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主要领域的研究
【语音（音系）对比】
早期主要有朱川的“汉日语音对比实验研究（节选一、二）”（《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2和4期）等。续三义基于对日汉语教学实践的课题，根据语音学的原理方法系统地对比了汉日语音，发表的成果主要有“汉日辅音对比研究”（《汉日语言研究文集1》，1998）、“鼻辅音和元音——n、ng教学的误区（英日汉对比研究）”（《汉日语言研究文集1》，1998）、“汉日声调对比研究”（《汉日语言研究文集2》，1999）、“汉日两语的句子重音”（《汉日语言研究文集4》，2001）。续还出版过一部专著《对日汉语语音教程》（2000，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此外，还有周晓波、薛豹的“日汉语流音变对比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1期）等的研究。
音系（音韵）研究方面，主要有于振田的“浅析日语单元音与汉语相应元音的异同”（《外语与外语教学》，1985，2期）、罗传伟的“从与汉语语音的比较中看日语读音的若干特点”（《教学研究》，1987，4期）、刘淑学的“日语基本音节汉字的音读与汉语音韵的对比研究”（《日本问题研究》，1995，2期）、王军彦的“现代汉日汉字读音对照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4期）以及何丰的“汉语多音字在日语中的发音规律”（《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9，3期）等。
从教学实践出发，着眼于汉语声韵母与日语语音对应情况，学者们也发表了不少成果，如王保田、王诗荣的“汉语声母与日语汉字读音的对应规律”（《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1期），刘淑学的“现代汉语中u韵尾的汉字在日语中的音读”（《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1期），何丰的“n声母和r声母汉字在日语中的发音规律”（《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以及王保田的“关于汉语的韵母与日本汉字音读”（《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3期）。成春有对此有系列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主要有“汉语韵母与日语音读长音的对应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96，2期）、“日语入声音与汉语入声”（《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1期）、“日语拗音与汉语拼音的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1期）。成还出版了专著《日语汉字音读研究》（2002，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汉字音到了日本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但其中也蕴含了不少古代汉字音的信息。因此，从历时角度出发研究古代汉字音与现代日语汉字音间的联系的研究也有一些，特别是国内方言保留了古汉语的原有特征，揭示两者关联并摸索出一定的规律，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来自方言区的学生也有一定的教学指导意义。如陈鸿儒的“日本汉字音读、莆田方言与中古音系声韵比较（一）（二）（三）”（《龙岩师专学报》，2000，4期；2001，1-2期）、薛育宁的“入声字キ尾表记的由来及原音依据——日本吴汉音与闽南方言文读音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1期）、“入声字吴音-iki的来源及其キ尾表记的原音依据——日本吴音与漳州方言文读音的对应比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0，4期）、朱东根的“论日本语对汉语入声字的转读”（《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期）、何丰的“湘方言与日语语音相似点的比较研究”（《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期）。这方面较新的研究有谢育新的“日语汉字音读与客家话对应关系初探——以日语汉音与韵母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1期）、“唐话纂要字音与杭州话的对应关系”（《日语研究7》，2010）。谢系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博士，在名师指导下完成出版专著《日本近世唐音：与十八世纪杭州话和南京官话对比研究》（2016，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此外还有申东月的“汉日语言接触对日语辅音系统的影响”（《外语研究》，2007，2期）等论文。李香2014年出版的《日译吴音的读音层次与六朝南音》是迄今历时研究中最具深度的著作。李也是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汉语对日语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5期）堪称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性典范之作。
【文字对比】
关于文字的比较主要集中在汉字方面，分为字义辨析、简化字、文化几个方面，也有从教学角度切入的考察。如张纪浔的“日语中的汉字与中文的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6期）、姚小平的“古汉语中的某些字及其意义在现代日语中的反映”（《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4期）、姚俊元的“‘字同义异’的中日汉字（上）（中）（下）”（《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5- 6期；1989，1期）、曲维的“现代日语中的汉字特点说要”（《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2期）等。
