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下

《国风》《雅》《颂》，为《风》者不为《小雅》，为《小雅》者不为《大雅》，为《风》《雅》者不为《颂》。学者以为章句之短长与夫美刺之义不甚相绝，而分别若此。或曰太师分之也，或曰孔子分之也，是皆未为知《诗》。

夫《诗》者，古之乐曲。故可以歌，可以被于金石、钟鼔之节。其声之曲折、其气之高下，诗人作之之始，固已为《风》、为《小雅》、为《大雅》、为《颂》。《风》之声，不可以入《雅》；《雅》之声，不可以人《颂》。不待太师与孔子而后分也。太师知其声，孔子知其义尔。亦犹今之乐曲，有小有大，声之不同，而辞之不相入。亦作者为之，后来者所不能易也。孔子未删之前，世未尝惑于四始。何哉？古乐存，而《诗》之声可知也。乐亡，然后学者惑《诗》矣。

《周官》大司乐之职，已尝谓之“六诗”。《风》《雅》《颂》乃其音，而比、兴、赋乃其体。季札观乐于孔子之前，而有《国风》《雅》《颂》之名。于时，诸侯赋诗以相乐者，未尝敢歌《颂》。歌《大雅》者，亦谓之僭。则古乐未亡之时，诗已班然而有次第，岂太师与孔子强分之耶？至孔子之时，新诗复出而多，古诗复杂而乱。多者删之，而乱者正之尔。故曰：“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

夫民能有喜怨，而不能为诗。时之贤者，断之以礼义而代之作，以著见民之性情。故政令之所及，则喜怨之声为之生。喜怨之声生，则《风》《雅》为之作。政令之所及者近，而民声狭。其诗之体也必小，其声必为《风》。作之者与录之者固不能张而为《雅》也。政令之所及者远，而民声广。其诗之体也必大，其声必为《雅》。作之者与录之者亦不能蹙而为《风》也。故虽文王之德，才及于周、召二国而未及于天下，诗人无自而为《雅》，二《南》是也。及其盛也，爵虽诸侯，而功德如天子，四方之民莫不歌舞之，诗人亦无自而为《风》，文王正《雅》是也。此正《风》、正《雅》之体所以异也。幽、厉虽无道，政令犹可以及于天下，其恶足以动四方之怨，故其诗未为《王风》，而尚为变《雅》。平王止能号令畿内民，而四方之民几不知有王者，故其诗不能为《雅》，而为《王风》。此变[20]《风》、变《雅》之[21]体所以异也。礼乐征伐不出于天子，列国之君得以恣睢横行，而鲁辄为《颂》。此周、鲁之《颂》所以异也。故王者之业，因正《风》、正《雅》而复能至于《颂》。《颂》亡而后，至于变《雅》。《雅》又息，而王复为《风》。王为《风》，而诸侯敢为《颂》。周有《风》，鲁有《颂》，而《春秋》为之作。兴衰治乱，如循环焉。

正《风》、正《雅》，王者积功累德，始起之迹也。《颂》，功德结于民，王业之成也。大、小《雅》，今王可叛而先王之德未可忘，先王之基业未可倾也。《王风》，名为王，而实如诸侯也。故孔子删定而录之，先以周、召之《风》以起其业，次之以邶、墉、卫国之《风》以著其鉴，又次之以《王风》以伸其诫。若曰：从此不能正，则必继商而亡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见自微而勤劳；次之以变《小雅》，以见其怠惰而不德。若曰：先王勤劳如此，而后王弗为。何也？先之以正《大雅》，以见其盛；次之以变《大雅》，以见其衰。若曰：先王之业如此，而后王丧败之。何也？先之以《周颂》，以见其治平；次之以《鲁颂》，以见其王无可颂而诸侯妄作；又次之以《商颂》，以见诸侯妄作而不已，周室将复为商。若曰：上有明王，彼诸侯安得而盛也！

政不行，而王犹不能奋；诸侯盛，而王不能自警。胡不观商之先功德基业如何，今而为亡国也？一经之体，如是而已。亦犹《荡》之一篇之体，本刺周室之大坏，而止言商恶。至其末章，又言夏后氏。其辞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三代之兴衰，反复而为讽，岂非圣人之意欲扶持全安后世之君，申重不已而丁宁不厌者哉？

《宋文选》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