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N”结构

3　“M+D+N”结构

3.1　“M+D+N”结构的语序

本研究利用汉日对译语料库[5]，限定D为“这个、那个”，检索得到数据计825条，筛选出其中对译为日语指示词的数据计399条，组成本研究分析“M+D+N”结构语序的对象。

我们参考陈玉洁（2010）[6]把M的种类区分为形容词、领属类修饰语、从句修饰语，并考察了汉日“M+D+N”结构在M种类不同时的语序情况，得出考察结果如表1。

如表1所示，首先，当M为形容词时，汉语一般与日语的语序一致，均倾向于“D+M+N”语序，如（7）（8）[7]，汉日语的指示词均位于形容词之前。

（7）a.要不是当这个窝囊的“主管人”，要不是冲着上级的任务，我才不操这份儿心，生

这份儿气呢！

b.おれだってこんなバカバカしい「主管者」の立場でなけりゃ、上からの任務の手前がなけりゃ、何も気をもむことはないし、腹を立てることもねえんだ！

（《金光大道》）

（8）a.你呀，你呀，如今你家的事儿闹得不上不下的，急得火燎着眉毛，还顾上说这个没踪没影的事儿？往后再说吧。

b.まったく、おめえって奴は。いま自分の家がてんやわんやで尻に火がついてるつうのに、まだそんな雲をつかむ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んのか？その話はまたいずれ聞かせてもらおう。

（《金光大道》）

其次，当M为领属类修饰语时，汉语也基本与日语语序一致，均倾向于“M+D+N”语序，如（9）～（11），（9）是时间名词、（10）是人称代词、（11）是地点名词充当领属类修饰语。

（9）a.谁发动开今天这个会的？有党员么？

b.今日のあの会を発起したのは、だれなの？党員がいるの？

（《青春之歌》）

（10）a.大泉，你这个心意，这一番话，不是抬举我，也不是单单地给我鼓劲儿，你这是给我的肩上加了载呀！

b.大泉、おめえのその気持、その言葉は、わしを持ちあげるんでも、ただ張り切らせるもんでもねえ。おめえは、このわしの肩に大変な荷物をしょわせたんじゃ！

（《金光大道》）

（11）a.他想：这个全县最高级的领导干部是个啥样呢？象罗旭光？还是象火车站上那个老站长呢？

b.県で一番偉いその指導幹部はいったいどんな人物なんだろう。羅旭光みたいな人だろうか。それとも北京のあの老駅長のような人なのだろうか。

（《金光大道》）

最后，当M为从句修饰语时，汉日语均存在两种语序倾向，即“D+M+N”语序、“M+D+N”语序。如（12）（13a）（15b）是“D+M+N”语序，（13b）（14）（15a）是“M+D+N”语序。

（12）a.高大泉被那个穿月白背心的小伙子吸引住了。

b.高大泉は、その水色の袖無しの若者に引きつけられた。

（《金光大道》）

（13）a.这个不会装笑，也不会假笑的小伙子，却努力地把皱着的眉头展开，把噘着的嘴

唇收拢，作出一副轻轻闲闲的姿态。

b.作り笑いや愛想笑いなどついぞしたこともないこの若者が、この時ばかりは、精一杯しかめ面をやわらげ、への字に結んだ口元をゆるめて、なに気ない風を装った。

（《金光大道》）

（14）a.她对他的脸看了一会儿，忽然感到：她所爱的那个余永泽早已不存在了。

b.しばらくかれの顔を見つめているうちに、ふと、じぶんが愛していたあの余永沢は、もうとっくの昔にいなくなっていたのだ。

（《青春之歌》）

（15）a.吕春河一见有门儿，可能要抓住“掺和着的那个东西”了，偏偏凑巧，这当儿朱铁汉闯了进来。

b.まだ望みがある、あの「隠されている何か」もつかめるかも知れないーーそう呂春河が思った矢先に、朱鉄漢がとび込んで来た。

（《金光大道》）

关于汉日语“M+D+N”结构的语序方面，已有的研究指出：

1）“M”为形容词时，汉日语的基本语序均为“D+M+N”，日语既可使用“M+D+N”语序，也可以使用“D+M+N”语序，汉语则一般只能使用“D+M+N”语序（盛文忠2013：26）。

