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高校体育、军训的意义
1.锻炼了学生身体，传播了体育精神，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体育的作用与价值，自清末民初始就已在教育界得到广泛认可与宣扬，正如南高师首任校长江谦所言“以强健的身躯行教育事业，这就是南高体育教育的宗旨”，“教育事业是精神事业，有赖完全强健之躯干作基础，否则科学程度纵有可观，而羸弱的肢体不是以发展其文明之思想，而于应尽之义务，亦不能收到良好之效果”[41]。同时，该时期很多高校都将体育、军训提高到民族复兴的高度，为达到此种目的，各校实施了各种措施，如规定高中体育课不及格者不得录取；学生入学后还要进行体育检测，成绩太差者取消录取资格，再如很多高校都实施了强迫体育运动，课外活动时间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赶到操场参加各项体育运动。如早期的河南大学就是将体育运动分为球类、田径、团体操、武术四大组，课外活动时强制学生择其一从事锻炼，也正是这种重视，学校的体育才取得了相当成绩，尤其是该校学生足球队称雄全省，驰名华北，多次参加全国性的运动会。北洋大学亦早在1916年就确定了强迫体育运动，规定学生必须根据其体格选择一种以上之体育运动，并由专人定期检查有无进步[42]。体育成绩不好者也会影响升学、毕业，如著名学者吴宓，在清华读书时曾因为体育不达标被推迟半年出国留学。正是因为此种倡导，体育锻炼之风在当时各高校普遍盛行，在交通大学，1936年“各级学生参加比赛者约占75%，连同课外能经常自由参加运动者，总数约在85%以上”[43]，普及体育运动在一些高校得到很好的落实，改变了传统士人的认知，此可谓当时教育观念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体育运动不仅能锻炼体能，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品性，发扬体育精神，实现在体育运动中实践道德教育的目的。基于“德智体”三育合一的精神，该时期各大学在重视体育技能的同时，也着重学生体育道德的培养，如北洋大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有体能技术，还要有“仁侠的精神、君子的态度”，在体育运动及各项竞赛中对“足为一般学生之模范者奖励之，其忽视运动道德及自身之健康者惩罚之”[44]。浙江大学实施体育的三目标中也有“培养侠义、勇敢、团结、合作之精神”[45]的内容，注重身体素质与道德素质培养的合一。在体育成绩的考核上，各校也是能够坚持综合考评，学生要想得到体育类的奖励不仅要求体育成绩好，还要求文化课、道德水平等表现优异，如在金陵大学，规定成绩分数在75分以下者不得代表学校参加任何体育比赛[46]。“德智体”三育合一的精神，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
可以说，该时期强迫体育运动的实施、体育课不及格不得毕业的规定、各项体育运动的开展、体育考核的全面化等都体现了高校对体育的重视，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转变了传统观念，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
2.促进了近代体育事业及体育学科的发展
体育学科，作为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一环在中国形成与奠定，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外交流的结果，这其中高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引进西方体育，维新变法时期即已有人提倡，后来蔡锷、蒋百里等人宣传的军国民教育思潮也是在对国内外深入观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国人对体育、军训，对如何提高国人身体素质的思考。民国成立后，这种体育交流方式更多，邀请国外体育家来华演讲即是其一，如早在1915年冬，北洋大学就曾邀请美国著名体育专家克拉克到校演讲“奥林匹克之历史及东亚奥林匹克之起源及其与世界运动史之位置”，“ 聆之者有如身入图画，亲与其盛，欢声雷动”[47]，促进了高校对体育的认知。该时期很多高校还通过聘请外籍教师担任体育教员，直接引进了西方的现代体育教育理念，如河南大学成立之初，就聘请了德藉教师林德迈和夏特二人担任体育教师。1915年交通大学聘请了美国体育教员莫里逊，莫氏到后对交大的体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大大提升了该校的体育水平。此外一批体育留学生回国任教，也成为现代体育学科在高校发展的主力，如马约翰对清华大学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目共睹。其他如东北大学先后聘请的体育专业留学生有郝更生（留美）、宋君复（留美）、吴蕴瑞（留美）、耿伯威（留日） 等人，加强了中外体育交流，促进了高校现代体育学科的发展。
在高校开设专门课程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点也在该时期高校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如前所述，高校体育课程最早以兵式体操为主，形式单一，要求划一。五四运动以后，新式体育理论逐渐被引入到国内，也最早在高校实施，如受杜威实用主义影响的美国体育界提出“体育即生活”的理念，被一些美国学者及留美学生介绍到国内，逐渐引起了国内高校体育的变革，传统的兵式体操逐渐被抛弃，而代之以田径、球类、健美操等现代体育内容，高校体育课程多元化。1923年高校课程中体操科被体育科代替即是其主要标志，这也标志者现代体育学科的出现。之后，体育课程逐渐更加制度化，如被列为必修课，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再如为照顾各地实际，各校会按照当地的气候、季节分别教学，这些都标志着高校体育学科的逐渐完备，最终基本形成。体育学科的建立，也可以说是该时期我国教育的重要变革之一。
3.军事训练，开高校国防教育之先河
如前所述，该时期军事训练的流行跟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相关。为改造民众体质，加强国家武备力量，才有了“军国民教育”的救国思潮，其提出在当时具有非常的意义与价值。应该说在当时特殊的情境下，学生对军训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每天破晓，操场上就听见‘向左转’‘ 向右转’各种口号。虽朔风凛冽，大部分学生倒也不偷懒”[48]。军训更多将教育与民族危机、民族生存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当时的现实之需，也正是因为如此，对军事训练的呼声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都不曾停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和平主义的氛围中，学校体育教学普遍由原来的兵式体操转变为现代体育课程，但军事教育的思想和理念并未中止，反而更加波澜壮阔，其根本还是民族危机的紧迫，事实也证明，每一次危机事件爆发后，都是高校重视军事训练的时间点。如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后，从政府到高校，都重新思考军事训练，所以才有了军训作为必修课政策的出台，使高校出现军训与体育课程并存的局面。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陷，再次刺激了国人的神经，军事训练再次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当时政府《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训练方案》的颁布，决定分四期在高中以上学校开展军事训练，之后又陆续颁布了《学生训练暂行纲领》《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奖惩规则》《教育部推进国防教育办法大纲》《教育部推进学校军事教育办法大纲》《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管理办法》等法规，加强对学生的军事、国防教育与管理，各校也纷纷成立义勇军组织，组织训练。在实施军事训练，加强学生军事技能的同时，各高校还开设了诸如“日本及东北问题讲座”“救亡教育讲座”“中日关系讲座”“救亡图存系统讲座”“未来大战系统讲座”等特种讲座，培养学生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可以说该时期的军事训练是一种涵盖多方面的国防教育。在本质上讲，军训承袭了近代以来“保国强种”的民族呼声，是当时落后的中华民族自救的一种方式，据统计仅从1929到1945年，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参加军事教育训练者就达136907人[49]。军训，尤其在战争时期，也是高等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最大反映之一。通过军训，增强了学生的军事技能，提升了学生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使之具备了军事人员应备的素质，为其“负担抗御外辱之神圣事业”[50]打下了坚实的体质与学识基础。各高校大多数学生，基于朴素的民族情感，大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应该说，此种“寓将于学”的战略，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军事后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