，要维持突如其来的十数万大军，军饷成为极大的问题，随军转运使赵开只得以钱引应付。此后，四川钱引不断增印，《楮币谱》列出了“第七十界”到“第七十九界”钱引的实例，即从绍兴三十一年（1161）到淳熙六年（1179）18年间的历界钱引“书放额数”。这18年是孝宗朝的前半期，也是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18年中，每界印数都在1000余万到2000余万贯左右，有一年超出了3000万贯。以两界并行算，社会上流通钱引平均都在4000万贯上下。钱引的这种印行状态大体维持了四川南宋的主要时段。

整个南宋时期，四川钱引的数量多依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升降，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动荡，重要的原因是川中官员的随时“称提”。

3.称提川引

四川钱引名义上仍是铁钱的兑换券，是可以随时兑现铁钱的。钱引的前身交子创立之初，限定发行量为125万余缗，政府拨发兑付准备铁钱36万缗。以大约1/3的兑付准备率，可以保证纸币顺畅地流通。此后在北宋，交子不断增发，也发生过因为纸币印发过多而贬值的问题。当时的解决办法：一是在陕西发行铁钱。因为增发纸币是由于陕西发生战争，所以在陕西设置交子务、铸造铁钱，使陕西成为铜铁钱混合流通区，将一部分四川交子在陕西就地消化。二是命商人以交子纳税，回笼纸币。三是以交子抵盐钞，以盐回收纸币。所以尽管四川增加了相当沉重的纸币负担，但铁钱的铸造量并没有相应增加，相反往往还减少了。从现有的史料看，北宋的仁宗、神宗时期，四川铁钱的年铸造额曾经达到20余万贯，但大多数时期，四川铁钱的铸额只有十几万甚至只有几万贯。纸币发行多而兑付铁钱不足，这是北宋时期四川财赋管理者始终头痛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南宋时更为严重。川陕随军转运使赵开原指望宣抚使张浚在陕西大获全胜，以陕西的资源应付加印的纸币。但是随着陕军的失败，不能指望陕西，四川仍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应付加印的纸币。赵开从建炎三年（1129）到绍兴六年（1136），6年间增印的钱引达1710万贯，以川中现有铁钱，无法满足兑现，必然导致钱引的贬值。为降低纸币贬值造成川中钱引持有人的损失，赵开拿出官库中的白银和绢帛发卖，以回收钱引；规定商人缴纳的商税、民间的各项税收原应以钱缴纳的，可以用钱引替代；民间交易若使用钱引，可以抬价，禁止压价。著名史家李焘为赵开写墓志铭，说“钱引法既流通，民甚便焉……人亦未始厌其多也”，不无溢美之嫌，但说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引价，应是不错的。

绍兴四年（1134），宣抚使张浚被召回朝，赵开于绍兴六年（1136）离蜀，四川的钱引应将领们的要求年年增印。绍兴十年（1140），金军再次大举南下，西路直攻陕西，战事急迫，四川钱引每年的增印都在四五百万贯。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郑刚中任川陕宣抚副使（不久因陕西失陷去“陕”字改称“四川宣抚副使”），决定解决钱引增多、引价下跌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纸币与铁钱间的数量失衡。纸币虽然不断加印，铁钱却由于铸造成本太高，早于建炎二年（1128）就停止了铸造，至此已经有十五六年，人员流散，设备败坏，重起炉灶需要新的资金。为此，郑刚中创设了一种新的附加税“称提钱”。

称提钱者，郑亨仲（按：郑刚中字亨仲）改四川宣抚副使之岁（原注绍兴十四年），始命益、梓、利三路茶、盐、酒课及租佃官田应输钱引者，每千别输三十钱为铸本。于是，三路每岁共得钱四十三万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以其二十四万七千缗为铸本，又得其赢余十八万有奇，以助军食之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称提钱”）

上文中“益”指成都府，“梓”指潼川府，“利”即利州。夔州在川峡四路中远离宋金前线，且多为山区，经济不发达，所以不予加税。所谓“称提”，本是宋朝人常用的一个词语。称，即衡制。古时称重多用天平式衡器，宋朝虽然已经有了杆秤，但官府衡量重量标准，仍用天平式衡器。所以“称”常被引申用于平衡之意。提，就是提高。自郑刚中将“称提”作为提升纸币币值的一种新的附加税名义以后，“称提”就常常用作提升币值措施的代称。

