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程概述
1）学科缘起
在国内，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属于日语教学研究的草创期，起初是随着日语教学的重振和普及，汉日语言的异同受到关注，病句分析遂进入学者们的视野。虽然病句研究不等于对比，但病句多源自母语的干扰，病句研究的背后必然存在汉日对比的意识，故可视为汉日对比研究的雏形。草创期的日语研究，以语态研究为例，除介绍性论文外，本体研究并不多，而对比研究成果较丰。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缺乏母语者那样的内省力，而从结构上着眼研究，又难以做出超出日本学者的地方。于是，源于教学需要，归纳病句类型，再同母语进行对比，就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归结了。故此，汉日对比一开始是来自教学现场的需要，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由不规范、缺少科学性到初步实现规范化的转变过程。因此，草创期的汉日对比与日语教学、病句分析实质上密不可分。
2）发展历程
进入80年代后，病句研究成果增多，包括佐治圭三等日本专家的引领也是助推偏误研究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有：日本专家佐治圭三与北京大学郭胜华、刘金才合作发表的有关病句的论文（《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1-5期），顾海根、李强译《中国人学日语常见病句分析一百例》（1987，科学普及出版社），胡振平著《日语病句剖析200例》（1987，上海译文出版社），佐治圭三、唐磊、张琳合著《日语病句详解》（1992，北京出版社）等。病句研究一直持续到后来王忻及张麟声、于康等人的系列研究，但已有了质的不同了。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汉日对比研究虽已萌芽，但仍属于草创。之后，随着对比语言学的传入，汉日对比与国内汉英对比等汉外对比研究开始同步，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汉日对比的角度探索与日语教学、日语研究相关的问题，如张麟声著《汉日语言对比研究》（1993，北京大学出版社）即为国内较早明确提倡汉日对比的论著。
自20世纪90年代起，汉日对比研究愈益成为国内日语研究界的自觉行为和学术时尚，且科学性不断增强。一是因为对比语言学思潮在世界各国流行发展起来，也影响到了日本和我国汉外学界，一批学成归来的博士们将国外的对比研究思想和方法带回了国内。与此相呼应，《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杂志也开设了专栏。《中国语文》1990年第4期载有汉日对比栏目。特别是199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续三义在日本著名学者香坂顺一的支持下，成立了汉日对比语言学研习会。除了每月例会外，连续数年在暑期举办研讨会，先后出版《汉日语言研究文集》（1-6）和《汉日语言对比研究7》，可谓在组织和学术刊物的出版上迈出了一步。
进入21世纪后，汉日对比研究的势头愈发强劲。2000年北京大学举办了汉日对比研讨会，日本学者井上优、定延利之与会发言，给予了有力支持。2003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研制成功的中日对译语料库，也为汉日对比研究的大力开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2009年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成立。该会每年暑期举行一次大的研讨会，约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做主旨报告，迄今已成功举办了9次，还定期出版论文集《汉日对比语言学论丛》。《日语学习与研究》和2003年创刊的《日语研究》等也不时刊载汉日对比的佳作。2012年，“日中对比语言学会中国分会”成立，每年开展4次研习活动，截止到2018年9月已举办了20次活动。特别是近10年来，国内的汉日对比研究更是发展迅猛，论著论文大幅增加。张岩红著《汉日对比语言学》和张麟声著《汉日对比研究与日语教学》先后于2014年和2016年出版。虽然两者内容与侧重有很大不同，但均可视为国内汉日对比研究的总括性著作。
3）外来影响
国内对比研究的流行与国际学术大背景密切相关。日本1974年就有了相关学会，更远地说，其潮流来自欧美。如前所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外国留学生以及日本归国子女的日语教学兴盛起来，给日本的日语教师提出了大量新课题，促成了日本语学的诞生。80年代留日获得博士学位的杨凯荣和张威分别出版了专著『日本語と中国語の使役表現に関する対照研究』（1989）和『結果可能表現の研究—中国語·日本語対照研究の立場から—』（1998）。他们的博士论文皆为汉日对比研究绝非偶然，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日语教育兴盛的大背景。
