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馀庆、沈义伦（沈伦）
五代时的前蜀、后蜀基本都是使用铜钱的政权，只是在后蜀末年，铸造了部分铁钱，与铜钱并行于蜀地。宋太祖赵匡胤平蜀后，将蜀中铜钱悉数起运，使蜀成为铁钱流通地区。这一行动后来成为四川产生纸币的背景，而行动的发起和主持人，在很多相关史料中都指向两个人：吕馀庆和沈义伦。
吕馀庆（927—976）和沈义伦（909—987）早在后周时即追随赵匡胤，建国后分别排位在霸府幕僚的第三、四位。[16]
吕馀庆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区）人，本名吕胤，字馀庆。因为祖上自晚唐以来为官，后晋时以荫补官。后周显德三年（956），赵匡胤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任匡国军节度使[17]，向世宗奏请调吕胤，世宗问：“是濮州的曹掾吗？”可知吕胤的官声早已上达天听。从此，吕胤成为赵匡胤的幕宾，在幕府中居首，称为元僚。
宋朝初立，吕胤为避赵匡胤名讳，改以字行，称吕馀庆。此时为稳定政局，原后周的高官大多留任，霸府幕僚虽仍是皇帝近臣，但起初并不能直接任为中枢大臣，吕馀庆被命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属皇帝顾问、秘书一类职务。待后来同为霸府幕僚的赵普等人先后任为二府（中书、枢密）大臣，吕馀庆处之泰然，不以为意。不久，吕馀庆被命知开封府，直到建隆四年（963年，是年十一月改元乾德元年）三月，宋太祖平两湖，为收服新平之地，派有治理地方经验的吕馀庆以户部侍郎衔权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后又改权知襄州。
吕馀庆才到襄州，即得知母亲去世。他本应丁母忧，但此时湖南发生大疫，太祖派宦官到吕馀庆家乡帮他料理母亲丧事，支付丧葬费用，并夺情起复，仍命吕馀庆守本官。
乾德二年（964）四月，太祖初设副相之职。其时赵普已经任为枢密使、门下侍郎平章事，既是宰相，又掌武事。赵匡胤看赵普为人高傲专断，遂设了个“参知政事”作为副相，调吕馀庆、薛居正担任，以牵制宰相权力。最初参知政事不掌印，不领班奏事，不升政事堂，只辅助宰相。第二年正月，宋军平蜀，太祖又命吕馀庆带参知政事衔权知成都府。在成都知府任上，吕馀庆充分展示了他的官品和能力。
太祖平蜀是北、东两路大军并进。北路由大将王全斌率领，越秦岭、攻剑门入蜀；东路由大将刘光义率领，曹彬任都监，沿长江西进。这两路大军平蜀后，骄横异常，王全斌等将领日夜宴饮；军士们在宫中抢夺子女财宝，甚至私自打开蜀中国库，藏匿财物；下级士兵在城里胡作非为，将领们也不能约束。一天，成都的药市逢集，一些军人到集上寻事，持刀抢夺商人财物。街市官吏们马上报告了吕馀庆。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受害的商人是百姓，自然是吕馀庆的属民，但加害的是兵士，是打进成都的野战部队。这些部队将悍兵骄，连将领们都放纵不管，一个地方官如何处理？吕馀庆没有犹豫，马上派人把抢掠的士兵抓了起来，并且立即斩杀，当街示众，用以威慑满街的军人。这一杀，局面才稳定下来。以地方官而斩杀军人，太祖得知此事，反而加吕馀庆吏部侍郎衔。
太祖命将后蜀朝廷官员、军士连同家属经汉中押送至京，并且加发搬家费。王全斌等将领却从中克扣，部下军士上行下效，搜检抢夺蜀兵财物，结果激起蜀兵叛乱。王全斌为防止成都有内应，又将已经投降的两万多蜀兵杀死。蜀地军民的反抗持续了三年多，才被逐渐镇压下去。
乾德六年（968年，是年十一月改元开宝），蜀地局势已大体平静，太祖以刘熙古替换吕馀庆，调吕馀庆回朝，仍以参知政事兼任剑南、荆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即主管将蜀中财物经由长江三峡水路运至汴京的事务。显然，这是对军事将领处理押运事务的不信任。
开宝六年（973），赵匡胤下诏，命参知政事升政事堂议事，与宰相分日轮流掌印、领班奏事，吕馀庆从宰相助理成为真正的副相。但吕馀庆似乎并不想参与政争，他上表称疾，请求解除职务。太祖只得免去他的相位，仍命为尚书左丞。开宝九年吕馀庆卒，时年才50岁（虚岁）。
吕馀庆的弟弟吕端也是一代名臣，太宗晚年时曾任为宰相，史上有“吕端大事不糊涂”之说。(https://www.daowen.com)