郑刚中从所得的43万余贯钱中，抽出24万余贯作为铸钱的本金，在利州昭化（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区）重设钱监，置管理官员6人，工匠兵丁500人，于绍兴十五年（1145）开炉铸钱。当年得钱10万缗，不算开办费用，所用成本约为20万。看来，虽然铸钱成本较高，但是在提升钱引币值上还是起了作用的。

此外，虽然史料记录了各界钱引的增印数字，但这并不是实际的发行数字。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总领四川财赋[56]王之望报告：“本所（按指总领所）库管钱引，见在万数不少……今节次增添钱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万道，只有铁钱七十万贯。其所以流通者，盖缘盐酒等物，阴为称提。而本所赡军库常有数百钜万散于外，故引法未敢大坏……今官库之积，皆当散出。若更增添，须当消息而行。乞密降省札，略示大数付之望，不下转运司收掌，令之望酌度事宜，或三五十万，或百十万道，作番次旋旋增添，不令外人知所添之数，足以给用即止，不必尽如朝旨所增……”报告很快被批准，从十二月开始实行。

由此可知，控制实际发行数量，也是“称提”的重要方式之一。

作者评述：依据王之望的报告，四川钱引的发行量常年保持在4000万贯左右，而铁钱只有70万贯。社会上实际流通的铁钱保有量应该更大一些，但与钱引相较，也绝对不成比例。之所以能大体维持社会的稳定，有两点似应做进一步研究：

一、如果说四川在北宋是一个以流通铁钱为主的社会，交子只是供商人致远，那么到南宋时期，由于铁钱停铸，钱引超量发行，四川实际上已经成了以纸币流通为主的社会。考虑到川钱引只有1贯和500文两种面额，社会上的铁钱主要供民间日常零用，价值稍大的交易则只能使用纸币。

二、四川的人口因素。由于自然地理的区隔，巴蜀的人文环境相对中原更为独立、安定。辽亡后，金人不断南侵，中原地区的人口大量南逃，相当部分的难民逃往蜀中。北宋崇宁时，四川潼川路人口300多万，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达到527万；四川的中心区域成都府路，崇宁时人口498万，到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竟达1480余万，约3倍于北宋时期[57]。四川是铁钱区，不得使用铜钱，且入川人口属战争难民，也难于携带大量钱币，所携至多只能是所谓“轻赍”，即便携而价高的贵金属、高级纺织品、珠宝首饰之类。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吸纳了过量发行的钱引，也稀释了民间因物价升高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会子

会子是在东南铜钱区发行的纸币，它的正式发行起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从临安府逐渐流通到两浙、两江，继而逐渐扩大到荆湖、两淮，实际成为全国通用的货币。

1.会子创制

会子的正式发行始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此之前，民间早已有多种纸质钱券在市面使用。高宗南渡之初，被金人追击，整个朝廷疲于奔波，各地钱监迫于战乱早已停铸。待安定下来，江南的生产、商业陆续恢复，才感觉铜钱的紧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七记载了提点铸钱司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的报告：

江、池残破，远涉大江。乞权就虔、饶二州并工鼓铸。许之。旧制，江、池、饶、建四郡，岁铸钱百三十万缗，以赡中都（原注：江州二十四万、池州三十四万余、饶州四十六万余、建州二十五万余，共役兵三千六百余人）。其后皆不登此数。至是并广宁监于虔州，永丰监于饶州，是岁铸钱才八万缗。

其实铸钱的诏令在此前一年的绍兴元年（1131）已下。这一年，奔波了4年的高宗终于从海上准备回杭州了。此前，金将兀术（宗弼）渡江直追击到安徽、江西，地方官吏、守将望风披靡，赖张俊护卫高宗一路南逃。直到建炎四年（1130），金人陆续北还，高宗才得以喘息。于是高宗重整各路军队，将原御前五军改编为神武军[58]；又专门铸造了一方“大宋中兴宝”的大印；下令铸造“绍兴元宝”钱。只是诸监残破，经过合并，才在虔州（今江西赣州）、饶州（今江西鄱阳县）重建钱监，第二年铸成铜钱8万贯。