在日本，1990年石绵敏雄、高田诚著『対照言語学』和1997年大河内康宪编『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集』的出版可视为对比语言学兴盛的标志性事件。前者搭建起对比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后者则以研究范例的形式揭示对比研究的方式、方法。前述杨、张的对比研究皆聚焦于汉日语态上的异同，分别对准外国人难以掌握的使役和可能表达范畴的汉日差异进行考察。但事实上，汉日对比早已渗透到语言学各个方面，不限于传统的语法、语音、词汇、文字等领域，已经扩展渗透到了语用、认知、会话分析、语言类型学等各方面。这固然与日语教学现场需求的扩大有关，同时与日本乃至世界对比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
4）定位转型
作为对日语本体研究（描写语言学为主流）的重要补充，固然有很多新视角、新方法，如生成语法、语言类型学、语用学等，但汉日对比无疑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手段。最初可能是为了解决偏误而被动地进行对比，或通过对比来揭示差异，但没有说明缘何有此差异。随着对比语言学的成熟，实现从罗列事实到解释现象的转变日益成为对比研究的终极目标。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对比的最终目的，不是验证语言，而是通过对比，发现一种语言有，而另一种语言无的现象。因此，作为描写语言学的重要方法之一，语言对比的价值也被重估。通过语言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一种语言的本质特点，而不仅仅是解决教学问题。
在日本，2002年生越直树编『対照言語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0世纪日本的对比研究的总结，也标志着对比研究由此进入了新阶段，表现在此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主语、语态、情态”等具体的范畴展开，而此书所关注的是同一个语言现象在其他语言中是如何被词汇化、构造化的，以求探索语言编码过程的共性与个性。这种转型与日本乃至世界的语言学发展的潮流趋向是同步的。
5）三个阶段
综上所述，国内的汉日对比研究走过了以下三个阶段。1）解决现实问题，如病句（偏误）研究，尚属不自觉时期，或谓汉日对比的萌芽（草创）期。对应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2）目的在于发现语言本质，为描写语言学助力，即第三视点，属于自觉运用汉日对比语言学的时期。对应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3）类型学意义的探究。通过汉日对比，力求发现超语言的理论意义，以获得对语言本体的客观认识和探明不同语言的相关性。此时，对汉日对比的运用可谓超自觉，对应于21世纪至今。现在，国内的汉日对比虽然三个阶段相互重叠，但总体上处于2）、3）阶段。
在一定意义上说，一种学科的成熟表现在三个环节：1）自觉运用；2）成立组织；3）方法论探讨。如上所述，此三个环节中，1）萌芽于八九十年代，2）约20年前逐渐形成，3）虽已有理论方法的探讨，但尚欠功夫。当然，距更高的目标，即汉日对比研究中国标准、学派的形成更是十分遥远。
6）理论探讨
学术界已达成普遍共识的是，通过对比研究，可以获得对母语的深刻认识，又可促进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但其实学者们各有不同的具体见解。日本学者井上优认为，对比研究的意义在于，“以更明确的形式阐明各个具体语言具有的语法特征以及各个具体语言中语言现象内在的语法意义”[1]。或可理解为，在母语中认为是理所当然或者是不被意识到的语言现象，可以通过对比研究上升为语言表达的特点，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母语的本质。如张威的『結果可能表現の研究—中国語·日本語対照研究の立場から—』即为范例之作。这也是早期汉日对比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石绵敏雄、高田诚认为，在对比研究中，往往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导入第三视点十分有必要。不同的几个意思，在表达形式上没有区分，用同样的语言形式表达时，操母语者往往不敏感，意识不到该形式在不同条件下表达的不同含义[2]。如李琚宁《当否判断语气的汉日对比研究》（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研究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范例。
井上优在2007年出版的《日语研究》的特约论文“言語の対照研究の方法”一文中提到，对比研究分两个阶段：1）观察和整理语言之间的类似和差异；2）考察存在于类似和差异背后的一般原理。他认为，再泛泛以“被动汉日对比”为题没有意义，而是要穷究差异背后的一般原理。此处的“一般原理”与第三视点庶几相同。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汉日对比在理论上的贡献就太少了。关于对比的实际操作，于日平（2006）提出两个模式，即1）对比相同意义概念下两种语言的不同表达形式（ab两种语言的功能皆为静止、割裂的）；2）以某表达形式的不同功能为基础，对比它在另一种语言中是如何与不同语言形式形成对应关系的（a语言是动态的、变化和连贯的；b语言是静止、割裂的）。第一个就是传统的、对诸如语态等语法范畴进行汉日对比。第二个模式，与生越直树书里所涉及的相仿，同第三视点的观点亦有相似之处。曹大峰在“语料库语言学与日汉对比语言学”（2003）、林璋在“语法对比研究中的语料问题”（2010）、盛文忠在“语言类型学与日汉语对比研究”（2010）中都涉及了方法论的问题。但这方面的论著、论证还不多。张麟声在新著《汉日对比研究与日语教学》（2016，高等教育出版社）中提出了不少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包括区分了对比和对比语言学。
