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文献来源多元，编目、分类合理，提高了图书馆的运行效率
馆藏文献是衡量图书馆发展概况的核心指标。暨南大学图书馆亦是尽力在有限的经费内购买图书、杂志，并多方筹集，扩充馆藏资源，因此该时期该校图书馆馆藏文献总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据统计，1927年，该馆馆藏文献有中文本约15万卷，16000余册，西文书籍8000余册，日文书500余册，计共24500余册[25]；1929年底馆藏文献26224册，其中中文书籍20726册、日文书籍767册、英文书籍4385册、德文33册、法文305册、其他8册[26]。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暨南大学受祸被迫迁离，馆藏文献损失严重，复归后学校尽量增拨专款购书，所藏书籍杂志逐渐增多，到该年底馆藏文献达41978册（中文33809册、外文8169册），以后更是逐年增加，1933年增长为45131册（中文36219册、外文8912册），1934年达48655册（中文38622册、外文10033册），到1936年3月底，又增长为60531册，其中书籍55135册、杂志5396册 [27]。馆藏文献数量的持续增加，也体现了当时学校当局对图书馆内涵建设的重视。
1.图书馆馆藏文献之来源
暨南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的来源，主要可以分购买和捐（互）赠两大类：
（1）购买
购买是暨南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来源的主要途径，学校每年都会拨付专款用于购买文献。关于购买之标准，各时期略有不同，如1927年，选购图书之标准，主要有三：“1.备各系各科所开学程之普通参考；2.分期选购名著；3.注意选择世界新出著作，以与时代接触”[28]。1936年9月，图书馆新定购书标准与原则有六：“1.（为凸显学校办学特色，方便师生研究南洋问题）多购有关华侨及东亚文化书籍；2.多购新近名著；3.多购新近有名杂志；4.多购有名学术团体研究报告及其他专刊；5.多购新近地图，6.快购”[29]。同时，为征询师生对图书购置的意见，图书馆还设置了图书杂志介绍箱，箱内备有介绍书籍单，师生可随时填写，以向图书馆建议所购之图书。
（2）捐（互）赠
接受捐赠或互换图书杂志，也是暨南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的来源之一。该时期一些组织或个人以各种名义向图书馆捐赠，如1928年3月10日，图书馆收到南满株式会社赠来《民国财政史》（上下册）、《满洲农家之生产与消费》1册、《满洲水田》1册、《满蒙优良种苗普及事业计划书案》1册、《南满铁路公司中央实验所业绩大要》1册、《关于混合保管之大豆鉴定》1册、《关于大豆油之实验》1册、《满洲天然盐之研究》1册、《大豆油肥皂业调查》1册、《高粱酒调查书》1册、《济南旧迹志》3册等共14册；个人方面如胡适、马相伯等社会名流都曾向暨大图书馆捐赠图书。著名藏书家刘士木先生先后十余次捐赠所藏图书100多部（册）。获赠后，图书馆均会及时回函对捐赠人表示感谢。同时，图书馆还会定期收到一些捐赠的刊物，如1936年，图书馆收藏的获赠定期刊物就有《浙江财政》《辟生半月刊》《明日之中国》《报人世界》《工读半月刊》《江西助产月报》《道路月刊》《新北辰》《外交部公报》《北洋理工季刊》《自由评论》《江西省政府公报》《国民政府公报》《河北省政府公报》《励志》《湖北省政府公报》《同济旬刊》《福建省政府公报》《广西省政府公报》等数十种。[30]同时，学校还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及社会机构建立互赠杂志的制度，确保了杂志来源的稳定性。
可以说，购买和捐（互）赠是该时期图书馆文献来源的主要形式，持续的购买、获赠确保了图书馆馆藏文献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为图书馆的运行奠定了基本的文献基础。
2.馆藏文献的分类与编目
收藏图书、杂志后，如何让读者更方便、有效地检阅、查找与利用，这也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责，因此馆藏文献的分类、编目工作，也就责无旁贷地成为图书馆的重要任务，为此暨南大学图书馆也是想尽办法，努力做好图书文献的分类、编目工作。
如前所述，暨大图书馆的文献分类、编目工作由编目股负责，具体如下：
（1）图书分类
当时流行于国内的图书分类法有两种：一是中国传统之四部法，另一种是引自西方的杜威十类法。这两种分类均有其弊端，当时国内一些图书馆也尝试二者兼用，但在管理上颇不经济，因此暨南大学图书馆采取的是将中西文文献统一分类的方法，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完善之。按照该种分类，图书馆将各种学科分为九大类，不在九大类的归属为普通类，即共十类，分别是总类（普通类）、哲理科学、教育科学、社会科学、艺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语言、文学 、史地。可以说，此种图书分类，大致上仍是以现代学科体系为基础，但内容上打破了当时存在的中文传统分类法与国外图书分类法的界限，可谓融合中西，且分类清晰，利于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归类与整理，这也是暨大图书馆的有益探索。
（2）图书编目
暨大图书馆的图书编目方法以当时流行于国内的杜定友目录学为根据，兼参考西方Hitchler编目方法融合而成，暨大称之为字典式目录。其优势在于“完全用客观眼光，适合阅者之需求而作”[31]。具体来说就是将图书分为两套目录，一套为著者名目卡，以著者编目，读者检阅图书，只要检索著者姓名即可；一套为类名目卡，以书名编目，读者欲得关于某种类的图书，直接检索相关种类即可。编目卡片的排列，外文书籍以英文字母为序，中文以行数法为原则。字典式目录编目方法，亦是暨南大学图书馆对图书文献编目的一种探索，此种方法的实施，在当时大大提高了图书检阅效率，方便了读者的查阅。
可以说，通过购买、获捐（互赠）等形式，暨南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得以扩充与丰富；图书分类、编目的实施，缩短了图书检阅时间，提高了图书馆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