中日简化字的异同是文字对比的一个热点，特别是非日语圈的汉语学者关注较多，成果有邵嘉陵的“漫谈中日两国的简体字”（《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2期）、马叔骏的“中日使用文字之比较——兼论统一汉字简化字”（《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2期）、刘世刚的“中、日、韩汉字一体化的初步设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5期）等。王秀文的“古代中日交往与日本文字的形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9，2期）是从历史维度进行的考察。曹先濯的“中日常用汉字笔顺的小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2期）具体考察两国常用汉字笔顺上的细微差异。潘钧有“浅谈汉字、汉语词对日语的再塑造作用”（《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4期）、“中日文字体系比较——以文字的性质和功能为中心”（《日本语言文化论集3》，2002，北京出版社）等论文，并在其专著《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2013，商务印书馆）中有一章专门论述现代中日汉字的异同。
【词汇对比】
同形词
较早的成果有赵福全的“日汉同形词的错情剖析”（《教学研究》，1980，4期）、赵福堂的“关于中日同形词的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4期）、方明礼的“浅析日汉同形异义词”（《外语与外语教学》，1990，4期）等。进入90年代后，同形词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入，表现在开始有了方法论上的探究；且不仅研究词义差异，也从语法（词类差异）以及词义褒贬色彩等多方面着手阐释差异及成因，如鲁晓琨的“中日同形近义词辨析方法刍议”（《外语学刊》，1990，2期），曲维的“中日同形词的比较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6期）和潘钧的“中日同形词词义差异原因浅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95，3期）、“关于中日同形词语法差异的一次考察”（《日本语言文化论集2》，2001，北京出版社）。还有翟东娜的“汉日同形词褒贬色彩刍议”（《汉日语言研究文集3》，2000）、曹珺红的“有关中日同形汉字词汇对比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3期）等。对日汉语教学方面，有王顺洪的“汉日同形词给日本人学习汉语造成的误区”（《汉外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论文集》，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鲁宝元的“汉日同形异义词的对比考察与对外汉语教学”（《汉日语言研究文集2》，1999）等。最近若干年，同形词研究又有了新的起色和进步，施建军、洪洁的“汉日同形词的意义用法的对比方法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4期）是其中一篇较新的有分量的论文，堪称是对前人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关于逆序汉日同素异序（顺）类同形词，学界也有研究，如石素文的“论日语同素异顺词的形成与应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4期），刘静、王志勤的“现代汉日反序词的比较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期），翁耀东的“中日词汇中的字顺逆转现象”（《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1期），李冰的“汉日同素异序词对比分析”（《现代语文》，2008，11期），张巍的“日语中同素逆序形式汉字词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期）等。
总之，汉日同形词早已成为日语界永恒的课题，但迄今重复性研究较多。关于同形词的定义、近义词的词义差异分类以及如何解释这种差异等均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施建军2012年申请到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东亚国家语言中汉字词汇使用现状研究”，同年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中日两国现代语言生活中的同形词汇研究”的立项。两者的特点均系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技术进行大规模词汇调查研究，可望有较大的突破，期待能为同形词研究从理论到方法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来。
拟声拟态词
拟声拟态词，也称象征词，是最具有日语特点的词汇种类之一，很早就有人研究，如濑户口律子的“汉日拟声词比较研究”（《中国语文》，1990，4期）、徐甲申的“关于日汉摹拟声态词语的两项比较”（《外语与外语教学》，1992增刊，2期）、张秀华的“日汉拟声拟态词及翻译方法探讨”（《天津师范学院学报》，2001，3期）、王淑兰的“中日拟声词色彩意义之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1期）、王冠华的“中日古代拟声拟态词之对比研究”（《二外学报》，2005，6期）、庞炎的“中日拟声词的形态比较”（《日本学研究》16辑，2006）、谯燕的“重叠式拟声词的结构及句法功能的汉日比较”（《日本学研究》17辑，2007）等。最近，还有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来自汉语的拟声拟态词进入日语后本土化历程的论文和论著问世[3]。