7）主要著作
截止到20世纪末的汉日对比著作主要有：何培忠、冯建新《中日同形词浅说》（1986，商务印书馆）、秦礼君《汉日句法比较》（1989，河南大学出版社）、张麟声《汉日语言对比研究》（1993，北京大学出版社）、赵博源《汉日比较语法》（1999，江苏教育出版社）等。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内博士培养步入正轨，以汉日对比为主要内容和方法的博士论文越来越多，由此加工出版的著作也多了起来，最早如施建军《汉日主题句结构对比研究》（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之后，主要有王蜀豫『日中語彙の対照的研究——同形語を中心に』（2001，四川文艺出版社），马小兵《日语复合格助词和汉语介词的比较研究》（2002，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春《日中词汇的比较词汇论的研究——以基干词汇为对象的尝试》（2004，浙江大学出版社），郑宪信、辛永芬等《汉日篇章对比研究》（2005，河南大学出版社），张兴《“要求确认”表现形式的日汉对比研究》（200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母育新《日汉礼貌策略对比研究》（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海英《汉日动词谓语类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对比研究》（200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欧文东《汉日语表达中的物理移动范畴与命名背景》（2009，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李琚宁《当否判断语气形式的汉日对比研究》（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施晖《汉日交际语言行为的跨文化比较研究》（2010，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黄春玉《关于结果补语句的中日比较研究》（2011，上海译文出版社），徐靖《移动与空间——汉日对比研究》（2011，复旦大学出版社），李颖清《日中动词比较研究》（2011，南开大学出版社），丁伟《授受表现中日对比研究》（2011，复旦大学出版社），马燕菁《汉日语人称代词对比研究》（2012，法律出版社），梁爽《关于“幽默”文本与受众的中日对比研究》（2012，学苑出版社），何宝年《中日同形词研究》（2012，东南大学出版社），单文垠《关于道歉的日汉对比研究——以言语事件为视角》（2012，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施建军、徐一平、谯燕著《汉日语同形副词研究》（2012，学苑出版社），李光赫《条件复句的日汉对比研究》（2012，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于冬梅《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研究》（2013，厦门大学出版社），何午《日语句法结构认知——兼与中文对比》（2013，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刘珏《拒绝行为的语用学研究——中日文化中拒绝性话语的对比分析》（2013，南开大学出版社），陶芸《中日法律词汇对比研究》（201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李光赫、张光北、林乐青、王楠著《复句日汉对比实证研究》（2014，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李香《日译吴音的读音层次与六朝南音》（2014，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姚艳玲《日汉动词构式的认知对比研究》（2012，中央编译出版社），李金莲《日汉被动句对比研究》（2012，山东大学出版社），黄毅燕《汉日指称化对比研究》（2014，高等教育出版社），姚艳玲《日汉语事件结构表达式的认知对比研究》（201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盛文忠《汉日语语序对比研究——基于语言类型学的考察》（201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贾黎黎《量化形式的汉日对比研究》（2015，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白晓光《日汉语自称词的对比研究》（201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王玉明《中日异议表达行为对比研究》（201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李华勇《感谢语言行为的汉日对比研究》（2017，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曹彦琳《基于语料库的汉日多重限定表达对比研究》（2017，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文钟莲《中日言语行为对比研究：冲突与交融》（2018，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王丽莉《汉日转折关联词语对比与翻译》（2018，科学出版社）。