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高校课程、教材及其组织形式
课程、教材是高校内涵建设的核心，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根本，民国时期，为提高教育质量，各时期的政府及高校亦不断进行课程、教材的改革。
1.民国时期高校课程设置的演变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源于清末新政时期，当时学部在规划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同时，亦均规定了各学科的课程体系，且将课程的开课学年、每周教学时数、教学方法等都规定完备，如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将大学分为八科，共46学门（专业），每学门应开课程数等均有规定。也就是说，清末高校课程都是由学部规划颁布实施，学校是没有自主权的。
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根据民初《大学令》《大学规程令》《修正大学令》等章程，当时教育部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农工医7科，每科应开之课程也进行了规划，如哲学学科下属之中国哲学门，应开课程有中国哲学（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公谷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宋理学、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认识论、社会学、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教育学、美术及美术史、生物学、精神病学、人类及人种学、言语学概论等基本课程，但对其开课学期、教学时数不再硬性规定。与此同时，法规还赋予各高校自设部分课程的权利，如规定教授会、大学评议会都对“本校课程设置有审议讨论之权”[6]，于是该时期各大学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自设课程，如鲁迅先生的在国内高校首设“中国小说史”课程、李大钊首开马克思主义课程，都是基于该时期的法律所赋予的教育空间。1922年新学制，有“大学用选科制”的条文，规定课程由各校自定，部定课程的传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24年颁布的《国立大学条例》，再次明确高校课程归各校自行订定，“国立大学各科系及大学院，各设教授会，规划课程及其推进事宜”[7]。高校课程自定，一定意义上说，利于教师专业特长的发挥，也有利于教师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这对当时的学术研究、学科发展不失一种促进，可以说是教学自主权在当时的反映，但课程设置各自为政，没有统一标准，也带来很大问题，那就是各校课程五花八门，甚至于出现，在各大学“任何相同学院或相同系之课程，几无二大学完全一致。完全一致诚然是一种苛求，即求大致相似，亦尤缘木求鱼不可得也”[8]的情形。同时自定课程也给一些学校避重就轻，因人设课提供了空间，导致学校教学内容差异较大，学生的教育程度受到很大影响，进而降低了教育质量，大学程度参差不齐，水平不一，因此到20年代末开始，就有了重新规划高校课程的呼声。
在192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有代表提出“提高大学程度，规定课程、师资及设备标准”[9]的建议。随后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开始重新规范大学课程。1929年公布的《大学规程》，一改课程全由校定的原则，规定要为一年级的学生设置一些基本科目，以及设置大学共同必修科目等。1930年当时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大学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统筹规划高校课程设置，着手大学课程的整理，并于1935年先行制定、颁布了《医学院暂行科目表》。
抗战爆发后，陈立夫上台主持教育部，加快了大学课程改革。1938年2月，当时的教育部制定了大学课程整理改革的原则与要项，确定了课程改革的三原则、九要点，其内容如下：
三原则：①规定统一标准，不许各校自行规定，并决定先从必修科目的规范入手，选修科暂不完全确定；②注重基本训练，分系不得过早。要求对于一般学术的基本训练，必须深厚，以便学生深造。并规定除文理化各科的最基本学科外，国语、外国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亦须列为共同必修科；③注重精要科目，以使青年习得一门之长。[10]
九要点：①全国大学各院系必修及选修课程，一律在部定范围内，参照实际需要斟酌损益；②大学各学院第一学年，注重基本科目，不分学系，第二学年起分系，第三、四学年，按各院系的性质斟酌设置实用科目，以为学生出校就业做准备；③国文、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该两科须在第一学年终了时，举行严格考试，其中国文必须能够阅读古文书籍、写作通顺文章，外国文须能阅读各学院所习学科的外国文参考书才算及格，否则仍须继续学习，直到达到上述标准方可毕业；④大学采用学年制，而各学科学习分量，则以学分计算；⑤各科教学，除由教师上课讲授外，并应同时重视自习讨论、习作等形式。考试范围除教师讲习材料外，亦应包括自习讨论及习作或实验的材料；⑥各科应由教师详细规定自习书目与其他参考资料，并督令学生按时阅读、作札记，以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精神；⑦各科须确实规定学生实验或实习次数，凡习作报告应由教师按期批阅；⑧各学系除规定学生注重平时习作外，并应在高年级课程中，规定重要科目数种，指导学生作学科论文，其题目应由教员指导或核定；⑨学生毕业考试，应包括各院系四年中重要科目，其科目种类，得由学校自行规定，但须有5种以上。[11]
