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时的非言语行为

3　见面时的非言语行为

见面时的非言语行为设有11种选项内容（见表4），可以同时选择多项（三个以内）[2]。如果没有合适答案，要求被调查者在“其他”一栏中，填上相应的非言语行为。下面主要按照“男女”标准进行了分类与统计。

3.1　对象A（认识但不太熟悉的同性）

图1的结果显示，日本社会人主要以“微笑”和“点头”为主，两者各占一半以上，合计比率占有绝对优势，而大学生侧重于“微笑”和“举手”。可以认为“微笑”和“举手”分别是社会人和大学生偏爱使用的非言语行为。如果再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日本社会人男性的“点头”、社会人女性的“微笑”均名列第一，分别占有总数的54.3％和64.5％。第二位分别是社会人男性的“微笑”和社会人女性的“点头”，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总体而言，日本社会人对于不太熟悉的同性对象，非言语行为主要以“微笑”和“点头”为主。

与此相比，日本大学生不分男女，都是以“微笑、举手”占有总数的第一和第二，合计总数男女均超过70％。也就是说大学生的“举手”取代了社会人位居第二的“点头”。“微笑和举手”属于该场面中日本大学生的主要身体语言，看不出男女性别差异。

如果再从年龄层面来看（省略图示），“点头、鞠躬”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增加，相反“举手”偏向于年轻人，尤以日本年轻男性为多。同样，女性较之于男性，“鞠躬”的比率偏高，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和年龄差异。

中国人不管是社会人还是大学生，均以“微笑”和“点头”为多，两者合计比率男女均高达90％以上，看不出性别和年龄差异。可以认为，“微笑”和“点头”属于中国人主要的非言语行为。施晖（2008a、2008b）认为，中国人的“微笑和点头”与交际语言共同使用，发挥着交际言语行为的社会功效，显示出很高的“定型性”特征。另外，对于日本大学生的“举手”，中国人的比率极低，仅占总数的1％左右，值得留意。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微笑”的比率均占据首位，进一步验证了“微笑”是问候仪式中的一个共同特征（Adan Kendon著，张凯译2001：201）。较之于日本人，中国人的“拍肩、握手”等身体接触行为偏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通过身体接触向对方表达说话者的一种亲密与关心。就此，吴晓露在《说汉语谈文化》一书中指出：“同性之间的接触则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外国男学生一旦发觉他们的男朋友想要拉他们的手或搂他们的肩，总是马上拒绝，而中国小伙子的这种行为仅仅表示友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吴晓露等著1994：333）。

3.2　对象B（认识但不太熟悉的异性）

首先将图3和图1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日本社会人男性的非言语行为，其比率基本不变，而社会人女性发生了明显变化。女性第一位是“点头”，其次分别是“鞠躬和微笑”。即日本社会人女性对于不太熟悉的异性，“微笑”呈明显减少趋势，表现出不同于男性的使用特征。日本大学生不分男女，“举手”的比率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点头”。倘若再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大学生女性与社会人女性同样，具有“微笑”下降，“鞠躬”增加的特征。可见，日本人尤其以女性为主，对于不太熟悉的异性B，往往会采取比较慎重的、谦虚的、能与对方保持一定心理距离的非言语行为。需要留意的是，女性“鞠躬”的显著增加，不仅表明了男女性别差异以及女性对异性的敏感意识，而且与中国人的零比率形成了对照。

图4的结果表明，中国人不管是社会人还是大学生，都侧重于“微笑”和“点头”，显示出很高的定型性，看不出明显的性别与年龄差异，该结果与施晖（2010：60）完全一致。

对于不太熟悉的A（同性）和B（异性），中国人不受男女性别的影响，均以“微笑和点头”为主，而日本人尤其是女性，明显受到性别的制约，中日两国形成了反差与对照。当然，中国人对于不太熟悉的对象一般也会“点头”示意，具有与对方保持一定心理距离的使用倾向。尽管如此，较之于日本人，中国人为了向对方表示友好与亲密，“握手、拍肩”等身体接触行为的比率偏高。由此可以窥视出中国人的交际言语行为中，空间距离较近的对人心理及其价值取向。

