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刑策下

天子仁圣如此，天下之民常患不得其所；朝廷慎刑如是，而臣谓之过于秦法。何也？古律有浮于事，可蠲而未蠲；令制有失于当，可刊减而未为刊减者也。

今之律，盖秦汉之余法，而累世增损附益而成之。可谓小大无失，而轻重无所漏矣。巧民真奸善为，天下未尝为之罪；亦皆有所科条，而不能出乎其中矣。不知向者又为无名之法，而附于其末，曰：“不可言而言、不可为而为者，皆坐之。”以彼罪之有状而可科者既律之所不容，凡无状可科者，则亦无罪而已。又施罗织之意于其间，以开苛吏舞文之端，则行路之人皆可取之置于理。一步作、一謦欬、摇手反臂，无不触罪。上官之率私怒而加害于小吏，吏之所以生意而收[8]良民者，盖莫不用此。使无罪之吏坐此而绌殿，无罪之民坐此而榜毒，此律法之过焉者也。

古之为法之意，丁宁而详悉。其大旨防民之为不义，故为之法，辅义而行之。苟得其实，则刑之杀之，而民莫不服，知其出于义也。自咸平及于祥符、及于天圣，自天圣及于庆历，制敕之目数刊矣。庆历中，删之得一千七百五十七章，颁以为定法。其立法之目，常汲汲于货利，而重募告讦之人。涉礼义而辅教化者，曾不能半。夫上射利于下，下竞利于上。上事利而用刑，故刑之而民心弗改，知其出于利也。古以义用刑，今以利用刑。此敕法之过焉者也。

古之遗法，曰律、曰令、曰式；今之通行之法，曰制敕、曰附令。故律所以佐典礼也，令、式所以佐律也，制所以佐律、令也，附令所以佐制敕也。故律有定刑，而令、式无定刑。有事不循于令、式者，一止于笞。所以为中法也。今之庆历敕，或有定刑，或无定刑。律之而无定刑者，辄鞭笞。而敕法之中，类多细防薄禁。事有微小于令、式之所约者，条责簿书之，朱墨按比。券契之迟速、赋役之常格、厩库之成事，卖买之烦、期会之末，课督征榷而敛会毛革，其纤悉烦碎，类非国体之大。此皆宜传诸令者，而遽列于敕法。吏民毫厘之差，亦获大咎。刑加于犯令，凡数等。此宜为令，而为敕之失也。臣以为律法当言、当为，主科可以蠲省。惟戮其有名之罪，则文吏不得高下其手。责利之门少，告讦之路闭，则天下国家先义而后利。制敕之所禁烦细而无定刑者，审择而附之于令，则薄罪不陷于重诛。厘此三者，刑庶几乎清，而民乐其生。仁主之泽，洋汪于天下矣！

《宋文选》卷二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