熟语
熟语（含成语、谚语、惯用语）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且与中日两国的国情以及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就有相关研究，如贺孟刚的“浅谈日语谚语与汉语成语的关系”（《外语学刊》，1983，1期）。其中，既有关注含动物名的惯用语或成语的研究，如程放明的“有关动物惯用语的中日对比”（《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1期）、陈百海的“日汉成语中动物形象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2期），也有关注出现身体部位词语的惯用语，如王宝平的“中日身体部位惯用语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1期）。当然，更不缺乏从整体上进行对比的论文，如王菲、刘旭宝的“日汉成语对比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4期），郑丽芸的“日汉对应成语对比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3期）。中日两国的四字成语对比也是热点之一，其中包含了文化交流及价值观差异等诸多人文信息，研究者较多，如杨合林的“日汉同形四字成语的比较研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5），“日语四字成语与汉语成语在词形、意义上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4期）、王锐的“试论中日四字成语的差异”（《国际化视野中的日本学研究》，2007，南开大学出版社）。此外，有从同源但发生变异的比较角度考察的研究，如冯峰的“中日同源成语的比较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期），还有从文化角度切入的研究，如孙振萍的“汉日成语文化因素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3期）等。王雪的《日语和汉语中“酒”和“茶”谚语的对比研究》（2011，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是一部聚焦于与“酒”“茶”相关的中日谚语对比的著作，颇有新意。
称谓
汉语称谓的复杂性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遗留。有鉴于此，汉日称谓的对比很早就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如孙成岗、吴宏的“中日亲属称呼比较研究”（《日语研究1》，2003），吴世平的“中日称谓的名称——关于兄弟姐妹称呼的用法”（《日语语言文化研究》，2003），郭强、王阿慧的“浅析汉日亲属称谓语的异同”（《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8期），程放明的“现代社会语言环境中汉日语亲属称谓的对照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1期）等。有的称谓研究的考察对象更为限定，如王冠华的“中日大学生父母称呼的对比”（《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4期）、王维贞的“汉日夫妻间称呼的对比研究”（《外国语言文学》，2004，3期）等。方经民的“日汉亲属称谓的语用情境对比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2期）引入使用称谓的语境的角度进行对比，更为贴近实际。
【语法对比】
语法是日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学者对此倾注了极大的关注，成果甚丰。研究遍布各个领域，包括数量词、代词、助词、副词、形容词、连词、动词、语序及句子成分、存在句、被动、可能、使役、授受、时体、语气等。
助词
助词是日语语法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类，承担了重要的语法功能。汉语中虽然也有助词，但不论是种类还是所承担的语法功能都与日语有较大差异。如前所述，汉日对比最早的动因是回应教学现场出现的难题，其中有最基本的一个课题，即表示连体（定语）修饰关系的“の”和“的”究竟有何差异？早期相关论文很多，如陈白海的“‘の’与‘的’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6期），王海清的“关于‘の’与‘的’的对应”（《日本语教育研究论纂》第二集，1984），秦礼君的“‘の’的语法转换功能——顺及汉语助词‘的’‘之’”（《教学研究》，1985，1期），冯玉明、鲁晓琨的“汉语结构助词‘的’与日语助词‘の’的比较”（《外语论丛》，1986），李明玉的“日语连体格助词「の」和汉语结构助词「的」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1期），范钦评的“略述汉语结构助词‘的’的日语对应形式”（《现代外语》，1992，2期），王萍的“形式名詞「ノ」と「的」字結構の対照”（《日本学研究论丛（第一辑）》，1994，1期），顾顺莲的“汉日定语标志的比较研究”（《汉语学习》，1999，1期）等。
副词
与上述助词情况相仿，汉日副词对比中也有一个突出的课题，就是“も”[4]和“也”的对比，主要论文有姚祖榕的“‘も’和汉语的‘也’‘还’的对应”（《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4期），金荣一的“关于‘も’和汉语的‘也’‘还’的对应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2期），杨重建的“日语助词‘モ’与汉语副词‘也’的对应关系考辨（《福建外语》，1991，3期），蔡淑英的“日语‘も’与汉语‘也’的对比”（《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3期），续三义的“‘也’と‘も’について”（《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5》，1994），余弦的“从句法看汉语‘也’的预设——兼与日语‘も’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1期）、“从句法看汉语‘也’和日语‘も’的预设——兼谈‘也’与‘も’的对译”（《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期）等。