2）“M”为人称代词时，汉日语都存在两种语序“人称代词＞指示词+中心名词”和“指示词＞人称代词+中心名词”，都以“人称代词＞指示词+中心名词”为优势语序，以“指示词＞人称代词+中心名词”为劣势语序，且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曹跃香2015：54）[8]。

3）“M”为从句修饰语时，汉语一般有两种语序“M+D+N”和“D+M+N”，其中“D+M+N”为优势语序，而日语只有“M+D+N”语序（盛文忠2010：90）。

关于先行研究指出的上述结论，1）、2）与我们的考察结果基本一致，但是我们也发现日语也存在不少“D+M+N”语序的情况[9]。以上根据不同的“M”种类，我们分析了“M+D+N”结构的一些汉日语序特点。接着，关于汉日语指示词与两种修饰成分共现时的情况做进一步考察。

第一，当“M包含形容词”时，一般有两种情况：1）M1与M2均为形容词，则汉日语言的基本语序均为“D+M1+M2+N”，如（16）；2）M中一个是形容词M1，另一个是领属类修饰语M2，则汉日语言的基本语序应为“M2+D+M1+N”，如（17）。

（16）a.这时，谁还能认出这个勇敢的、泼辣的姑娘就是当年那个埋头书案温文尔雅的王晓燕呢。

b.そのとき、この勇敢で、男まさりの娘が、かつてあんなにもしとやかで、おとなしい、本にばかりかじりついていた王暁燕だと見ぬく者が、いったい、なん人いたことだろうか。

（《青春之歌》）

（17）a.王晓燕被道静这个爽直的告白弄得慌乱了，她瞪着滴溜圆的眼睛吃惊地看着林道静。

b.王暁燕は、道静のこの率直な告白を聞いて、すっかりとり乱してしまった。かの女はまん丸な目を大きく見ひらいたまま、息をのんで林道静を見つめるばかりだった。

（《青春之歌》）

第二，当“M包含领属类修饰语”时，也有两种情况：1）M1与M2为不同领属类修饰语时，一般语序为“M1+M2+D+N”[10]，如（18）；2）M中一个是领属类修饰语M1，另一个是其他修饰成分M2，则汉日语言的基本语序应为“M1+D+M2+N”，如（19）。（18）a.高大泉往外走的时候，没说什么，对张金发今天的这个行动倒挺满意。

b.高大泉はおもてへ向かった。口には出さなかったが、張金発のその行為にし、ごく満足した。

（《金光大道》）

（19）a.在“五一”这个伟大的纪念日那天，她又被卢嘉川招呼着去参加了游行示威。

b.「メーデー」、この偉大な記念日の当日、かの女はまた芦嘉川に誘われて、デモ行進に参加したのだった。

（《青春之歌》）

第三，当“M包含从句修饰语”时，一般若M中一个是从句修饰语M1，另一个是其他修饰成分M2，则1）结构为“M+D+N”语序时，汉日语的基本语序是“M1+D+M2+N”，如（20）；2）结构为“D+M+N”语序时，汉日语的基本语序是“D+M1+M2+N”，如（21）。（

20）a.他想起在燕山区的所见所闻，想起天门区就要象那里一样把互助合作组织轰轰烈烈地搞起来；甚至想起九年前，在抗日时期见到的那个威武不屈的英雄，越发激动起来了。

b.かれは燕山区で見聞きしたことを思い起こし、天門区があそこと同じように互助合作にいよいよ大々的に取り組むさまに思いを馳せた。そして九年前、抗日時代に垣間見たあの雄々しい不屈の英雄を思いうかべ胸が高鳴った。

