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宋的铁钱

二、南宋的铁钱

北宋时期铁钱主要行使于四川，另有陕西、河东部分使用铁钱。南渡后，陕西、河东已经沦于金国，原本只有四川仍用铁钱，此时铁钱却又行于江淮之间。

四川铁钱

南宋时期的“四川”，原是北宋时期益、梓、夔、利四路的简称，其中益州、梓州两路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夔州路是蜀中经三峡向内地的通道，只有利州路在剑门关以北，以秦岭山脉和汉中地区为主体。自金灭北宋后，利州成为宋金前线，对四川的政治、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川在北宋本是铁钱区，后来因为铁钱币值低，交易时钱币过重而发明了纸币“交子”。徽宗时期，由于四川交子被大量借支出川，四川铁钱成了陕西战场的支付后勤，造成货币失序。金人灭北宋，在靖康初年稍铸一些靖康通宝铁钱后，四川的铸钱也都停业，直到绍兴年间，局势基本稳定，四川才重新开始铸钱，但仍铸铁钱。终南宋一朝，四川始终使用铁钱，与东南地区的铜钱一样，基本每更年号就铸新钱。南宋时期四川的货币市场起主要作用的已经是四川的纸币“钱引”，铁钱主要用作钱引的准备，用于备付商人的兑现或是部分支付官员、军队的薪饷。

纸币成为四川货币市场的主流，除利于远行外，铁钱铸造费用过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川陕铸钱”）记述，四川铸钱的成本，大致在每铸成1000贯钱约费本钱2000贯。虽然宋朝君臣把铸钱看作政府应尽的职责，但与成效不相抵的高成本也使政府难于承受。

因为铸钱成本过高，南宋时期四川的铁钱除铸造小平钱外，大量铸造折二钱和折三钱。折二和折三钱的含铁量并不二倍或三倍于小平钱，只是直径稍大。区别的方式通常在背面铸有符号，代表折二，代表折三。自宁宗嘉定初年（1208）开始，四川的铁钱屡见大额折当钱，从当五以至当十。

在嘉定年之前，四川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故。宁宗时期，韩侂胄任为平章军国事，决心对金讨伐。韩侂胄的北伐分东西两路，东路为江淮，西路为川陕。为从川陕出兵，韩侂胄起用了蜀中名将吴玠家族后人吴曦。四川因为地处边远，南渡后朝廷管理困难，不得不倚赖镇守当地的武将，因而蜀中出现多个武人家族甚至武人集团。其中战功最高，声名远扬的是吴氏。南宋初年吴玠在陈仓道上取得和尚原大捷，以后任为四川宣抚使。吴玠的弟弟吴璘、吴璘的儿子吴挺，都在四川掌握兵权，吴家有多人在军中任职。朝廷很忌惮吴氏军权的膨胀，多次将吴氏后人调出四川。韩侂胄为准备北伐，将早调入临安的吴挺的儿子吴曦调入四川。吴曦入蜀后，逐渐排斥其他官员，掌握了四川的主力部队。

金军对宋军的侵伐早已有准备，在川陕方向，向吴曦投出了策反的诱饵。金章宗亲自给吴曦写了策反信，许以封王的诺言，还送上了“蜀王之印”金印一方。开禧三年（1207）正月，吴曦正式降金，自称“蜀王”，全权管理四川军政的四川宣抚使程松弃职逃出四川。为控制全川，吴曦派部将进驻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夔州路望风而降，四川与内地通道遂为吴曦所控。吴曦又占领了四川的总领所。总领所总管四川全部财赋，总领并负有监军之责，而此时总领刘崇之也乖乖地交出了总领职权。吴曦的叛变，在川中引起混乱，各地文武官员，或是害怕吴曦而依附，或是噤若寒蝉。但也有很多文武人士，包括吴氏族人，反对吴曦的行为。第二月，吴曦的部将刺杀了吴曦，吴曦“蜀国”总共存在了41天。

