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育管理体系化、网络化发展

民国高校训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民国初年源自清末管理模式的学监一职与教务有着密切的联系，学监人员有时甚至直接由教务人员兼任。五四之后各高校虽相继成立了训育处之类的专门训育机构，但训育事宜总体上仍被归为教务范畴。抗战时期训导处的设立，使之最终成为高校负责学生管理的专门行政机构，并取得了与教务、总务同等的地位。在训育工作人员方面，由最初教务人员兼职，到设置专职训育员职位但无明确资格标准，再到非经遴选与检定不得担任训育专职人员，使训育人员的任用一步步专业化；训育目标上，亦由最初笼统的道德教育到《训育纲要》的颁布，使高校训育有了更明确的标准；训育实施上，其内容可谓涉及学生在校期间除课堂教学之外的所有事宜，并形成了以训导部门为核心，集思想教育、党团组织、课外活动、生活管理等于一体的训育网络。专门的机构、明确的目标、专业的人员、丰富的管理内容、多样的管理措施，使民国高校训育体系不断完善。

在训育方式上，该时期利用了课内与课外、强制与引导、显性与隐性等各种手段，力图达到预期之效果。学生自入校起即以入学训练开始训育的实施，之后通过专门课程，让学生接受思想道德的教育；在课外，各种团体活动的推行与开展，规范了学生行为习惯。在内容上，该时期的训育也力求全面，构成了从思想到行为再到日常生活的全方位训育网络。如山西大学导师会议曾对导师制实施制定三个原则：“思想上，注意其是否正确，有无其他不良倾向与政治色彩……”；“行为上，注意学生是否恪守校规，有无其他不轨行为，余如态度与礼貌上，亦应特别加以指导”；“生活上，青年血气未定，我们要以正气方法，将其情感生活推向合理途径……在经济生活上，要注意学生经济来源，调查其是否困难，或其困难达到什么程度，调查确实后，学校当可设法解决或呈请阎长官救济”^[42]。而中正大学更是将上述几方面具体细化，在该校制定的《本大学学生操行考查规则》中，将学生考查内容分为“思想”（如纯正、纷杂等）、“品性”（如诚实、公正、欺诈、自私等）、“意志”（如坚定、犹豫等）、“情感”（如消沉与兴奋等）、“仪态”、“言谈”（如文雅、粗野等）、“纪律”“俭约”“负责”“整洁”等十项^[43]，可谓涉及学生的各个方面，引导学生知行合一。

网络化训育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当时政府及高校对学生训育的重视，其专业化、制度化发展，对维护校园秩序，加强学生管理，促进高校良好运行起了很大作用，并对之后海峡两岸高校学生管理均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