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贷金
贷金制，即为无力支付学习费用的学生提供贷款，帮助其渡过难关，日后归还，这也是该时期出现的一种资助形式，可以说是我国高校助学贷款的起源。该种方式最初在个别地方实施，属于地方行为，抗战爆发后发展成为一种国家助学行为，为保障高等教育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1.战前贷金制
战前贷金，主要是由某些学校或地方政府提供。
（1）各省贷金制的实施
地方贷金制，如早在1918年四川省就制定了《四川省籍游学省外专门以上学校学生贷费规则》规定川籍游学省外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费用中断者可以申请借贷，“借与数目由学生自行申请，但国内官费学生每名至多不得过六十五元，自费学生至多不得过一百三十元”[38]，这应该是国内最早实施贷金的地方省份之一。但相对来说，该时期，贷金实施还是比较少见的，其他省份直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才陆续实施。
1935年安徽省陆续颁布了《安徽省专科以上学校清寒学生助学贷金考试简章》《安徽省教育厅修正助学贷款章程》等法规，根据章程，皖省筹集三十万元基金作为贷金，规定在中央大学等五十校就读的皖籍学生确系家境清贫，无力承担求学费用，学业优良者，或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该省贷金考试者可申请此项贷款，每名每年不超过三百六十元，贷金学生于毕业后第一年起偿还贷金，逾期不还者，由保证人偿还。为保证贷金生的学业质量，还规定学生求学期间，平均成绩在76分（理农工医73分）以下者皖省教育厅会提出警告，若平均分在六十分以下或有其他不当行为者停止贷金资格。[39]
在实施贷金过程中一些省份为了吸引本省学生就读本省急需之专业，或根据不同专业的性质，对贷金金额进行了区分，使贷金更有针对性。如根据《国立大学鄂籍学生辅助基金贷金细则》鄂籍在读大学生申请本省贷金金额，依学科专业而定，规定“文法科学生每年一百元，理工医农各科学生每年一百五十元，此项贷金不计利息”[40]。河南省贷金依据专业对贷金申请名额做了限制，规定“理工农医等学院学生占金额百分之六十；文法商教育学院学生占全额百分之四十”[41]。
一些基层地方也有贷金之设置，如1928年江苏南通县教育局决定每年划出经费一千元设立贷金，凡属南通籍，在国立大学就读，成绩优异，家境清寒之学生，均可申请，贷金年息六厘。[42]江苏启东县规定凡启东籍大学生、师范生无力就学者，可申请贷金，大学生每名每年三百六十元，师范生每名每年二百六十元，毕业后三年内偿还清[43]。
（2）学校贷金
一些高校为扶持本校贫寒学生，也陆续设置贷金名额。如东南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就设置了贷金，凡成绩在中等以上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皆可申请，贷金种类分三种：①临时贷金，至多不得超过一学期膳宿费；②长期贷金，大学学生每年五十元为限，高师学生每年二十元为限；③指定贷金，属于私人在东大捐款而设，贷金数目及手续皆照捐款人所订办法办理。申请贷金之学生必须有保证人二人，临时贷金依原约时期归还，长期及指定贷金均于借款人离校服务后第二年开始拨还，可分期还清，也可一次性还清。[44]东北大学1931年成立了助学基金董事会，其负责的事项之一就有学生贷金的审核与发放，按照《东北大学助学基金会办事细则》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贷金分为八种：一种贷金金额每名每学期国币一百元；二种贷金金额每名每学期国币九十元……八种贷金金额每名每学期国币三十元。贷金期限为一年，月息六厘，已付息者得请求再借，但每名学生在校期间至多借四次为限。[45]1936年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鉴于本校学生大都来自农村，生活困难，甚至有因经济拮据而请求休学者，决议在学生所缴保证金中，拨出3000元作为贷费基金，该校大三以上贫寒学生且学行良好，总成绩在75分以上者均可申请，每人每年准予贷费60元，年息三厘，于毕业后两年内偿清。为规范之，学校还专门成立由校长、会计主任、教职员十七人组成的专门贷费委员会负责审查。[46]
2.抗战期间及战后的高校贷金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沦陷区不断扩大，受难学生数量不断增多，为解决这些学生生活问题，缓解经济压力，一些学校继续实施、完善贷金救济制度，如在1937年10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务会议决定在该学期经常费项下节省5000元作为救济学生的贷金，并组成了由朱自清召集，杨武之、施嘉炀、吴俊生、陈序经、陈筼谷、薛德成等为委员的贷金委员会，负责贷金政策的制定及审查、发放。
