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册收入李清臣《李清臣文集》十二卷、李若水《李忠愍集》三卷、王安中《初寮集》十六卷，按其存世时间先后编排。

李清臣（1032—1102），字邦直，号淇水，北宋大名府临清县（治今河北临西）人。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调邢州司户参军。治平二年（1065），又中制科，授秘书郎、签书苏州节度判官。历任同知太常礼院、提点京东刑狱、知制诰、翰林学士、吏部尚书等职。元丰六年（1083），拜尚书右丞。哲宗即位，转尚书左丞。因反对元祐更化，罢为资政殿学士，出知河阳府。哲宗亲政，首倡“绍圣绍述”，官拜中书侍郎。绍圣末，遭章惇排挤，坐事罢知河南府。徽宗立，入为门下侍郎。寻为曾布所倾陷，出知大名府而卒。著有《淇水集》等。

李清臣在政治上是新党（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人物。宋哲宗亲政后全盘推翻“元祐更化”，全面继承宋神宗的政治路线，继续推行熙宁元丰新政，史称“绍圣绍述”。而李清臣则是“绍圣绍述”的第一功臣。然而，李清臣又与旧党（反王安石变法派）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是旧党元老韩琦的侄女婿，又与理学大师程颐是儿女亲家，其幼子李褫（即李偲）娶程颐长女为妻。因此，尽管南宋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但李清臣的文学成就仍能得到南宋士大夫的赞许。例如，朱熹就称赞道：“李清臣文饱满，杂说甚有好议论。”甚至认为：“李清臣文比东坡较实。”[1]

清朝康熙皇帝在其《古文评论》中对李清臣的七篇文章进行了点评：“《策旨》：语能综要，故各缀数言而大意已自包举。《势原》：以势字为主而错综参互以畅之。文气酣适，读此使人怡神。《议官》：综练世务之言，可令官方整肃。《明责》：立言深中窾会，亦甚精警。《固本》：以教导宗室为国之本计，识虑自尔深远。《秦论》：洞瞩成败，非由臆断。《隋论》：光武亦尚吏治，然犹能以王道行之，隋文则专尚吏耳。议论深细，是前人未见到处。”[2]

李清臣的代表作是“十六论”和“十八策”。其笔力雄劲、气象博大、说理透辟、议论风生、纵横开合，堪比荀子、孟子，能见人所不能见、道人所不能道。例如，《法原策》曰：“法为贵，君位次之。法坏则民亡。民亡，则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惧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惧天下之慢法而法坏也，故一举事而不敢忘法。”其文见地深刻、立论警绝。再如，《厚俗策》曰：“今之天下，土地广而人民众，兵寇不作，咸安于渔樵、耕织之业，其盛可与古治侔矣。所愧于古者，风俗之不厚也。风俗之薄，非民之罪，非质性而然，国家法制之失也。”其文切中时弊、鞭辟入里。又如，《议兵策上》曰：“天下之事莫难于兵，天下之才莫难于将。”“非仁不能以怀物，非威不能以戢士，非勇不能以震敌，非智不能以应变，非信不能以固结。”其文纵横排比、雄放恣肆，确有荀子之风骨。

李若水（1093—1127），字清卿，北宋洺州曲周（今属河北）人。初名若冰，后改今名。徽宗时，以上舍登第，历任元城尉、平阳府司录、济南教授、太学博士等职。钦宗即位，迁著作佐郎。出使金国，见粘罕于云中，请以赋入赎三镇。金军南下攻宋，再假徽猷阁学士，副冯澥使金。至怀州，被金军所拘，押还开封。请钦宗至金营乞和，寻随钦宗回城，擢吏部侍郎。靖康二年（1127）正月，再劝钦宗应金军之邀赴金营。金军已拟立张邦昌，乃逼钦宗易服，拘留营中。李若水大骂金帅粘罕失信，实为封豕长蛇。骂不绝口，遂被金军杀死。南宋初，追谥忠愍。现存《李忠愍集》大约还保存了他三分之一的诗文。

李若水“诗文虽不多，而诗有风度，文有气概”[3]，尤其是他的诗作，既有白居易诗风的平易，又有晚唐诗风的料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太行道中》：“千山倚奇峭，十日寄登临。宇宙蜂房小，功名虎穴深。诗多马上得，家只梦中寻。头白双亲健，飘零寸草心。”《村家引》：“村翁七十倚柴扉，手障夕阳望牧儿。牧儿归来问牛饱，屋东几亩田未犁。”真切自然，平易而深刻。虽无华丽之语，但格外生动。再如，“岸斜水自环，树缺山为补”（《绿漪轩遇雨与任才仲定韵赋》），“归雁嘶层云，饥乌啄平野”（《平川道中》），“东风无意秀芳草，野鸟不言衔落花”（《次韵马循道〈游长安东池〉诗》）等诗句，又颇有贾岛雕琢苦吟之意味。