（《金光大道》）

（21）a.道静这时才看出这个瘦小的穿着长衫的中年男人，果然是乡村的“先生”模样。

b.そのときになって、林道静ははじめて、この痩せて背丈の低い、長い中国服をきた中年男が、なるほど、田舎の「先生」らしい風采をしているのに気がついた。

（《青春之歌》）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总结汉日语指示词与两个修饰成分共现时的语序情况如表2。从表2可以看出，汉日语言中，M的种类不同，对指示词D的位置要求也不尽相同。汉日语多项定语共现时，由于认知原则、词汇原则、语义原则、语用原则等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汉日语在语序倾向上呈现出语言的共性特征，但在具体的词汇使用方面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别是在指示词方面（盛文忠2014，曹越香2015等）。下面我们在3.2节主要针对“M＝人称代词”时，即人称代词与汉日指示词共现时，汉日语结构的特点及其各成分的功能进行分析。为行文方便，人称代词标记为P，人称代词与汉日指示词共现的结构标记为“P+D+N”结构。

3.2　汉日“P+D+N”结构

白晓光（2013、2016）等从汉日对比角度考察了“P+D+N”结构的同位结构和偏正结构，主要观点如下：

1）此类短语的同位结构中，汉语“P+D+N”结构形式多对译为“D+N”形式，没有人称代词时，人物的指称则需要依赖一定的语境来实现，故在名词的指称对象的确定上，日语具有比汉语更喜欢借助语境进行间接语用推理的倾向，如（3）。

2）此类短语的偏正结构中，汉语在使用上有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即说话人在头脑中已经对所指事物确立起了一个初步的形象，如果没有确立，则不能使用这一短语，只能使用人称代词直接限定名词的形式，如（22）。

（22）甲向某高校招生人员乙推荐考试：

甲：他叫张三，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四十斤，身体很健壮。只不过他的左腿因为前

几年的一次交通事故，受了些伤，……

乙：（a1）他的视力怎么样？

？？（a2）他那视力怎么样？

（a3）他的右腿怎么样？

（a4）他那条右腿怎么样？

（白晓光2016：382）

3）汉日语言此类短语的偏正结构均有表现出较强的主观评价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与指示词D有关，即指示词在此类短语中使用时本身的限定功能弱化，但突显或激活对象的属性特征的功能增强，而在语境中这种属性特征往往包含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如（23）。

（23）a.“他的公司，年纯利润三亿。”

b.“他那公司，厉害着呢！一年净赚三个亿！”

（白晓光2016：383）

本研究基本赞同白晓光（2013、2016）上述观点中的2）、3）。但是，在现场指示用法与非现场指示用法中，汉日语言的“P+D+N”结构是否使用P的制约不一致，那么是否可以确定日语的语境依赖度更高呢？如（24）（25）。

（24）a.周丽平轻轻地推了铁汉妈一把说：“{你这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真叫精。又会奉承别人，又会给自己的落后思想找借口，一箭双雕，别人占不着便宜，自己也吃不了亏。”

b.「{このおばさん/*君のこのおばさん}はほんとにやり手なんだから。ひとをおだてては自分のおくれた思想の言いわけにすんだもん、一石二鳥ね。ひとは言い分がなくなる、自分は恰好がつく」

（《金光大道》）

（25）a.大伙说了一大堆关怀使劲的话，表达一个共同的心意：怕“脸上无光”，都希望{他们这个招人怜爱的村长/这个招人怜爱的村长}赶紧离开那个有倒塌危险的土屋，快点住上结实、美观的新砖房。

b.みんなはしきりに思いやり深い言葉で、その共通の心情を示した。「みっともねえ」という言葉を気にして、{このかわいそうな村長/彼らのこのかわいそうな村長}が早速倒壊のおそれのある小屋におさらばし、丈夫で見栄えのする新しいレンガ作りの家に住むよう願ったのだった。

（《金光大道》）

如（24）（25）所示，（24）的指示对象“铁汉妈”存在于说话现场，是现场指示用法，（25）的指示对象“村长”存在于言语文脉中，是非现场指示用法。（24a）中的“你”必不可少，但（25a）中的“他们”则可有可无。与此相对，（24b）中“君”的使用限制大，但（25b）中“彼ら”的使用制约相对较小。由此，我们认为白晓光的观点1）仍有可商榷之处。