3.3　对象C（熟悉、亲密的同性）

首先将C与A、B相比，C属于熟悉、关系亲密的对象，中日两国人的身体接触行为明显增多，呈现出一致性。日本人新增“握手”与“把手放在对方的肩上”；中国人新增“拥抱”。具体的比率分布情况是，如果把同性的A和C相比，日本社会人男女的“点头和鞠躬”显著减少，而“举手”则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另一方面，日本大学生的“举手和点头”有所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微笑”以及其他身体接触行为，如握手、拍肩等。“握手、拍肩”尤以日本男性为多，具有一定的性别差异。需要留意的是，日本社会人和大学生都没有选择身体接触密切的“拥抱”，与中国人形成了强烈对照。“拥抱”能够迅速地沟通情感，达成良好的交际效果。可以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同性间的“拥抱”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图6的结果显示，除“微笑”依然占据首位之外，中国社会人和大学生都呈现出“点头”减少，“举手”增多的趋势，看不出明显的年龄和性别差异。如果再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男性的“握手和拍肩”、女性的“拥抱”分别占据优势，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该结论与施晖（2010：75）的分析完全一致。这种身体接触现象在中国随处可见，表明了说话者积极主动地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友好与信任。比如，中国人在送葬仪式或者追悼会上，往往会拥抱遭遇不幸的对方或者紧紧握住他（她）的双手，以此向对方表示深切的哀痛和慰问。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身体接触行为不仅仅包括夫妻、恋人，甚至还包括关系比较亲密的友人。总之，较之于日本人，中国人在与比较亲密的对象打招呼时，身体接触行为的比率偏高，特别是“拥抱”这一项与零比率的日本人形成了强烈反差。根据上述数据，可以进行如下概括。第一，“握手”侧重于社会人男性；第二，对A、B（不太熟悉的同性、异性），中国人“拥抱”的比率为零，而对C（亲密的同性），中国女性（社会人和大学生）的“拥抱”呈明显的增加趋势。由此可见，人际关系的亲疏是导致非言语行为有无身体接触的主要原因。换言之，话语者是否采取身体接触行为主要取决于与对方的亲疏关系。

3.4　对象D（熟悉、亲密的异性）

尽管D和C同样属于关系亲密的对象，但D属于异性关系，中日两国人的身体接触行为呈现出多样化的分布趋势。多样化具体表现在：日本人在原先“⑤握手、⑥把手放在对方的肩上、⑦拍肩”等身体接触行为的基础上，新增身体接触程度较高的“⑧拥抱”；中国人在⑤⑥⑦⑧的基础上新增“⑨接吻”。“拥抱、接吻”应该是与对方属于恋人、夫妻等因素有关。就是说，人际关系愈亲密，就愈容易发生程度较深的身体接触行为。东山安子（1982：90-91）认为日本人无接触性身体语言（如拥抱、接吻等），但是，笔者在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以及此次的定量调查中发现，日本人确实存在着接触性身体语言。虽然使用率不高，却可从中窥视出日本人非言语行为的细微变化。该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同时也表明了日本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变化。当然，中国人的身体接触行为远远高于日本人，尤以年轻人居高，表明了中日两国在对人关系方面，身体距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我们从图7还可以看出，对于日本社会人而言，尽管D和B同样属于“异性”对象，但D属于亲密的人际关系，“点头”的比率明显下降，“鞠躬”降至零，取而代之的则是“微笑和举手”。同样，日本大学生的“微笑”具有显著的上升趋势，男性、女性的“微笑”位居首位，分别占有总数的65％和69.7％。如果再把D和C进行比较的话，两者都属于亲密的对象，仅仅是“同性与异性”之差，看不出日本社会人和大学生的明显变化。由此可以判断，较之于性别差异，日本人更加关注和侧重于亲疏关系。即亲疏关系决定说话者是否采取身体接触行为以及身体接触的程度。

首先把D（亲密的异性）与B（不太熟悉的异性）相比较，中国人不管是社会人还是大学生均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共性。即同样是异性，但由于亲疏关系的不同，D的“点头”比率直降为零，而“握手、拥抱”等身体接触行为则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次，再把D和C进行比较，两者同属于亲密的对象，只是性别不同。对于D（异性），中国人的“举手”比率大大降低，而“拥抱、接吻”等程度较深的身体接触行为有所增加，特别是女性的“拥抱”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具有鲜明的性别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