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校学生组织及其活动的意义
1.丰富了课外活动，促进了高校学习气氛
学生组织及其活动的最大特征在于课余性，其是以保障完成学生的学习任务和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为前提，以有益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有利于学校各项工作的进行为原则的。就其目的来说，在于活跃学习气氛，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学生组织可以根据学校的不同情况，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以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应该说，学生组织及其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极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同时，许多学生团体的活动本身就是课堂学习的延伸，这样也利于良好学习氛围的形成。即便那些并不是以学术、学习为活动目的的学生团体也并没有放弃学习，而是相互督促、相互帮助，再如西南联大群社在搞课外活动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学习制度，上同一课程的同学集拢在一起，规定每人应该看多少书，看完以后负责报告，这样就省去了很多时间，而学到更多东西，功课好的帮助功课坏的。金岳霖先生有一次对其他教授说“这些人平时不上课，考起来总是好的真没有办法”[53]。学生组织及其活动，既为学生课外活动提供了平台，也为其课余学习，提供了保障与氛围。
2.学生组织体系完备，自治性强
从生成与发展方式来看，学生组织具有“自发性”的特征，与学校行政机关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其在本质上并不是由外力强行组成的，而是建立在高校学生共同的爱好、兴趣、志向基础上，自己组织产生、延续的。这就决定了学生组织在运行机制上具有很大的自治性。民国时期，高校学生组织的自治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的自治性，内部体系完备。受学生自治理念的影响，该时期各高校在不违背政策的前提下，非常注重引导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各学生团体有相对完备的运行机制，如在最早引导学生自治的南高师，在陶行知指导下的该校学生自治会，设评议、执行、仲裁三机构，各方各司其职。评议会负责讨论自治会的计划、任务、章程等事项；执行部负责具体学术、文艺、饮食等活动的组织；仲裁负责调解，任务明确[54]。在具体运行中各社团在不违反学校及当局利益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章程、活动内容及计划，自己开展活动，并自己选举社团领导人，确保了组织活动的顺利进行，这无疑也锻炼了学生的自治能力。二是对外的独立性。对外的独立性首先表现在社团标示的独特性上，该时期各学生组织都有类似会章、会徽的标示，以彰显本社团的独特性，如浙大化学工程学会曾专门征集图案设计了极具化学特色与内涵的“六角轮环式样”的会章，还把会章寄送博物馆收藏[55]。对外独立性还表现在为维护本组织或全体同学，抑或公众的合法利益而与危害利益的人或组织斗争。事实上，维护公众利益，也是近代中国学生组织产生、存在的价值体现之一。民国后期，虽然政府对学生组织的对外功能严加限制，如规定学生组织活动不得跨校，但自治性这一传统并未改变，学生身上依然流淌着自治精神的血液，所以他们在平常侧重于内部自治功能的发挥，开展各种活动，在帮助同学解决困难，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同时，还积极维护全体同学的集体利益，甚至为之发动罢课、学潮等活动。如1938年11月19日，东北大学“锋声社”所办的壁报刊载了该校毕业生栾成勋的贪污行为，被其弟栾成贴（三青团分子）撕掉，“锋声社”要求追究，学校则认为双方均有过失，各记过一次，从而引发不满，爆发了学潮。同月22日，以郭秉箴任主席的学生自治会成立后，支持学生正义行动，宣布继续罢课，并发表声讨白世昌（时任东大训导处处长）宣言，学潮最终以校长臧启芳向全校师生道歉，学生自治会胜利告终[56]。同时，随着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该时期学生组织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对社会政治事件的态度及参与上，如1942年，因孔祥熙家人飞机载狗事件而引发的由浙江大学、西南联大学生引导的倒孔运动，掀起了战时学生反贪腐的高潮。解放战争时期，各高校学生组织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开展了一系列的民主活动，成为国统区第二战线的主力，这些无不体现了该时期学生组织的独立性，也正是这些活动锻炼了学生的自治能力，激发了学生参与自我管理的激情。
3.激发了学生的社会责任心
身处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高校学生在学校读书的同时也不忘国家危亡，纷纷通过各种形式践行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神圣使命，亦开始走出书屋，接触社会，通过参加学生团体自发或协作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激发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如前所述，国内高校大规模的学生组织活动，起自五四运动，事实上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高校学生运动本身就是当时大学生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的体现。他们基于民族的危机，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之心，基于对政府的腐败、懦弱的不满，走出校园，向社会发表他们的意见，阐述他们对各种问题的见解，可以说近代各高校的学生运动都是学生社会责任心的体现。也正是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促使他们冒着各种危险，为国呐喊，在他们的努力下迫使当时的执政者不敢做出有违民意之行为。在活动中他们发现社会大众因知识的缺失而带来的遗憾，意识到要救国，必须先救民众之意识，于是他们又基于唤起民众之需要开展各种平教运动，进行各校农村试验。这些无不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的忧思。可以说，该时期不管是爱国民主活动，还是平民教育， 抑或是各种农村试验区的试办，都是高校学生践行救亡的途径。
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地方社会，亦是该时期各高校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表现，如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在短暂的驻留江西泰和期间，坚持服务当地，其中由土木系学生负责测量与设计，与江西水利厅合作修筑的防汛堤坝，被当地人称之为“浙人防泄堤”，解决了赣江几千年来的水患。
在开展各项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高校学生因前所未有地深入基层，了解了民众之疾苦，从而引发了他们对社会的思考。如四川大学学生在1938年暑假服务团的报告中就指出“贫穷是乡村普遍的现象，也是宣传队到处被迎头痛击的事”“与贫穷一样的是随处都是文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a.使耕者有其田；b.订定土地使用权年限”[57]等与共产党政策类似的主张与建议，这些建议也正是他们社会责任心的集中反映。
当然，在整个民国时期，因为各校情况不一，学生思想意识各异，在学生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学校的投机分子借自治之名混入学生团体，曲解学生自治含义，破坏了学生团体的社会形象，使之被误认为是“一群不用功，好捣乱的懒学生出风头的地方”[58]，影响了学生组织的声誉。另外，还有学生对团体参与的积极性的问题，如在大夏大学某年学生会改选时，学校1224名学生中仅有216人参与投票，“此诚吾校史上之一污点也”[59]。但不管怎么说，近代中国高校学生组织，作为学生生活的重要中介，成为当时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1]北京大学学生会章程［J］.北京大学日刊，1919-11-12（1）.
[2]《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 （1896—1949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301-302.
[3]学生团体组织原则［J］.河南教育，1930（15）：82.
[4]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J］.河北省政府公报，1930（597）：19-21.
