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何右丞书

某尝谓纪纲之坏、政教之敝、风俗之衰、号令赏罚之不信、人才之卑弱，皆上之人举措设施徒采虚名、不究实效；学士大夫企恋官爵，莫能谏止，乃复呵拥而从之。日驰月骛，浸以至此。幸而早悟，尚可复救。不尔，有不可胜言者，前日之势是也。

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成烈，载于《书》，咏于《诗》，杂见于传记。虽丰隆炳耀若日星，然至今光芒不替。而其事甚简易，近人情、切物理，天下可以共行，万世可以常守。初无高诞荒邈、不可企望之迹。周衰，私智横议者出，此道坠地。汉兴，力扶而举之。汉末，复坠。历魏，历晋，历陈，历隋，莫能举。至唐，力扶而举之。唐末，接乎五代，则亡矣，不特坠地而已也！天厌丧乱，眷命有德。艺祖以勇智之资、不世出之才，祛迷援溺，整皇纲于既纷，续道统于已绝。其创法立制，不以某事，尧、舜三代常为之而必行，某事，晋、宋、齐、梁尝为之而必去；务合人心，趋于至治。逮仁宗之缵承，持以勤俭，镇以清静，抚以忠厚仁爱。百官守职，四民安业。戎马无犯边之警，日月、风雨无薄蚀变怪之象，丘岳、川渎、昆虫、草木无颓涸夭死之祸。黄童白叟，涵泳太平，超超乎周成、康，汉文、景，唐太宗之时矣。得如曹参者守之而治，宁有衰替邪？

熙丰间，王安石以辩诈之才摇神考之听，假先王之道，行商鞅之术。乃取祖宗良法美意，变弄求新。庙堂纷争，道路窃议。骨鲠大臣，如文彦博、韩琦、司马光之徒，亦莫能回其说。于是，铨新进小生数十辈之附己者，行新法于天下。又出己意，作《三经新义》《字说》以笼学者，以困天下英豪之气。自崇宁初蔡京用事，严护而确守之。其有言新法不便者，目为奸党。有外《新义》《字说》之学者，目为邪说。小则削职贬秩，大则走瘴岭、锢海岛。一时耆旧，尝与之争者，零落既尽。而后生自儿时诵习王氏之文，以浸以渍，莫有悟其非者。及入仕，则以疲靡已熟之学，行久安不复疑之法。虽间有挺然特达之士，欲破拘挛之议，少出自得之见，而朋侪已笑嫉之。况苛禁在前，复有甚可畏者邪！呜呼，痛哉！新法行，而天下之膏血尽矣；《新义》《字说》行，而天下之心术坏矣。

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以有民；所以共治，以有士。今也，摧压困折之如此，纪纲安得而不坏、政教安得而不敝、风俗安得而不衰、号令赏罚安得而信、人才安得而不卑弱？

顷者，金人渝盟，直抵阙下。庙堂之上，错愕相顾，懦将疲兵，望敌辄北。不得已，遣使议和。索甲与乙，曾不假借。金帛宝玩，公私为之两贫。又割三镇，以餍其请。整军而还，所过劫掠，一不敢与之校。国势刓残，皇威不畅，社稷几危。观所由来，王安石撼其根，蔡京剪其叶。新法之便不便，到此不可诬也！

上皇比下诏曰：“搢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岁年。追惟己愆，悔之何及！”终云：“并依祖宗之法。”盖悔行新法之过也。主上即位，体上皇之诏，念覆车之戒，招徕俊杰，列置左右，盖欲一新宇宙，再造太平。如徐太宰以人言用，吴少宰、李枢密以册立之功用，耿门下以旧人用。闻阁下与唐中书、许枢密以三镇不当割、力言用兵用。都俞庙堂，极一时之选，天下企然。望除数十年之宿弊，复祖宗之法有日矣。而宿弊未尽除、祖宗之法未尽复，不能无疑。

某窃谓外人疏浅，不审朝廷之意，妄为此云云也。然世之病者，方病时，往往追恨向之嗜欲之过、饮食寒燠之不节；幸而少瘳，则傲然忘之者多矣。某于数公，无一日之雅，独阁下任执法日，常瞻履舄之光。顷又尝进拜于门下，辄复袖书上谒，愿闻宿弊未尽除、祖宗之法未尽复之说。岂戎事方急，未暇于此邪？抑因时制宜，有不必尽除、尽复者邪？兹事甚大，国家之休戚是系，而某辄虑焉，诚为过矣。虽然，古人有樵夫谈王道、畎亩不忘君之论。此亦士大夫之职也。阁下无以为僣，试与之语，恐有取万一焉。

《忠愍集》卷一，《文津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