张俊，北宋末年时为中级武官，金军南侵时勤王归到兵马大元帅赵构属下。此后一直跟随赵构，任劝进、警卫，建炎三年（1129）因镇压政变之功升至御前右军都统制，为高宗信任，御前军改编时仍为神武右军都统制。绍兴元年（1131）高宗欲回临安，命张俊屯驻婺州（今浙江金华），作为临安的西南屏障。其时张俊在作战中已收编多路部队，军势强大。当年十月，尚书省报告：“神武右军往婺州屯驻，合用钱理须樁办。缘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难以津搬……诏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每千搭十钱为优润。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李心传在抄录了这一段报告后说：“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

婺州（今浙江金华）到杭州，正是浙江中下游（今钱塘江、富春江）的航道。婺州至少从南朝到隋唐已是当地水运和商业的集散地，凭借兰溪、浙江可以轻易到杭州。尚书省称“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恐怕不是指交通不通，而是由于战争，官路不通，毕竟运输大批钱币，是要官船、纤夫、官军和沿途州县供应才能通行的。于是尚书省决定召商人在婺州入中钱币，到行在领钱。

李心传说“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其实倒也未必，而说与此有关则是确实的。绍兴初年，铸钱只有8万贯，后来稍有增加，也不过十余万贯。较之北宋时一般年铸额都在百万以上，神宗时竟达500万贯的铸额，铜钱是远远不足的。铸钱原已不足，婺州入中的钱币却都要到临安榷货务兑现，杭州市面的钱币紧张是必然的。于是市面上出现了各种白条，以代钱币。南宋初年，社会混乱，记载不全，见于记录的就有“便钱会子”“寄附”等。“会子”一事，早在北宋时期就有，通常是不用现钱结算时给付的单据。大概起初只是在小圈子里行用，所以称“便钱会子”，大约就是“当作钱用”的意思，官府也并不禁止。“寄附”就是寄存，城中为外来人口寄存物品的店铺给人开出寄存单据，有人以这种单据充交易中的会子使用，甚至已经流传到杭州周边。绍兴五年（1135），当时的知临安府梁汝嘉曾经想限制这种以寄附单据充便钱会子的行为，结果令下只有一天就被市民反掉了[59]。

到高宗绍兴中后期，社会安定，杭州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北宋崇宁时杭州已有近30万人口，到绍兴末年，已超过50万人[60]，商业也发达起来。一些有钱的富户遂自行印制发行便钱会子，由于是有钱有势之家，影响较广，史称“豪右”，所以他们发行的便钱会子流通较广。

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两浙路计度转运副使钱端礼任知临安府，他看到了杭州城里私人主办的会子，便建议朝廷，授令由临安府官方出面印造，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仅仅过了5个月，七月里，钱端礼被任为权户部侍郎，于是他又建议会子由户部发行。三十一年（1161）二月，钱端礼在临安成立了“行在会子务”，又在不同地方另设了五处会子务，正式发行会子。

丙辰（按即二月十三）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初命徽州造会子纸，其后造于成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

这一段记载十分重要而且说得很清楚。会子务成立后，当月甲子（廿一），高宗就下诏，撤销会子务，将印行会子事务隶于榷货务都茶场。榷货务本是太府寺属下机构，掌国家粮食、金银、布帛出纳中的折算和贸易管理，是国家的财政机构。但“榷货务都茶场”却是独立机构。北宋时期曾设立过“都茶场”，徽宗宣和七年（1125）停罢。南渡后高宗另设了一个“榷货务都茶场”，其时北方解盐池等已经沦入金国，淮盐产地又成为战区，南方茶的利益就格外突出起来，都茶场即以出卖茶、盐、香料的钞引作为额外的商税收入。都茶场设于建康（今南京）、镇江、临安三处，都以“行在”冠名。榷货务都茶场名义上冠以“榷货务”字样，实际上与榷货务平起平坐，提辖官、监场官都由榷货务提辖、监官兼任，既不隶于太府寺，也不隶属户部，而由尚书省直辖[61]。此时高宗见到户部发行会子，遂将这一利益收归中枢，并拿出左藏库[62]的钱10万缗作为启动资金。(https://www.daowen.com)