沈义伦是开封太康（今河南周口市太康县）人，出生于五代初年，年轻时以教授儒学为生，尤长于《周礼》《仪礼》《礼记》。后周时赵匡胤在同州任匡国军节度使，收罗幕僚，沈义伦进入幕府任从事，为赵匡胤掌管财货，以清廉著称。
宋朝建立后，沈义伦初任户部郎中。一次被命为出使吴越的使节，路过扬州、泗州（今江苏盱眙），看到这一带正在闹饥荒，饿死大批民众，便向当地官员询问情况。当地官员说，郡中还储有百余万斛军粮，如果放贷于民，待秋后还新粟，则公私两利。但是这是军粮，无人敢动。此事“非公言不可”。沈义伦回京后立刻向赵匡胤建议以军粮向饥民放贷。赵匡胤让朝臣们讨论，朝臣们多认为不可，怕如果遇到连年灾荒，放贷收不上来，“孰任其咎？”沈义伦在朝臣的反对声中坚持意见，说：“国家以廪济民，自当召和气，致丰稔，岂复有水旱耶？”他说“此事当决于宸衷”，请皇帝自主决定。赵匡胤最终采纳了沈义伦的意见，这年秋，因扬、泗间收贷正常，沈义伦升迁为给事中。
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太祖决定平蜀，派定平蜀大军，沈义伦被任为随军转运使，随王全斌北路大军入蜀，负责大军的物资运输事宜。后蜀投降后，王全斌等将领在成都以占领军姿态为所欲为。只有沈义伦不住蜀宫，只居住佛寺，跟着僧侣吃素。公务之余，埋头抄录佛经。有人认为他掌管大军物资，以奇珍异巧贿送，沈义伦全部拒绝，只将抄录的《金刚经》送达朝廷。大军东归，他的行李中只有几卷图书。
入蜀部队所作所为的信息早已传回汴京，受害蜀地臣民到京后也纷纷上告，朝中官员对入蜀将领的行为也反映强烈。赵匡胤亲自盘问领军将领，得知部队中唯曹彬清廉畏谨，不负任使。考虑到王全斌等大将毕竟建立平蜀大功，不忍过罚，太祖将两路大军的主要将领给以降职，只有曹彬提升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曹彬入见太祖，欲辞受奖，说：“诸将俱获罪，臣独受赏，何以自安，臣不敢奉诏。”太祖说：“惩劝，国之常典，无可辞也。”太祖又问，入蜀的官员表现如何。曹彬答说，臣只监军旅，“采察官吏，非所职也”。太祖坚持询问，曹彬只说唯“义伦可任”。太祖于是命沈义伦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从此，沈义伦更得太祖信任，太祖亲征北汉，任命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将宫内事务和财政事务都交由沈义伦管辖。
开宝六年（973）八月，宰相赵普因为过于跋扈专断，被罢相外放，薛居正升为宰相，沈义伦也同时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提点荆南、剑南水陆发运事，进入宰相行列。由于吕馀庆坚持要求致仕，吕馀庆原兼的荆南、剑南水陆发运事，也一并交由沈义伦接管。
太宗继位，沈义伦为避太宗讳，名字中去义字，改称沈伦，其门下侍郎的职务加右仆射衔，并监修国史，成为次相。太平兴国六年（981），首相薛居正薨，沈伦加左仆射成为首相，加开府仪同三司。此后，沈伦明显感觉身体不适，一再上书请求致仕，最后太宗以沈伦是国初老臣，命以左仆射致仕。
沈伦为人清介醇谨，为宰相后，人向其借粟以度饥荒，多达千斛，年底他都把借券一焚了之。雍熙四年（987），沈伦卒，享年79岁，谥恭惠。
作者评述：太祖平蜀后，将蜀中铜钱悉数运出，致使蜀地成为铁钱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费著《钱币谱》等多种史料将此事归于吕馀庆和沈义伦。《宋史》吕、沈二人本传却都未提及，只《宋史·食货志》记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张谔说到“自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吕馀庆入蜀是任成都知府，沈义伦是随军转运使，后又先后兼提点荆南、剑南水陆发运事，从职掌看，运铜钱出川之事出于吕、沈二人应是可信的。
吕、沈二人并非一般应命之臣，而是参与谋划代周夺位的霸府幕僚核心人物。从二人的生平看，其人品、官德皆无可挑剔；其出谋、行政也非出于私利或短见，而多是从全局出发。蜀地自唐以来未受中原战乱之祸，安史兵燹、五代更替，大多不及蜀中。吕、沈二人至蜀，以蜀地资源供统一战争之需，这是必然的选择。蜀地以铜换铁，人民自然要遭受损失，但这也是统一战争必然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