留日学者在日本出版的对比著作，除了杨凯荣和张威的著作外，还有王学群『現代日本語における否定文の研究——中国語との対照比較を視野に入れて』（2003，僑報社）、方美丽『移動動詞と空間表現——統語論的な視点から見た日本語と中国語』（2004，白帝社）、时卫国『中国語と日本語における程度副詞の対照研究』（2009，風間書房）和王轶群『空間表現の日中対照研究』（2009，くろしお出版）等。
在早期的汉日对比专著中，只有赵博源《汉日比较语法》（1999，江苏教育出版社）、秦礼君《汉日句法比较》（1989，河南大学出版社）及《日汉比较语法》（2006，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战庆胜『中国語の姿·日本語の姿』（2003）和鲁宝元《日汉语言对比研究与对日汉语教学》（2005，华语教学出版社）属于总括性的对比研究。其中，赵著和秦著虽均为系统的纯语法对比，但赵著主要是为学习汉语的日本人编写的，秦著主要是为学习日语的中国人编写的。而战著是以词汇为中心的汉日对比研究，鲁著则是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应用等方面入手，可谓全方位的汉日对比研究，且偏重于对日的汉语教学。这些著作因受到时代局限，且以服务教学的实用目的为宗旨，距汉日对比语言学尚有一段距离。
近年来，属于严格意义上总括性的汉日对比语言学专著，主要有张岩红《汉日对比语言学》（2014，高等教育出版社）、张麟声《汉日对比研究与日语教学》（2016，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及刘笑明《日汉对比语言学》（2015，南开大学出版社）。《汉日对比语言学》堪称国内日语界第一部系统论述对比语言学的著作。该著在详细介绍了学科的起源、历史、理论框架等内容之后，重点对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及焦点问题等进行了论述与探讨，其中“争鸣”栏目设计颇有新意。张麟声著《汉日对比研究与日语教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对迄今为止的汉日对比语言学进行了阐释和论述，特别是就对比语言学之于教学的积极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具有较高的理论高度。刘笑明著《日汉对比语言学》由基础篇和研究篇两部分构成。基础篇主要阐述有关日汉对比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及具体内容的对比等问题，研究篇包含语音、词汇、语法等各领域日汉对比的研究论文。
如前所述，日语偏误（病句）研究很早就开始，2016年王忻发表“偏误—对比—认知：语言研究范式的新尝试——以‘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为例”（《外国语》，2016，4期）一文，为自己之前的偏误研究做了定性。早在2006年王忻就出版了《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历经十年的再探索，王忻的对比研究形成了上述鲜明的特点，即偏误是表层，对比是手段，关键是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高度进行研究，因此他较早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不是偶然的，2016年出版的《日汉对比认知语言学：基于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的研究》即是他的结项成果。旅居日本的张麟声较早提出了“对比研究·偏误分析·验证调查”这一模式，并在2005年成立的“面向汉语母语人的日语教学研究会”的研究活动中贯彻这一模式。张在其日文版著作的中译本《中国日语学习者常见误用分析》（2011，高等教育出版社）中，以20个案例的形式呈现对比分析的理论与方法，针对性强，较易操作，特别适合初学者使用。于康2014年出版了《日语偏误研究的方法与实践》（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还成立了“日语偏误与日语教学研究会”，先后出版了《日语偏误与日语教学研究（第一辑）》（2016）、《日语偏误与日语教学研究（第二辑）》（2017）、《日语格助词的偏误研究（上）》（2017）、《日语格助词的偏误研究（中）》（2018）等专著，均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于康的偏误研究重在构建语料库，以中国学习者作文中出现的格助词等方面的偏误为突破口，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对比，以求服务于日语教学。总之，张、于各自建立了与偏误对比相关的学会，带领国内外诸多同行合力研究，并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