“吴曦之乱”虽然很快敉平，但政治上的动荡并没有止息。朝廷虽然处置了吴曦本人的家庭，但吴曦的父祖在川居功至伟，掌蜀三代，子孙繁多，在蜀中枝蔓广大，关系错综复杂。吴曦作乱，蜀中官员附逆的、不敢吭声的所在多有。即便是平叛功臣，事后又互相倾轧；朝廷新派来的官员又互不相协。这种动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四川的货币制度，史无明文。但是从留存的实物上看，吴曦乱后的嘉定年间，四川钱币确实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怪象。

吴曦之乱敉平的第二年，宋廷改元嘉定。就在嘉定元年（1208），吴曦之乱的发难地利州（今四川广元），四川总领铸造了当五大钱，钱文“圣宋重宝”，背面方孔上是“利壹”二字，方孔下有一篆书“五”字。嘉定三年（1210），四川制置大使又在成都府所属邛州钱监铸造了当五大钱，钱文“嘉定重宝”，背方孔下有“五”字，孔上则有“川”“用”等文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六“四川行当五大钱事始”）说这是四川首次铸造当五大钱，原因是四川钱引太多，因而铸大钱以收旧钱引。其实利州、邛州两监总共才铸了30万贯大钱，并不足以收回纸币。四川引多并非一次，南宋初年赵开总领四川财赋，印钱引1700多万缗，超出北宋规定印限十余倍，并没有造成问题[50]。

更奇特的是，后世在四川发现了多种嘉定铁钱，钱文多前所未见，据钱币学家和收藏家报告，文字有不少于20种，多为折二、折三钱，略举如下：

嘉定通宝　嘉定元宝　嘉定重宝

嘉定永宝　嘉定安宝　嘉定万宝

嘉定全宝　嘉定崇宝　嘉定正宝

嘉定真宝　嘉定新宝　嘉定洪宝

嘉定隆宝　嘉定珍宝　嘉定泉宝(https://www.daowen.com)

嘉定封宝　嘉定之宝　嘉定大宝

嘉定兴宝　嘉定至宝

这是中国自有方孔圆钱以来未有的特殊现象，但现有文献史料只字未提，成为900年来钱币学者的困惑。

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崩。宁宗丧子无后，宗室子赵昀继位，即理宗。理宗即位初期，四川的货币市场归于平静，然而不到10年，蒙古窝阔台继成吉思汗的大汗位（1234年，宋端平元年），遣次子阔端入侵四川，以至四川铁钱自端平年起，所铸铁钱不但有当五，而且有了当十，甚至有淳祐年间（1241—1252）的当百铁钱。南宋王朝也逐渐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江淮铁钱

所谓江淮，是指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域。金灭北宋，康王赵构渡江南逃，双方经过反复拉锯争夺，历经14年，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以宋国称臣，“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为条件，正式订立和约，史称《绍兴和约》。和约划定了宋金两国的边界，东部以淮河中流为界，西部沿秦岭直达陕西大散关（今宝鸡市南部秦岭古陈仓道上）。随着和平的到来，在这两千多里（宋制）的边界上，双方都设置了一些榷场，以供客商往来，既提供物资交换的条件，也便于加强管理和增加赋税收入。宋朝在沿淮一线的楚州（今江苏清江市清浦区）、淮阴（今淮安市）、盱眙（今江苏盱眙）、安丰军（安徽省寿县）、霍邱（今安徽霍邱县）、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信阳军（今河南信阳）、枣阳（今湖北省枣阳市）都设立过榷场，而以盱眙榷场为实质上的中心榷场。其他榷场都曾或设或废，盱眙基本维持了长期设立。金国则在淮河北岸与宋国相应的城市，如与盱眙隔河相对的泗州（因黄河水患，今已不存）、安丰军对岸的寿州（今安徽凤台县）、霍邱对岸的颍州（今安徽阜阳）等地也设立榷场，而以泗州为中心榷场。榷场长期保持着商业的交往。这些榷场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这里在宋代属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宋代习称“两淮”。

