跆拳道训练中的“技术”本位错置

（一）技术化训练后运动员的健康危机

现代跆拳道运动员训练中的伤病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而当下技术运用的目的则是实现运动员能量的最大化。技术思维指导下的技术训练将运动员的运动能力结构进行细化与分解，从而实现竞技能力的最大化转化。然而，正是这种单一和最大化的要求在有效地提高了运动员的训练效果的同时却也不断地加大了训练负荷的刺激，这种刺激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人体进行着报复。伤病成了运动员的常见现象，同时运动员也成了一个个不断进行技术试验的对象。朱丽华、刘柏等人通过对国家跆拳道奥运集训运动员进行了运动创伤方面的调查，调查结果令人伤感。一方面是集体和个人的荣誉，另一方面却又是个人的伤痕累累。调查的对象为48名现役运动员，其中伤病43人，伤病率达到了惊人的89.6%，而最为常见的伤病是髌尖损伤、踝关节韧带损伤以及局部骨折损伤等现象。在调查的运动员当中，带伤训练的也占到了相当的比例，为61.5%。出现这种情况与训练的技术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单一的技术结构训练未必就是训练的最佳手段，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二）训练技术化的人文缺失

训练中通过技术的解蔽功能，不断地探寻着人体运动的发展规律，在运动员不断“物化”的过程中将人与世界统一化、标准化。训练中也会运用到各种科技手段并通过特定的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将运动员的训练进行模型化。同时，也运用技术的计算功能将烦琐的训练过程进行整合，人为地将训练管理变成了可定性、定量控制的数学模型，生硬的数字化管理也使得运动员的个人主观能动性被忽视，连带的运动员的个性、气质、意志以及教练员多年的经验、训练艺术、个人魅力都将被隔离在训练系统之外，训练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跆拳道的人文精神在此时都会变作一连串的数字语言。诚然训练中的生物生化以及生物力学可以进行数字化，但训练中的人文与精神却无法进行数字化归训，而后者的变化却往往会引起前者的质变，普里戈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阐述的运动员竞技能力非确定性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因此，我们必须认可训练的人文与自然特性，而在训练过程中运用技术解构训练迷雾的同时也要遵循训练的固有的规律。

训练的技术理性与主题“人”的关系的倒置，必将把运动员推向物化的深渊，技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对主体“人”的现实控制，然而这种技术文明却将人类依附自然界的神秘力量而存在的文化现象付之一炬，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科技的技术仪器，似乎这才是“科学训练”的全部意义。现实背景下，各种科技手段无论是否对运动员造成了伤害，都将会被技术手段所获取的成绩所淹没，如果这一训练理念不得以反思，运动训练所追求的人类文明将走向无意义的危险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