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战时特殊就业

抗日战争期间，有大批学生为挽救国家危亡，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而舍弃学业从军杀敌。除上述之译员征调外，该时期学生从军还有两次高潮：一是抗战初期以平津学生为代表的从军热潮；二是1944—1945年间由当时政府号召掀起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等地相继沦陷，当教育界还在为是实施平时教育抑或是战时教育争论的时候，大批学生则以实际行动投入到了抗战杀敌的队伍。如在由平津南迁的过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的原有学生就有近三分之一投笔从戎。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后，三校先后联合设立了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学生从军事宜，并对从军学生学业做出相关照顾，如1937年12月发布的《长沙临时大学关于学生参加国防服务有关事宜的布告》，规定对至国防机关服务的学生，学校为其保留学籍，并可随班考试，其分数作为学期成绩。1938年1月7日，学校在第三十九次会议上决定将前述两委员会合并，成立了由吴有训、黄子坚等九人组成的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并规定“嗣后各学生参加国防服务工作，概须先受该委员会之指导，方得领取学校介绍函件”^[33]。同年春，为响应当时政府发动训练机械化部队的号召，在梅贻琦先生主持下，原清华大学机械系二、三、四年级学生的大多数均参加了交缁学校的军事训练，受训完毕后分赴各地军事机关及前线工作。

当时政府对学生参军一开始并无明文规定，直到1940年3月，随着战事的推进，参战学生不断增加，为规范学生志愿参军起见，才颁布了《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参战奖励办法》，对学生参战工作、参战年龄及手续等各项事宜做了规定，使之进一步规范化，且便于统一管理。但总体看来，该时期由于兵源较为充足，且基于为国储才，保存有生力量等各方面的考虑，除一些特殊专业及特殊需要外，当时政府并不提倡学生参军，学生参战基本属于个人行为，人数亦不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陷入前后夹击的境地，为摆脱困境并保障其在中国的陆路交通运输线，侵华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尤其是在1944年，曾一度占领贵阳的门户独山，直逼重庆，威胁大后方。与此同时，为支持中国战区，同盟国亦开始派出一支部队打算协同中国共同开辟印缅战场，并由英美补充武器。其时，随着沦陷区的扩大，国内兵源亦开始枯竭，补充困难，且同盟国援助的汽车等武器装备及装甲兵、通信兵等现代特殊兵种均需要大批具有一定文化常识的现代兵源才能胜任，因此当时政府不得不改变学生可暂不参军的既定方针，转而号召知识青年参军，由此形成了由东北大学开始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1944年5月，当时教育部颁布了《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志愿从军办法》，规定凡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曾受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青年，只要体格健全，均得自愿报名参军。10月，蒋介石发表了《告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书》，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发动知识青年志愿从军。随后，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负责具体事宜，并制定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对学生从军的宗旨、标准、征集数额、征集方法、组织及地点等各事宜做了规定。据此各学校还纷纷出台了知识青年参军的补充规定，如西南联合大学规定，凡从军学生：①各年级正式生免修24学分；②试读生免入学或转学试验改为正式生，并免修24学分；③借读生免转学试验改为正式生，其在原校所修学分审核承认后，再免修24学分；④先修班学生、专修科学生免试升入大学一年级。^[34]

在各种宣传号召下，大批青年学生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纷纷报名参军。如在原定应征100人的西南联大，学生报名者达318人，除因年龄过小或投考空军及入译训班者外，检查体格合格者246人^[35]。西北大学报名之教职员工56人、学生253人、工警46人，经体检合格者50人，其中文学院7人、理学院17人、法商学院26人^[36]。而在当时规模不大的国立同济大学，学生及教职员报名者多达近700人，创造了各高校记录。为了能够被录取，有近视眼的学生在体检时甚至将视力表上的符号背得烂熟^[37]。一些教会大学学生也不甘示弱，在金陵大学，从军报名者总数为158名，约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七分之一强^[38]。

不可否认，国民党政府有借从军运动之机分化、拉拢青年学生，以压制当时大后方民主运动，缓解政治压力的意图，但客观上讲，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大大缓解了兵源危机问题，提高了军队文化素质，尤其是青年远征军，在与盟军合作中，展示了中国青年学生保家卫国、奋勇杀敌之气概，提高了中国军人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