被动
语态（被动、使役、可能，自发）是涉关日语教学的永恒命题，一直以来都有研究。主要有[5]刘颖的“日汉语被动句对比的一点考察”（《日本语教育研究论纂》第二集，1984），韩基国的“日语被动句的探讨及其与汉语的对应”（《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3期），康玉华的“汉日被动句的异同”（《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3期），郑汀的“日中受身文における対照——所有の迷惑受身について”（《日本学论丛1》，1990），张正立的“日汉无生物作主语的被动句”（《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2期），苏琦的“汉语被动句与日语被动句的比较——从中译日的角度看”（《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3》，1991），何午的“再论日语被动表达——兼与中文被动句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1期），林曌的“浅析中日文被动句的差异”（《日语语言文化研究》，2003），李倩的“日语间接被动句与汉语对应句式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增刊），高丽的“再论日汉被动句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2期），王黎今的“日语‘に受身文’和汉语的‘被’字句谓语部分的对比研究”（《外语研究》，2009，3期）、“被动表述主位角色的汉日对比”（《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4期），余弦、关春影的“日语被动句研究——兼与汉语比较”（《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5期）等。
可能
主要有刘和民的“论日语和汉语的可能式”（《外语学报》，1984，3期），张正立的“浅谈日汉语‘可能’的表达方式（《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3期），俞端良的“中文的助动词‘能’与日语中的能动表现之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3期），张威的“日中両語の対照研究における新しい試み——結果可能表現の研究をめぐって”（《汉日语言研究文集3》，2002），吕达姗的“《雪国》中可能态‘可能’义项的汉译及其问题”（《日语研究4》，2006），杨秋芬、高丽然的“浅析现代中日‘可能表现’的异同”（《日本问题研究》，2007，3期）。张威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前述专著即为其博士论文。
使役
主要有鲁宝元的“日汉使役表达的对比及汉语使役句的教学”（《汉日语言研究文集6》，2003）、顾伟的“从翻译的角度分析日汉语的使役表现”（《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2期）、战庆胜的“中国語の‘兼语式’と日本語の使役表現について”（《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日本学框架与国际化视角》，2008，清华大学出版社）等。杨凯荣在日本筑波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前述专著即为其博士论文。
授受
有学者将授受也看作是语态的一种，且日语表达形式多样，比较复杂，所以很早就引起了关注，成果主要有徐昌华的“浅谈日语与汉语中授受动词的对应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2期）、续三义的“「モラウ」の意味と中訳について（一）”（《日本学研究论丛（第二辑）》，1998）、“「モラウ」の意味と中訳について（二）”（《21世纪的日语教育》，1999），杨凯荣的“受益表达的使用条件和领属结构的汉日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5期），李琚宁的“‘可以’与日语授受表达形式”（《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6期）等。
时体
时和体是日语学习的难点之一，也是日本学者研究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个领域，在国内日语界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早期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日语“た”或“ていた”与汉语“了”或“着”进行对比的研究很多，如张纪浔的“助动词‘た’的用法——与汉文相对照”（《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4期），王宏“日语‘た’和汉语‘了’的对应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1期），熊琦的“关于日语的‘タ’与汉语的‘了（le）’的比较研究”（《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2），徐明淮的“汉语的‘了’是日语的‘た’吗？（《现代日语词语特色研究》，2000，海潮出版社），王宏的“日语‘タ’与汉语‘了’的对应关系”（《当代日本语学研究》，2003），杨月枝、秦明吾的“日语助动词‘た’和汉语助词‘了’的对比考察”（《多样化日语教育研究》，2006，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林曌的“‘ていた’及其中文表达方式研究——‘ていた’和‘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2期），林墨的“日语‘ていた’和汉语‘着’的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3期），郑汀、冯素梅的“静态存在句‘V着’语义再考——兼与日语「Vている/Vてある」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2），郑汀的“汉日存在句‘V着’与‘Vてある’再考”（《外语研究》，2011，5期）。还有一类对比研究，就是从范畴的角度着眼，如林璋的“论作为状态完成的结果维持问题——汉日两种语言体的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1期）、贾笑寒的“从日语动词存续体的汉译看现代日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语言文字应用》，2005，1期）。
