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留学

留学作为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当时毕业生的出路之一。关于留学教育的研究，学术界已有很多。本处所述留学，仅指学校选派自己毕业生留学。该时期，作为奖励优秀毕业生的方式，选派、资助本校毕业生出国留学，在很多大学都有此类措施。实施比较早的应该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南洋学堂，该校1907年就始有此举。为加强对留学生选派的管理，1908年学校还专门制定有《出洋留学生规条章》，规定该校资助派遣留学生的总额限定为30人，出现缺额时，才能继续派送。据统计该校从1907年到1920年，先后出国留学者多达215人，占这一时期毕业生总数的71.9%^[4]，此比例是相当高的，当然这在整个民国时期的高校中是不多的。其他如东北大学也曾在1929、1930年连续两年资助优秀毕业生留学。1929年7月，学校将各系名列第一的毕业生（除俄文系外）共8名，保送欧美国家留学，其中保送英国的有英文学系的陈克字、法律系的白世昌，保送德国的有数学系的沈启冀，保送美国的有政治学系的应德、物理学系的崔九卿、机械学系的金锡如、土木工程学系的刘树勋、电工学系的王际强等。1930年9月5日，学校第二届毕业生中，有国学系的王德生、土木学系的王文华、采矿学系的赵玉昌等被选送往美国留学。学生留学期间每月津贴50美元（后改为80美元），资助三年为限。可惜的是，此项派遣留学的政策后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中止。应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就业形式，保送毕业生出国留学深造，也是当时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

除上述三种稍正规的就业形式外，该时期大部分高校毕业生，还是通过私人（老师、亲戚、朋友）引荐、介绍或自谋生路的方式获得就业机会。总体看来，自民国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段时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具有如下几个特点：①就业形式多样，但总体无统筹，无规划，处于无序状态。该时期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除一些特殊专业外，政府关注的不多，甚至缺失。除一些优秀学生由学校通过留校、派遣留学外，大多数的毕业生基本都是通过私人渠道获得工作。②毕业生规模总体小，基本不存在失业问题。　因为该时期国内高校规模都不大，学生总体数量较少，国内就业市场可以充分消化、吸收。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以前全国高校每年毕业生都不超过1500人，其中1912年仅49人，1918年800人，最多的一年1916年毕业1470人；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人数有增加的趋势，但不是很大，如1923年超过2000人（2005人）。随着20世纪20年代高校“改大”潮的兴起，毕业生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逐渐增加，1927年增至2714人，1928年3252人，到1929年突破了4000人^[5]，可以说规模小，人数少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高校毕业生的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