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论

圣人之所以长有天下者，无他，得其民心而已矣。末世之所以失之者，丧其民心而已矣。民心之所欲归，兵不可以驱而散；其所欲去，利不可以诱而还也。其事至近，而所系至大。其说至易见，而智亦时有所惑也。

西汉之亡也，其君非有苛毒加于民，特以柔暗而无决，承之以幼懦，主之以母后，聪明威令不能过房闼之外，而天下之柄，奸臣得以盗而有。非汉之失民，非民之厌汉也。及化为王氏，有王田之扰，有六筦之侵，师旅兴于前，旱蝗继于后，夷狄攻其外，寇盗攘其内，使天下之民溃裂四出，而不知所从，遂以攻莽而亡之。当是之时，民苦其乱而思向时之安，以为能安天下者，刘氏而已耳。故圣公起于荆，盆子起于海曲，王郎起于赵，刘永起于睢阳，伯升起于宛，皆唱之于刘氏。奋梃以为器，揭竿以为旗，徒步振呼，而郡国之众，云集雾聚，莫不为之用。虽有隗嚣、公孙述、张步之徒相与驰逐奋取，卒所以得之者，刘氏也。

及天下定于东汉。而百姓果得其所欲。以光武之圣、显肃之明，其治皆杂于儒雅而隆师重道、修举礼乐，以率其民。民之兴行为义者[6]，几多于三代。殇、安之后，女主、权臣常握祸福之柄，民之所以未入于涂炭者，行义之臣奋不顾死、力争于朝，以折嬖邪之锋也。及桓、灵继统，宦官之势愈烜赫于天下矣，而贤者终不为之少屈。彼贤者之盛于下，知其必能再起刘氏之治，而不利于己，诛其一人则死者一人而已，未足以痛杜其后而为忠信之戒也。乃目之以钩党，禁锢、诛杀天下之贤人、处士殆尽。其祸盖不减于秦。又以宦官子弟为民之牧宰，侵掠残困，民焦然不知为生之乐，莫不挼掌捩腕，疾视其上。欲汉之亡者，盖十九矣。故黄巾一起，同日而应者三十六万。何盗之多耶？民以为汉德不若黄巾之可从也。

及东汉将亡，所谓袁绍、袁术者，以庸庸之材，几有天下之半。人归之者，襁负而相属。彼以袁为可归耶？诚以袁氏继世为汉三公，其所出力而排祸难者，德有多于刘氏。如此而已。以此知刘氏之见绝于天下也。孔明承之，又欲以区区之蜀为光武之举，信大义而复之汉。其名虽盛，而四方莫应。岂非民心去汉而然哉？勤苦艰难，终不能以亟定。是非昭烈、孔明[7]之罪，桓、灵之恶，怨于民心之深也。其如霸蜀之业，则孔明之才力致之。与魏、吴他姓之兴者盖等耳，非有思汉之助也。西汉亡，而复之之易；东汉亡，而复之之难。民心之去就，可不畏欤？《书》曰：“民可近，不可下。”故王者之祸，莫大于失民心。或曰：“汉之兴亡，天也，非人事也。”是乌足以知治乱！

《宋文选》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