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将皇帝位禅让给养子赵昚。赵昚（即孝宗）继位后就发动了一次北伐，然而这次北伐并不成功，不得不再次与金订立“和议”，所得仅仅是两国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51]，“岁贡”改称“岁币”，从25万两匹减到20万两匹，两国边界仍回到绍兴和议时规定的淮河一线。和议后的第二年，孝宗改元“乾道”，实际上是不再作“恢复”之想，《宋史》“孝宗纪”的“赞”说是“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自此，双方算是维持了40年的和平。

江淮间的军事和平为贸易的繁盛创造了条件，除官方榷场以外，双方的走私活动也日益猖獗，不但商人走私，官员也走私，甚至守边军人也武装走私。走私贸易的数量虽无法正式统计，但从揭露的案件和政府官员报告看，也绝不在官许贸易以下。这种公私贸易对于宋国来说，造成的最大弊病是铜钱的大量北流；而对于金国来说，却是吸引宋国铜钱的极好条件，以至金国禁止本国商人过淮南下，以使宋国商人北过淮河交易，带铜钱过来。

为解决铜钱外流问题，宋朝君臣反复讨论，先是于乾道元年（1165）从四川调运了15万贯铁钱，加上在东南地区行使的纸币会子，计划在两淮地区用以收换铜钱。但是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愿意把铜钱换成铁钱，四川也负担不起江淮间广大地域的用钱量。于是第二年八月，孝宗下诏长江以北不再使用铜钱，两淮地区行用铁钱。在当地尚未有足够铁钱的时候，先发下东南地区的铜钱会子20万贯、江北用的铁钱交子20万贯。江南人过江北，须先在镇江、建康（今南京）榷货务换成交子；商人从江北回江南，也可在榷货务将手中交子换回江南会子。

实际上，禁止铜钱过江的诏书很难落实，原因就在乍禁铜钱，又没有新的替代措施，对民间生活将产生很大影响，朝廷不得不很快就取消了铜钱之禁。两淮地区是自北宋末年以来双方交战的主战场，社会遭受宋金士兵的反复蹂躏，如今既不再打仗，孝宗遂开始做恢复工作，调整两淮行政官员，调查现有官田、民田和屯田，召集原抗金义勇和复员军人，并且决定恢复因战争而停废的钱监，专为两淮铸造铁钱。

1985年，江苏省江北的高邮地区疏浚大运河，挖泥船从运河河底吸出大量宋代铁钱，当是当年向两淮运送铁钱的沉船所载。经钱币收藏家整理，所涉钱币除有部分是北宋铁钱外，主要是南宋铸造的铁钱，自乾道年间起，直至理宗端平年间。高邮铁钱的出水，为学界探究南宋江北的铁钱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经多年研究，现在可以看清，为两淮铸造铁钱的钱监主要有：舒州（今安徽安庆）同安监、宿松监，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春监，黄州（今湖北黄冈市）齐安监，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定城监，汉阳军（今武汉市汉阳区）汉阳监等大约10个钱监，而以舒州、蕲州和黄州为主。所铸铁钱以小平和折二为主。

两淮的东界至海，西界则在鄂州（今湖北武汉）一带。铁钱在两淮推开以后，到淳熙年间，陆续又向西推广至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也就是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以北直到今湖北省的汉水流域。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随即南下侵宋，江北又为蒙古反复侵扰蹂躏，直至理宗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建元中统，长江以北全部沦于蒙古。

作者评述：南宋铁钱与北宋铁钱的铸行目的完全不同。北宋“除四川外”（借用“钞版”语），铁钱主要是为弥补军费的不足，而南宋铸行铁钱则主要是为防止铜钱的外流。于是在淮河一线的南北两岸，北至黄河，南至长江，形成了两片铜钱隔离区。淮河以北是金国的纸币区，以吸引宋国铜钱；淮河以南是宋国的铁钱区，以阻止铜钱北流。淮北的纸币区有范成大的目击记述；淮南状况金国也是清楚的，金参知政事胥持国就说宋国“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盖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金史·食货志》），这种状况生动地描绘出了宋金时期货币战的战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