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论下

圣人之道，惟其是而已矣。天下之事不一。圣人所以行之者，圆方横邪、高下曲折，或抑或扬、或微或章，而一趋于是。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又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夫权之为名，何哉？犹物之在权，能不失其轻重而已矣。

仁义、孝悌、忠信，道之大经也。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经也。圣人不以短妨长，不以小破大，短长皆顺，小大皆应。其归于道也，易而直。不幸而有梗，不平于其间，不可以偕得，则必捐小以从大，略短以图长。不杀则不仁则杀之者，所以为仁也；不取则不义则取之者，所以为义也。遇乡人之长者，俯伏而拜之；长者仇其父，则挺刃而追之。何哉？轻重后先之理，不得不然也。其于道之大经，盖未尝戾也。其于人伦之大经，亦未尝乱也。此其为不失轻重之节，而圣人之所谓权者矣。

后世有公羊氏者出，独喜言权变，欲教天下之臣子，一切反经而为功。其述《春秋》，多以权之说赦奸臣、贼子、伪逆之罪，使后世莫务为正，而肆其邪心，大乱圣人之道。或者辄假此以起非常之迹，据倚公羊氏之语，勇为而无所疑。事有不属于中、不入于正，则曰：“吾以为权耳。常人不吾知，而吾亦弗恤也。”小则盗国，大则攘天下。诈者得成其志，乱者得逃其诛。是儒者言权之罪矣。彼孔子语人者，不曰学然后适道，适道然后立，立然后权轻重而行之。孔子以适道为权，而公羊氏以反经为权欤？

或曰：孔子于其下，又继之以《逸诗·唐棣》之辞，以明反经之义。岂不谓之然哉？曰：非也！“可与立，未可与权”，句断。孔子别言《逸诗》之文，曰：“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彼作诗者，因兄弟之乖离，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盖曰兄弟之未亲，己之孝悌不至耳。意谓诗人之失辞，此所以删而不取也。而释者附之于权，以符公羊反经之说，岂不妄哉！故谓公羊氏言虽辨，而实圣人之罪人、《春秋》之巨蠹。

《宋文选》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