会子归于都茶场不过一年有余，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禅位于孝宗。孝宗本不是高宗亲子，对高宗施政利弊自有看法。他似乎认为会子不应只用于商，还应用于民，于是又命户部印造200文、300文、500文三种，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如是，会子成为1贯以上属中枢，归中央调度，收支统计以贯、缗或道为单位；1贯以下的小额会子称为“零百”，供民间日常零用，归户部发行。

对于在东南诸路出现的这样一种新流通工具，各方人士看法是不同的。户部作为经济管理部门，关心的是可以省现钱。于是以财政不继为由加印了200万缗，户部侍郎李若川说，以此军队兵饷可以少支见钱，省出240万贯。但军人们并不以为然，镇江都统制拿着收到的会子，向本路总领要求兑付现钱，否则无法下发军饷。丞相洪适（kuò）很务实：“楮币在处可行，但须得本钱称提乃可。”政府和地方各部门出纳却都不愿用纸币，只要现钱。到乾道三年（1167），会子的印造已达2800余万贯，其中发行到社会上的也有1560余万贯。户部侍郎曾怀（字钦道）认为，社会上保持519万贯左右的会子比较合理。孝宗拿出宫廷内库和左藏南库（即国库）各百万两白银收兑会子，士兵们却认为银价低落，已不值原价。

面对会子投入社会后的种种问题，在群臣要求下，孝宗终于决定，重新设立会子务，改名称为“行在会子库”，铸了一方“提领措置会子库”印。其时曾怀已升任户部尚书，又因会子以军饷为主要发行渠道，命兵部侍郎陈弥作（似即字季若者）提领会子库。会子分界发行，三年为一界，每界发行1000万贯。陈弥作又与曾怀共同上奏，请求会子像川钱引一样，“两界相沓行使”，即每发行一界，收兑上上界发行的会子。这一政策从乾道五年（1169）正月正式实行，大约此时会子的大额和“零百”的管理就统一于行在会子库了。

经过多年反复实践，自乾道九年（1173）起，又明确规定，一般财政支出和政府收纳，以“钱会中半”为原则，即一半现钱、一半会子，又制定了伪造会子的惩罚、首告者奖赏的具体办法。至此，会子在南宋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使用制度基本完备，与南宋此后的历史大体相随。

南宋会子至今没有实物发现，但20世纪30年代，曾经发现过一块“行在会子库”钞版，现存国家博物馆。从这块钞版，可以约略看到会子的形制。中间五个大字“行在会子库”把整个画面分为上下两片，下片是一幅图画，上片是票面文字。两边的文字右边（拓片的左边）是面额，“大壹贯文省”，按宋代官方省陌制即1贯相当770文铜钱。左边（拓片的右边）上下两字是第××料。这与川钱引有所不同。川钱引称“五行料例”，用五个汉字代表批次。东南会子的“料”用的是汉字大写的数字，从版面看，数字是用活字填入的，所以与“第”“料”两字的大小、排列有所差异。本版的料次是“壹佰拾料”，因为年代久远，活字与版面已经锈结在一起了。上片正中是防伪造的赏罚敕令：

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仟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

敕令中，“赏钱壹仟贯”当然不是赏“犯人”，文中省略了被赏主体，是指告发者，这种表达方式在宋元公文中常见。“进义校尉”是一种不入品级的低级武官，如告发人不愿领钱，可以授予一个进义校尉的名义。“徒中”是指正在服“徒刑”即强迫劳役的人，如能告发伪造案，不但免罪，还可以获赏，并且在赏钱和赏小官之间可以自由做出选择。

这块印版反映的并不是会子的全貌，从已知的宋代纸币遗物来看，宋代的纸币是由多块印版彩色组合印刷的。这块行在会子库版应该是会子的主版，但至少还应有表达界份的印版，还会加盖“提领措置会子库”之类的印章，等等，但可以看出它是乾道九年（1173）以后的印版。