“P+D+N”结构不同用法下，汉日语言的P使用倾向不同。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名词N的属性特征、D的选择基准也影响着汉日语言“P+D+N”结构的使用。接下来，3.3节我们基于可及性理论分析汉日“P+D+N”结构。

3.3　基于认知理论的汉日“P+D+N”结构对比

“可及性（accessibility）”是一个心理语言学概念，指说话人或听话人从大脑的记忆系统中提取某一个语言单位或记忆单位的难易或便捷程度，认知语言学家把这一概念运用到语言分析研究和分析中，并形成了可及性理论（Accessibility theory）。

刘春光（2014）基于可及性理论分析了汉语“P+D+N”[11]结构的特点，指出“P+D+N”结构的可及性和对句法、语用语序的选择差异存在图1的互动关系。

（26）a.我认识你那个同事的爸爸。

b.他这个全村出了名的大孝子，却瞪着眼吵妻子：“耽误不得，50多名学生在等他上课。”

（刘春光2014：65- 66）

如（26）所示，（26a）表偏正关系的“你那个同事”作定语，是句法成分。（26b）表示同位关系的“他这个全村出了名的大孝子”，在句中N的[属性]特征被激活，可及性强，使“P+D+N”结构具有较强的话题性。

在日语中，作话题的成分，其后有明显的标记「は」，作句法成分也有其他的格助词「が、を」等标记。通过检索对译语料库数据[12]，我们发现在所收集的数据中日语与汉语倾向不一致。

（27）a.この弟は学校で、おれに代数と算術を教わる至って出来のわるい子だ。

b.他这个弟弟，我在学校里教他代数和算术，成绩很差。

（『坊ちゃん』）

（28）a.丑松が根津村の学校へ通うようになってからは、もう普通の児童で、誰もこの可憐な新入生を穢多の子と思うものは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b.丑松在根津村小学读书时，跟一般孩子一样，谁也没有把他这个可怜的新学生看成是秽多的儿子。

（『破戒』）

如（27）所示，表偏正关系的“P+D+N关系”结构是有指信息，反而更倾向于作话题。而如（28）所示，表示同位关系的“P+D+N身份”结构是类指信息，反而倾向于充当句法成分。为什么汉日语言在相同结构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语用使用倾向呢？

一般来说，汉语“P+D+N”结构所体现出来的话题性主要是由指称结构的高可及性造成的，而其话题的性质和一般的话题类型不一样。有指信息的话题所在的句子具有[事件性][非预测性]特征，而类指信息的话题所在的句子具有[可预测性][非事件性]特征（张旺熹2010，刘春光2014等）。也就是说，汉语认知主体在使用“P+D+N”指称结构明确指称对象时，主要根据认知对象的可及性高低来判断，高可及性的对象更容易成为认知焦点，也更容易成为话题。这正与汉语指示词短语“D+N”结构根据指示对象可及性高低来把握类似。

新村等（2012）对比了汉语和日语的指示词现场指示用法，指出日语“D+N”结构明确指示对象的基准与汉语不同，汉日语言对指示对象把握的认知构造也完全不同（图2）。

换言之，日语认知主体在把握认知对象时是根据自己与指称对象在言谈现场的相对位置来判定的，距离说话人势力范围近的指示对象用「コ」，距离听说人势力范围近的指示对象用「ソ」，离两者势力范围都远的指示对象用「ア」。而汉语则是根据指示对象的可及性高低来判断的，高可及性的对象容易成为焦点，更容易被认知，比如近指指示词或人称代词，而低可及性的对象成为焦点被认知的情况相对较少，比如远指指示词。

我们认为，汉日语言使用“P+D+N”结构时的语用倾向不同，正是受汉日语认知主体在把握指称对象时不同的认知基准以及不同的指称构造所影响的。这样我们也能解释，为什么汉日语言在使用类似的指称结构时，汉语一般使用“P+D+N”结构形式，而日语倾向于使用“D+N”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