[5]学生自治会规则［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1编·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48.
[6]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自治会章程［G］//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624-628.
[7]学生自治会规则［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1编·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48.
[8]学生自治会规则［J］.教育通讯，1947（9）：39.
[9]益智社概况［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0（10）：109.
[10]农村社会研究会概况［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0（11）：117.
[11]园艺学会概况［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0（12）：135.
[12]《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195.
[13]王文俊.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465.
[14]王觉源.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M］.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49.
[15]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N］.北京大学日刊，1920-12-6（4）.
[16]党跃武，陈光复.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第4辑）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48.
[17]京剧社旗鼓重振［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104）：962.
[18]北京大学技击会章程［J］.北京大学日刊，1917-12-4（3）.
[19]学生会第四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J］.北京大学日刊，1931-9-22（4）.
[20]吴骁，程斯辉.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314.
[21]王觉源.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M］.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125.
[22]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简章［J］.北京大学日刊，1919-3-27（4）.
[23]姚毅成.本校大夏公社民众学校实习报告［J］.大夏周报，1933（22）：457.
[24]农学院园艺学会举行学术演讲［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0（33、34合）：430.
[25]土木工程学会举行学术演讲［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110）：1074.
[26]土木工程学会举行第二次学术演讲［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112）：1101.
[27]土木工程学会举行第三次学术讲演［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117）：1194.
[28]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130.
[29]土木工程学会近况［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104）：963.
[30]化工学会最近工作之急进［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108）：1045-1046.
[31]土木工程学会近况［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104）：963-964.
[32]文理学院举行同乐会［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0（11）：115.
[33]工院民二三级发起本大学民二三级球类连环赛［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109）：1060-1061.
[34]应无锡民众教育馆之请，大夏摄影学会将往无锡展览［J］.大夏周报，1934（14）：449.
[35]学生自治会议决案之进行概况［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105）：989.
[36]清华现有的学生团体［J］.清华周刊，1934（13-14）：145.
[37]膳食委员会成立［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1（53）：599.
[38]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举行第三次会议［J］.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一卷（17）：10-11.
[39]民众夜校报名踊跃［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3（132）：1399.
[40]民二三级筹办求是暑校［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3（133）：1411.
[41]益智社概况［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0（10）：109.
[42]谢必震.香飘魏歧村：福建协和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73-74.
[43]霍有光，顾利民.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463.
[44]宋如海.抗战中的学生［M］.重庆：正中书局，1942：146-147.
[45]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644-646.
[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2编·政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22.
[47]北平市政府召集本市军警宪机关及各大学当局联席谈话会纪录［N］.北京大学日刊，1931-9-23（4）.
[48]国立浙江大学学生团体组织通则［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104）：957-958.
[49]国立四川大学.国立四川大学一览［M］.成都：国立四川大学，1936：292.
[50]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金陵大学史料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41.
[51]《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2卷）［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682-683.
[52]东北大学史志编研室.东北大学校志（第1卷·下）［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863.
[53]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639.
[54]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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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王文俊.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1919—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432.
[59]李新民.组织学生自治会应有之认识［J］.大夏周报，1935，11（24）：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