2.钱会中半和十八界会子

会子与交子不同，交子原则上是以交纳铁钱的方式换取的，虽然后来因为政府超额发行，难于兑现而造成交子价格下跌，但仍须备相当的现钱以备人持券兑现。会子却是从一开始就由政府直接发行，只是承诺可以兑换铜钱，但这一承诺实际上很难实现。

淳熙三年（1176），会子才发行到第四界，就命第三、四两界各延长3年，又命都茶场会子库加印200万。光宗继位，再命第七、八两届延长3年。由于不断加印，到宁宗继位，想控制发行，已是下诏命会子每界从1000万为限增加到3000万为限。如此印数（实际并非将印数全部一次发行）、如此延长（当时术语称“展界”且多次发生“展界”的事），社会上将同时流通3界会子，到嘉定初年数量已超过1亿贯，理宗绍定年间竟突破3亿贯。

尽管南宋朝廷以3年收换的方式限制纸币发行，但是仍然不能约束会子发行量的猛涨。但南宋的铜钱，却仅以平均每年不超过20万贯的数额铸造，加之会子必须到有会子务的处所才能兑现，使有兑现需求的人大感不便。于是就有了低价收购会子以待机全价向官方兑现的投机商。这是会子出现贬值的直接方式，也必然转移到市场以会子计的物价、会子和铜钱的比价以及新旧界会子的比价上。此外，由于铜钱和会子在使用中民间的接受程度不同，地方政府对待铜钱和会子的态度也不同。辛弃疾就曾报告说，民间缴纳各种税赋，政府总是命多缴铜钱，少缴会子；官府发放各种钱币的时候，却是会子多而铜钱少，所以民间会子一贯只值六百多。

早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官会子初行的时候，朝廷就许诺“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用现代语言表达，即投放和回笼时会子等同现钱。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空头许诺，并没有具体措施保证，于是出现了上述会子的贬值。朝廷想要会子能够继续投放，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南宋朝廷既是以川钱引为会子榜样，也就借鉴了川钱引的“称提”方式。较之四川的转运使、总领们有时还会因用官库的金银等物称提钱引而遭到朝官的弹劾，东南的会子称提则因为是由朝廷直接掌握，有了更多的称提手段，主要有：

出售物资回收会子。朝廷专门拨出官库的金银、高档纺织品，以收会子的方式出售。出售官田也是一种方式。在国际贸易中进口的香料、药材也是回收旧会子的重要物资。必要时还会出售一些空白官诰、爵位、僧道度牒之类证件来回收会子。

榷货回收会子。榷货主要是指盐、茶、矾等的专卖和向商人收缴的商税。这种商业收入原是政府的铜钱收入，必要时命搭收会子。

减价以新换旧。即发行新会子时，以1∶2、最高是1∶5的方式回收旧会子。比价虽然很高，但由于旧会子的市价已经很低，也能为持有者所接受，且抑制了部分的投机行为。

还有若干措施，最为重要的是“钱会中半”制度。所谓钱会中半，即无论“军需”“上供”（投放或回笼），都以一半铜钱一半会子的方式完成。这种方式的正式定型，经历了10年。10年中，钱会收放之比高高低低，朝臣意见反反复复，各地执行行政指令松松紧紧，最终于孝宗的乾道九年（1173）正月下敕（有删节）：

敕措置下项：

一，诸路州县应民张（间）输纳税赋、诸色官钱，并用钱会中半送纳。如受纳官司违戾，许纳人越诉，当职官以违制论，公吏邀阻乞觅，并行编配。提刑、转运司常切觉察。若监司失行举觉察，取旨行遣。

一，州县起发上供等钱，除合起轻赍外，亦许用钱会中半解发。

一，监司、守臣，并州、县、镇、寨，将应干官吏俸给并以钱会中半支遣……

一，州县场、务等处收民旅会子，其间虽有破损，但有贯伯钱数可照，并仰交收，不得阻节。所有纳下破损会子，却作上供等钱解发。

一，官私买卖交易并听从便，不拘钱会分数。

这道敕书首先明确了公私货币缴纳、投放中“钱会中半”的原则，而且明确了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如不执行将以“违制”论的行政约束，明确了监察机构对钱会中半事项的“觉察”职责，明确了民间受到阻挠的举报权利，还有遇到残破纸币时处理的具体办法。在南宋以后的大半岁月里，政府的经济活动大体上遵循了钱会中半的做法，虽然也常常发生“例外”或根据时情变化而做的微调。如当某界会子贬值过甚，新界发行时，在执行钱会中半时，在会子的一“半”中，要求用新界一半、用以折价方式折算的旧会子一半。

