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上

五经之道，《易》可以潜，而《书》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诗》可乐；《礼》严，而不可逾。其辞不同，而为道一也。世之学者，常为禄利毁誉之所怵，得之则止。是以志之而不能详，学之而不能极其义，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故五经之道益微。呜呼！安得外禄利、遗毁誉之人而使学之哉？

尝观于古君臣之相谕、两国之相交，君子之言己志，未尝不称《诗》。温乎！其可爱也。至后世，礼乐皆亡，而后《诗》道废，文存而声不传。章句之师多而义不明，纷纷于虫鱼草木间，而未闻心通者。释《诗》者，莫若毛、郑。毛之说，简而深。此河间献王所以高其学也。至郑氏之释，繁塞而其失愈多矣。夫郑氏之学，长于《礼》而深于经制。至乎训《诗》，又以经制言之。诗，性情也；礼，制迹也。彼以《礼》训《诗》，是案迹而议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欤？

《绿衣》之诗，而郑氏以为“椽[18]”；“不谏亦入”，而郑以为入于宗庙。《狼跋》状周公安闲自得于谗疑之中，故有“公孙硕肤，赤舄几几”之句，而郑谓之公逊。《庭燎》见宣王有怠政之渐，而郑以为不设鸡人之官。诸如此者，不可以悉举，岂可谓之知《诗》耶？

盖尝观《诗》。学至于治世之作，明君良臣相得于上，而天下之民莫不各得其所；夫耕妇馌，击鼔祭祝，相与从事于田亩之间，熙然怡然，无愁苦怨叹之声。未尝不慨慕想见其性情。嗟乎！此真孟子之所谓王政者。治至于此而足矣。及观衰乱之时叹悼之作，又惘然若有所失也。

臣之于君，欲其觉悟，则诱之、箴之、规之、诲之、戒之、救之；恶长而不变，则刺之、怨之，闵伤之、忧惧之；尚不知止，则或疾而或哀、或思而或悔，反复而不舍，踯躅而不厌。故于一篇之中，屡致其意。其大意要出于其爱君之情而已矣。贤者之处于世，思以其道变乱为治，而不以治乱变其志。或为正，或为变，其大要出于仁义、忠孝之性而已也。其文，诂训所能释，而讲师所能尽；其性情，非诂训所能明，而非讲师所能言也。学者欲观于诗，宜无为禄利毁誉之所怵，浸渍[19]优游，先入于道义，而后入于性情，然后有得于其间矣。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其性情之谓欤？

《宋文选》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