根据上述课改原则与要项，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在征求各校意见的基础上，将大学科目划为各学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各学院分系必修科目和各学院分系选修科目三类，并首先于1938年9月、11月分别制定出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后又陆续颁布了各学院分系必修课。可以说，大学课程的整理，规范了高校课程，结束了五四以后各校设科混乱的局面，为高校教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内容标准，便于学生知识的齐整与学习，总体看来还是利于当时大学整体水平提高的。但同时，如此齐整划一的规划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大学教学自由的原则，不利于创新型知识的产生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课程体系将三民主义、党义等课程列为必修课并将之法制化，以之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控制与教育，受到各高校师生或明或暗的抵制。
2.民国高校教材的编辑
清末新学兴起时，需要大量教科书，当时学部曾设有京师编译局，负责教材的编写，但因新学初现，所需教材甚多，因此又不得不采取变通办法将部分教师的讲义、私家编纂及翻译的国外教材经编译局审查后出版。后来随着各校课程的自定，教科书编辑更加多元化，教材自定，教师自制提纲、自编讲稿，各抒己见，阐述自己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优势。该时期，一些著名学者、专家也确实编写、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教材，如交通大学原校长唐文治的《高等国文讲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等经典教材亦曾风行一时，影响巨大。但从另一方面讲，因教师、学校发展水平不一，从而导致所编教材的质量也差异很大，内容参差不齐。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在统一课程的同时，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也着手规范教科书的编写，先后颁布了《教育部订定暂行教科书审查办法》（1929年1月）、《教育部订定审查教科书共同标准》（1929年1月）等法规，规定教科书必须经教育主管部门审定后方得发行，否则不得采用。同时也开始筹划大学用书的编辑。1939年初，当时教育主管部门设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大学教材各项事宜，编委会采取了公开征稿、特约编著和采选成书等形式，将征集之图书审查、校订后以部定大学用书名义印行。在此过程中，应该说编委会坚持高水准的原则，选取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材，这对当时高校教学水平的提高无疑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3.学年制—学分制—学年学分制的实施
清末民初，我国高校一直都实施学年制，学生在规定年限内修完规定课程方可毕业。此种制度有其优势，如各专业课程都是根据本专业的基本理念及学科知识设置，利于学生本学科基本知识结构的形成，但同时也有弊端，就是授课时间、授课科目等管得太死，限制太严，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教师因材施教，不利于学生天分的发挥。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和郭秉文主持的东南大学，率先开展了改革，实施选科（学分制），其核心思想即是以学分衡量学生所修课程的多少，学生课程可自由选读且不限专业。选课、学分制的实施打破了必须遵循年限的规定，学生修完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并允许选修它系课程。如此使得高校学制更具弹性，也利于学生个性的发挥，正是因为具有这些优势，该制度逐渐在国内高校流行，一些学校为指导学生选课，还专门设置了选课指导员之职，指导学生选课事宜。
选科制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为了早毕业，学生经常选修一些容易得学分的课程，导致知识体系不完备，为解决之，一些学校在学分制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与改革。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河南大学，原则上实施选课学分制，规定学生修满160学分即可毕业，但又改变全部选课的做法，将课程分为共同必修课程、主系必修课程、辅系必修课程、自由选修课程等类型，规定共同必修课程三十三学分、主系必修课程六十学分、辅系必修课程三十学分、自由选修课程三十七学分[12]，这样就避免了学生随便选课。
在各校改革、探索的基础上，1929年颁布的《大学规程》中对原有课程完全自选的规定进行了调整，要求“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课程，得采学分制，但学生每年所修学分须有限制，不得提前毕业”，规定学生“从第二年起应认定某学系为主系，并选定其他学系为辅系”。主系、辅系均需要有必修科目。还规定大一学生设基本科目，党义、国文、军事训练及外国语为共同必修科目[13]。1932年教育部又公布了《学分制划一办法》，规定从当年开始，各高校一律采用学年兼学分制，大学修业年限概为四年（医学除外），在四年期间学生须习满一百三十二学分[14]，由此确立了学年学分制度。学年学分制，理论上兼容学年制与学分制的优势，既保证了学生知识体系的完整又给学生留有自由余地，不失灵活，可以说是该时期我国高校创新之一，该方式直到今天仍在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