语气
同时体情况类似，一开始是两种具体形式之间的对比，如王宏的“‘のだ句’与‘是……的’句对应吗？”（《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3期）、“日语‘だ’与汉语‘是’的对应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4期）。但进入90年代，随着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输入，也发生了变化，即从范畴义（功能）的对应角度进行汉日对比的论文显著增加，如曹大峰的“日汉语语气范畴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3期）、翟东娜的“汉日疑问语气的辨别和整理”（《日本学研究》3辑，1993）、舒志田的“日语终助词与汉语语气词在疑问表现中的句法功能”（《日语学习与研究》，1995，4期）。张兴在研究日语语气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汉日对比的论文。主要有“話し手の情報構造から捉えた「だろう」と‘吧’”（《日本语言文化研究8辑》，2008）、“「ではないか」と‘不是……吗’の対照的研究”（《日本学研究》18辑，2008）等。此外，还有王晓华的“「はずだ」と「应该」の対応関係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研究文集》，2009）、张岩红的“語気助詞‘呢’に関する中日対照研究”（《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第1辑，2010）、李琚宁的“‘可以’与日语当否判断语气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3期）、林璋的“汉语‘了’和日语「タ」的情态用法对比”（《外语研究》，2010，4期）。此外，苏德昌的“日语的终助词与汉语的语气词”（《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3期）、“续论日语的终助词与汉语的语气词”（《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4期）也应视为语气研究的成果。王晓华的“汉日情态共现的差异与共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2期）还获得了汉日对比学会优秀论文奖和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论文二等奖。
语序
对于语序问题日语界以前关注不多，但随着语言类型学的导入，其作为研究的重点方向，有了初步成果。早期有何午的“中日文语序对比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4期）。盛文忠有多篇论文，如“言語類型論から見る日中両言語の語順”（《日本语言文化研究》8辑，2008）、“汉日语关系从句与指示词语序的类型学差异”（《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2期）、“汉日语关系从句与形容词定语语序的类型学差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期）等。还有王彩丽的“论汉日英三种语言中多项定语语序的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1期）等。
主语主题
主语有无的问题一直是日本国内国语学界争论的焦点，而汉语界也有意见分歧。两者的对比很早就受到关注。主要有施建军、姚灯镇的“中日两国关于句子‘主题’的争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3期），施建军的“対象格成分の主題化について——中日対照の立場から（《日本语言文化研究》，2002）。2001年施建军出版了其博士论文专著《汉日主题句结构对比研究》。此外，还有盛文忠的“关于汉、日语主语、主题问题的争论及两者的区分”（《日本语言文化论集3》，2002，北京出版社）、詹凌峰的“关于主题和主语的日汉对照”（《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3期）以及樊颖的“中日主題文構文の対照研究——漢文と現代日本語の比較か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0期）等。
数量词
数量词对比也是汉日对比关注的一个焦点，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主要有郑懿德的“汉日名量词琐谈”（《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1期），李进守的“对日中量词/助数词使用能力的调查和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4期），张麟声的“日中両国語の助数詞”（《日语教学研究论文集》，1987），崔崟的“中日两国语言中的量词”（《日语学习与研究》，1989，6期），“中日两语量词用法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1期），徐昌华的“日汉数量结构的异同”（《日语语法研究》，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李庆祥的“日语数字的写法和用法——兼与汉语数字用法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3期），秦礼君的“试析汉日数量词的表达位置”（《外语学刊》，1995，3期），续三义的“汉语和日语的数词——分类与系列”（《汉日语言研究文集3》，2000），董玉婷、刘骉的“日本語助数詞の「本」に対する中国語量詞”（《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1》，2010）等。