经过严格审查，12月7日，贷金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贷金学生名单，其中获甲种贷金者30名、乙种90名、丙种138名（后又于27日递补甲种3人、乙种4人、丙种11人）。为维护学校教学秩序，便于学生管理及使学生合理使用贷金起见，委员会还对贷金办法做了补充，规定：“（1）不住学校宿舍之学生不得领取贷金，其空额由候补名单中依次递补；（2）贷金分两次发给：第一次（1937年）12月8日发给一半（8元、10元及12元），第二次（1938年）1月8日发给一半（7元、10元及12元）”[47]。
在1937年底拟定的《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中，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对自1938年1月起所支付西南联合大学经费用途做了划分，其中就有要求该校必须将经费之“两成作学生贷金及教职员救济金”[48]，这也是最早见诸当时中央政府公文中的关于贷金制的规定。
1938年2月5日，当时教育部公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标志着贷金制开始在大后方及沦陷区租借内公立高校全面实施，之后，当时教育部又相继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补充办法》（1938年10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偿还办法》（1940年5月）、《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贷金暂行规则》（1941年7月）等法规，使之进一步充实、完善。可以说，在1943年《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公布前，贷金制是救济战区及非战区贫困学生的主要方式。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继续实施贷金制：
安徽省抗战爆发后，继续实施该项贷金，据统计，在1937—1940年间，安徽省发放贷金具体名额为：1937年贷金人数213人（每人260元）、1938年400人（每人150元）、1939年400人（每人150元）、1940年300人（每人120元）[49]。
湖南省自1939年起，每年设救济贷金2万元，贷金名额200名，其中国立湖南大学及湘雅医学院占60名，省外各校140名，每名每期（每年两期）贷金50元，并规定毕业后三年内偿还。1940年又将名额增为333名，每期贷金60元。1942年起又加增师范生贷金名额80名，其他各科学生320名，贷金金额为师范生50元，其他各科学生100元。[50]
1940年，广东省颁布实施了《补助专科以上学校战区粤籍学生贷金章程》，由省教育厅指发贷金总额3 万元，定每月每名8元。贷金名额分配于国立中山大学100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国立广西大学、省立文理学院、省立勷勤商学院、私立岭南大学、私立广州大学、私立国民大学各50名，其他专科以上学校437名，合计937名。1941年该省将贷金总额增至6万元，每年以16个月计，每名每月贷金10元，贷金名额分配为：国立中山大学 60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国立广西大学、省立文理学院、省立勷勤商学院等校各40名，其他学校120名，合计500名。后因各地生活程度日高，自该年8月起每人每月贷金金额增至16元，贷金名额也重新分配，其中国立中山大学52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国立广西大学等六校各25名。[51]除上述省份外，其他如湖北、江西等省市也纷纷设立或继续实施贷金，救济本省籍之高校学生。
1943年8月，当时教育部公布了《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规定自该年度起，各校新生一律不适用于贷金制而改为公费，公费制度开始形成。1945年，又颁布了《战时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给予公费办法》，对公费制度进行修正并于该年新生中实施，但同时仍规定“原已核给战区生膳食贷金及甲种自费生补助膳食贷金有案者，继续发给，至修业期满或战事结束为止”[52]。贷金制可谓贯抗战之始终，从而成为该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受益覆盖面最广的学生资助形式，为战时高校学生，尤其是战区学生的学业生活提供了保障，使当年大多数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的贫困学生得以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