但是南宋政权的内部和所处的外部环境都不平静，特别是宁宗时期，历经政治动荡和失败的开禧北伐、理宗时期蒙古开始南侵，都迫使朝廷不得不加印会子，以弥补货币的不足。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准备北伐，会子发行5000多万贯，会价尚在每贯值700多文。北伐期间第11、12、13界会子3界并行，社会上流通会子1亿多贯。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被杀，北伐失败。嘉定元年（1208），南宋与金国签订和约。签约后收拾残局，会价仅值300多文。朝廷拨出15万两黄金（每两折钱40贯）、7000道度牒（每道值1000贯），外加官诰、进口香料，以回收这3界会子。同时命上缴的财政收入，“钱会中半”的会子中，第11界占20％，第12、13界各40％，还撤了一批“称提”不力的官员。

到理宗时期，会子的印行已经多在1亿贯以上，会子的分界也难以3年为期，常常拖界。到端平元年（1234），第17界会子印行已经突破4亿，加上并行的第15、16界，社会已基本靠会子维持流通，而前界会子只当新界会子的三折、二折。嘉熙四年（1240），第18界会子发行，收回第16界，以第18界与第17界两界并行，二者的比价是1∶5，即第17界只能二折行用。发行新会子已难以起到限制发行量的作用，如此拖了7年，直到淳祐七年（1247），朝廷正式宣布会子不再立界，“永远行使”。

此时会子名义上是两界并行，但第十七界只值原价的1/5，也不再增印，在流通中逐渐收兑消耗，又由于铜钱越来越难得，社会上实际只以第18界会子为主要流通工具。近年来，各地发现了多起地方临时钱牌，如淮西地区发现的“和州钱牌”、合肥发现的“南康军”钱牌、2002年披露的“使府酒务”钱牌等，都是用铅锡铸成（也称“镴牌”，镴是铅锡合金的古称），显见是有极强的区域、时限性，但却都标明准“十八界”，即第18界会子。特别是1993年在江西九江市出土的“江州钱牌”，牌面铸有“准拾捌界壹百江州行使”十个字。但是会子的“零百”只有200文、300文、500文三种，并无100文的面额。这块钱牌的背面是一个大大的“使”字，应是当地转运使，并用了花押，旁边还打有“权宜便民”四个小字戳记。由此可知，由于铜钱的紧缺，即便在日常的生活零用中，铜钱也在逐渐为纸币所替代，所以尽管第18界会子没有100文的面值，民间也只能以此为虚值计价。

理宗后期，蒙古开始大规模侵宋。景定元年（1260），因为蒙古大汗蒙哥去世，忽必烈赶回开平（后改上都，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正式称帝，年号中统。为争夺汗位和平定内部的反对势力，忽必烈与南宋订立了秘密和约，南宋获得短暂喘息。此时南宋内部的政治、经济状况已经非常不堪，为挽救货币市场，宋相贾似道发行了又一种纸币“关子”。关子发行后虽然没有明文停止流通会子，但由于会价的低落，会子也就逐渐退出了流通市场。

作者评述：南宋由于周边政治环境的复杂，境内的货币也不得不分区管理，东南用铜钱，四川用铁钱，江淮之间也用铁钱而与四川有别。依托于金属钱币的纸币于是也有了几个不同的种类。除四川钱引、东南会子外，另还有几种规模和影响都较小的区域性纸币。