引人注目的是，数量词对比研究现已比较深入，如翟东娜的“认知方式与汉日量词对比——由日语形状量词‘本’说起”（《日本语言文化论集3》，2002，北京出版社）、贾黎黎的“否定句和数量词的辖域及其意义要素”（《汉日语言对比研究7》，2006）、雷桂林的“从汉日对比看数量成分的指代功能”（《现代日语语言学前沿》，2010，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
代词
日语代词使用较难，不仅是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等也有很多可比之处。迄今的研究成果围绕汉日代词的意义用法及功能展开，主要有孙群的“日汉语的代词对比与翻译”（《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1期），王宏的“日汉语指示词的对应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5期），李抗美的“关于中日文中第二人称的用法”（《日语学习与研究》，1995，1期），余维的“日汉人称指示的对比分析——对比语用学的尝试”（《修辞学习》，1995，6期），战庆胜的“汉日疑问代词意义之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7，3期），彭广陆的“日汉语疑问代词与疑问句的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1期），王秋华的“汉日指示代词的对比研究”（《汉日语言研究文集5》，2002），侯仁锋的“日汉第二人称的使用异同”（《日本语言文化研究5》，2004），郑玉和的“日语和汉语人称词的使用与主语隐现”（《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2期），方经民的“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指称及其语境制约——兼与日语第三人称代词比较”（《当代语言学》，2004，3期），贾黎黎的“表周边性意义的否定句中的疑问代词用法”（《日语研究3》，2005），李丹蕊的“从‘彼’与指示代词的对应关系解析中日第三人称代词的差异”（《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2期），王亚新的“ソ系指示词的功能与汉译”（《日语研究4》，2006），郑宪信的“日语指示词替代的功能分析——兼与汉语的比较”（《河南大学学报》，2007，4期），石卫东、白晓光的“浅析日汉语自称词的表达类型”（《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8，6期），庞黔林的“汉日指示词照应功能的对比研究——从指示到照应”（《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1期），毕雪飞的“日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特征与文化内涵——兼与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比较”（《语文学刊》，2009，3期），白晓光的“日语「人」和汉语‘人’的自称比较用法”（《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5期），刘骉的“談話における近称‘这’の遠称用法”（《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1》，2010），马燕菁的“汉日语人称代词对比研究——对人称代词受修饰现象的考察”（《现代日语语言学前沿》，2010，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类型学视野下的汉日语人称代词语法特征对比研究”（《语言学研究》，2015）等。马燕菁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出版的著作《汉日语人称代词对比研究》2013年获得了汉日对比专著奖。
形容词
主要有沈宇澄的“关于感情形容词的中日对比”（《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4》，1992），朱鹏霄的“日本語と中国語の情意形容詞に関する一考察——二重主語構文の考察を通して”（《日本语言文化研究8》，2008），杨华的“中日両言語における形容詞の述語用法について”（《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1》，2010），王静的“汉日基本味觉形容词的隐喻现象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1期），陈访泽、谢渊的“中日形容詞移動の意味指向と認知プロセス”（《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3》，2012），谢渊、陈访泽的“汉日形容词定状易位现象的语义特征和意象图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4期）等。
动词