李若水的诗文还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例如，《捕盗偶成》就记述了宋江等三十六人被招安的情况：“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而《驳不当为高俅举挂札子》《再论高俅札子》则是有关“高太尉”事迹不可多得的史料。

王安中（1075—1134）[4]，字履道，号初寮，两宋之际定州曲阳（今属河北）人。元符三年（1110）进士，调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司理参军。政和中，累迁至御史中丞。平反开封民冤狱，请禁江湖术士与官员交往，弹劾措置东南九路铜事徐禋欺罔及蔡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之罪，大得人心。宣和三年（1121），累官至尚书左丞。宣和五年，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治今北京）。原辽将张觉受宋官封，据平州（治今河北卢龙）反金，因兵败而逃奔燕山府。金军索之甚急，王安中遂奉徽宗之命，将其缢杀。原辽降将郭药师为同知燕山府事，执掌兵权。见张觉被杀，大愤。王安中心存畏惧，因力求南归。靖康初，屡贬单州团练副使，象州（治今桂林）安置。南宋初，免除安置，恢复自由。绍兴二年（1132），高宗诏令赦免其罪，复官为左中大夫。其子王辟章时任知泉州（今属福建），遂迎奉安中泉州居住。两年后，王安中病死于泉州。著有《初寮集》等。

因王安中力赞联金灭辽，且负有燕山府处置失误之罪，在政治上留有污点，在南宋时屡遭朝野非议。如朱熹就指斥他“做尽无限过恶”[5]。然而，王安中文章雄赡、才气奔逸，“笔势略与淇水相颉颃”，其诗“精深可讽咏”[6]。尤其是在南宋初年，由于历经政治挫折，又亲眼见到了北宋的覆亡，其诗文一扫昔日秾丽，风格趋于沉郁，但造诣更加精深，成为南宋初年文坛的最早领军人物之一。南宋后期文豪刘克庄评论说：“南渡诗尤盛于东都。炎绍初则王履道、陈去非、江彦章、吕居仁、韩子苍、徐师川、曾吉甫、刘彦冲、朱新仲、希贡，乾淳间则范至能、陆放翁、杨廷秀、肃东夫、张安国一二十公，皆大家。”[7]刘克庄也喜读王安中的诗文，在《前辈》一诗中写道：“前辈日以远，斯文吁可悲。古人皆尚友，近世例无师。晚节《初寮集》，中年务观诗。虽云南渡体，俗子未容窥。”[8]

王安中文学成就最为突出者，是其“四六”，即骈文。在两宋，如果不能写得一手精妙的四六文，是不可能当上翰林学士或知制诰的。除了朝廷的制诰等文体外，骈文在宋代的启、表等文体中应用也极为广泛。北宋的欧阳修、苏轼等都是骈文高手，创立了宋代骈文的独特风格，即参以散文笔法或多用长句，打破了传统骈文的整齐的句式。

王安中的四六文，高简稳贴，精妙典丽。例如，《谢除显谟阁待制表》：“惟先帝藏书之盛，云汉昭回；而高阳制阃之雄，金汤险固。”《余深进少保制》：“宰相亲内而抚外，莫先驭远之图；王兵无战而有征，尤赖处中之助。”《贺三山新河行流表》：“岁徭蠲息，可宽东郡淇园之忧；天险长雄，岂特长坂盟津之固？”再如《谢宰执书》：“窃以设旄建旐，南仲所以城朔方；乘马路车，韩侯所以受北国。矧全燕之奥壤，实中夏之故封。”长于用典而造语自然，虽然散化但节奏明快。

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综观本册所收三位燕赵人物的作品，王安中的作品技巧性高，但思想性较差。因此，他的一些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的诗文尽管匠心独出，但总不免有浮腻之感。李若水诗风与白居易类似，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意境稍逊。而在文学性和思想性的结合上做得最好的，自然就是李清臣了。李清臣的“十六论”和“十八策”大致写成于宋仁宗庆历到嘉祐时期（1041—1063），正是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有志之士为谋求更大的变法改革而苦苦求索的时期。南宋思想家陈亮对此有一很好的概括：“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9]值此风云际会之时，李清臣写出了可以流传千古的佳作。其史论、政论，往往立意新颖，善于翻空出奇。驳诘论辩，议论风生，雄辩滔滔，一往无前；纵横捭阖，腾挪变化，上下古今，援据赅博；使其文章具有一种回旋起伏、河奔海聚、滚滚不穷的气势，成为燕赵文库中的一块瑰宝。

杨倩描

2015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