淮南交子，简称淮交，行用于淮南。因为南宋与金国以淮河为界，为防止铜钱北流，南宋在长江以北铸行铁钱，故江北发行的纸币称交子，以铁钱为本，长江以南绝不使用。

湖广会子，简称湖会，由湖广总领王珏在隆兴初年创制。孝宗继位后即发动了一次北伐，湖广是一路重要的北伐出发地。为应付北伐大军的集结，地方总领临时发行军用纸币，称“直便会子”，后来遂在当地（京西南路）流通下来。即使东南会子已经发行到湖广地区，由于当地驻军多，区域环境相对独立，湖会仍与东南会子并行流通。

关外银会子。是绍兴七年（1137）由四川宣抚副使吴玠在四川剑门关外创制，初设于河池（今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后在利州发行。在绍兴最初的6年中，随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出剑门关、任随军转运使的赵开，为应付钱引的增发，曾向市场投放官库的白银和绢帛。绍兴六年（1136）赵开免职，为应付军需，吴玠遂以白银作本为名，印发了银会子。银会子面额为一钱、半钱，实际上仍是折铁钱，4钱银会子折钱1贯，半钱的则须以8张折1贯。起初只行用于军中，吴玠死后为四川总领所收去，间断发行于关外，与钱引并行。

另有一些时间性、区域性更短小的纸币，不再一一陈述。

关子

关子在宋朝使用甚早，但本来并不是纸币。在北宋时期，关子是政府部门间相互知会时使用的一种文书形式，后来常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凭证。南宋初年，曾用作领取钱币的凭证，见上文“会子创制”一节。当时婺州驻有大军，官府军饷钱币一时难于送达，遂招商人送钱币，在婺州给钱给关子，商人凭关子到行在榷货务领现钱，每贯加10个钱作为酬劳。这类关子仍是入中的凭证。后来政府还曾印行过一些用于籴米之类行为的“关子”，可以凭之到榷货务领钱，也允许发生转让，但仍不是货币，只是一种凭证。

理宗末年，南宋形势已岌岌可危。理宗不顾徽宗时联金灭辽，却唇亡齿寒的历史教训，急于建立灭金复仇的功业。结果历史重演，灭金之后，蒙古南下，南宋不得不承受大量征军、军费大增的后果。其时贾似道为相，他把持朝政，流通领域里钱币难得，纸币只有第17、18两界会子流通，而会子价值早已不是面额所标示的那样。为挽救纸币，贾似道准备发行一种新的纸币，但理宗似乎不愿因此而扰动社会。景定五年（1264）正月，他还拿出内库奉宸库的珠宝、香料、象牙、犀角，交榷货务，以收换会子，但却是杯水车薪。十月，理宗病重。贾似道“矫诏”公布发行一种新纸币，称“关子”。当月，理宗崩逝，太子继位，是为度宗。

由于南宋末年政局的混乱，历史记录的损失，现存所看到的“关子”有多种名称：关子、铜钱关子、见钱关子、银关子、金银见钱关子、金银关子等。这些名称是一种事物的多种称呼或简称，还是未必都是同一种事物，学者们意见也不完全统一，但发行关子的目的是替代已经过分贬值的会子，这是肯定的。关子公布时的用法是，每贯作770文，相当第18界会子3“道”，即3贯；第18界会子定价257文，第17界会子则完全作废。

20世纪80年代，在安徽省的东至县发现了一套8块铅质印版，有钞面印版，有印章印版，钞面印版的版额标明“行在榷货务封桩金银见钱关子”，是目前能见到的唯一与南宋关子有关物品的真实影像。

度宗继位不过两年多，蒙古忽必烈在稳定了自己的汗位后正式开始了灭宋战争。从此，南宋只能以纸币应付军需，军无斗志。特别是当度宗咸淳八年（1272）坚守6年的襄樊被攻破后，元军势如破竹，德祐二年（1276）正月，宋廷向元军呈上降表和传国玺，北南传承300多年的大宋王朝就此结束，元朝的纸币统治了中国。

作者评述：文中介绍的这几块铅印版当年曾引起广泛注意。中国钱币学会于1993年对其做了专项考察，本书作者是考察成员之一，并于事后写成考察论文。论文认为这是南宋当年民间制造伪钞的印版，所以版面文字也有一些错误。但因为是为印造伪钞所用，所以是原样模仿了真钞的，其反映的事实是真实的。此处不再展开论述，只对版面错误直接改正转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