汉日形容词对比研究较少，相反动词的汉日对比成果非常丰富，不论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很深厚的积累。成果有张麟声的“中日動詞の対照研究”（《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1990）、张正立的“‘得’字补语句的汉日表达方式”（《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2期）、陈红的“从汉语的‘动结式结构’看日语的中相动词”（《外语研究》，1993，2期）、修刚的“中日动宾结构的异同”（《外语研究》，1993，3期）、顾盘明的“汉语动补结构与日语的对应关系初探”（《日语学习与研究》，1995，3期）、姚继中的“日汉动宾结构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1996，3期）、彭广陆的“日中両国語における姿勢動詞の比較”（《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2》，2000）、鲁宝元的“中日语处置表达的对比及对学生把字句的教学”（《汉日语言研究文集4》，2001）、田秀芳的“汉日动作结果表达的对比研究”（《汉日语言研究文集5》，2002）、朱巨器的“日汉趋向动词的词义辨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1期）、杨华的“中日形式动词的对比研究——以形式动词的语法意义为中心”（《日语研究2》，2004）、王轶群的“日语和汉语的复合移动动词”（《日语研究4》，2006）、陈小英的“‘飞’与「飛ぶ」语义扩展机制异同的动因分析”（《汉日语言对比研究7》，2006）、杨明的“表致使义的汉语动补结构和日汉复合动词的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6期）、金慧莲的“从认知角度看复合动词「～込む」的句法及语义特点——与汉语趋向动词“～进”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3期）、吴大刚的“动词意义的日汉对比研究——探讨日语教学本土化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1期）、王轶群的“日汉路径移动动词的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3期）、王亚新的“非宾语动词结构在日汉语中的表现”（《日语研究8》，2011）、黄春玉的“构式语法和汉日动词句的他动性”（《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3》，2012）、“汉日动词句他动性的认知比较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5期）、于康的“三价动词‘保留宾语被动句’中的保留宾语的条件——从汉日对比的角度出发”（《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4期）、王轶群的“从有界性看日汉致使移动和致使变化的表达方式”（《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4期）等。
其中，对表示“来去”意的动词对比有多篇论文发表，视角多样，包括了视点、翻译、人称移动，如续三义的“日译汉时的视角和文脉——「行く」「来る」和‘来’‘去’”（《日语研究5》，2007）、彭广陆的“从翻译看「行く/来る」和‘来/去’的差异——以译者观察事物的角度”（《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4期）、张岩红的“移動動詞「クル」と「～来」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汉日理论语言学研究》，2009）、盛文忠的“移动动词‘来/去’和「行く/来る」的汉日对比研究——基于人称移动的考察”（《解放军外国语学学院学报》，2013，1期）等。
句子成分
有何午的“中日文主谓宾句子成分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2期）。此外，宾语对比的论文有秦礼君的“日汉宾语位置的古今比较”（《外语研究》，2003，1期）、吕红波的“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期）和马小兵的“试论日语宾语的表现形式及与汉语的比较”（《日语研究3》，2005）。关于连体修饰（定语从句）的成果，有孙海英的“日汉非限制性动词定语从句对比研究”（《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9，2期）、“论汉日定语从句在场面描写功能上的差异”（《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5期）、余弦的“歧义与省略：汉日定中结构之比较”（《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4期）等。
此外，还有存在句、连词、否定表达等方面的对比，由于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6]。
【语言类型学】
语言类型学虽然兴起较早，但在国内日语界却起步较晚。盛文忠近10年来相继发表了多篇对比论文，主要有“陳述副詞の文中位置について——日中対照を中心に”（『村木新次郎教授還暦記念論集日本語と中国語とその体系と運用』，2007，学苑出版社）、“语言类型学与日汉语对比研究”（《现代日语语言学前沿》，2010，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日语关系从句与形容词定语语序的类型学差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期）、“汉日语关系从句与指示词语序的类型学差异”（《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2期）、“类型学视阈下的汉日语多项形容词定语语序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3期）、“类型学视阈下的汉日语语序对比研究——基于大规模语种库统计的语序和谐性考察”（《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5期）、“汉日语数量名结构语序的类型学考察”（《语言学研究》第十七辑，2015）等。盛还联合《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做了一期语言类型学的专刊。2014年，盛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专著《汉日语语序对比研究——基于语言学类型学的考察》出版。在语言学取得很大发展的今天，语料库和语言类型学是帮助我们克服内省不足的两大有力武器，可谓恰逢其时。
随着语用学、认知语言学、会话分析等的兴起，出现了不少从汉日对比角度研究的佳作。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