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程教学

课程是实施教育的核心，训育及道德教育也不例外，在近代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形成以后各个时期的高校课程体系中都有相关训（德）育课程的设置。清末新政时期，受“中体西用”改革理念的指导，加之中国传统教育中道德培养的优势，该时期各高校在学部规定的“经学大义”“中国文学”等课程中继续保留了《四书》《五经》以及《圣谕广训》《御制训饬士子》等内容作为培养学生道德以达“忠君”“尊孔”之目的。除此之外，还专设“伦理”一科，亦是摘讲宋元明清等朝诸儒学案，其内容亦均大都与道德培养相关。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提出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对清末教育进行了根本改革，其中在课程方面的重要改革之一就是，删掉了经学内容，规定学校不读经。为培养学生道德，该时期各学校开设了“伦理学”“修身”等课程以培养学生民主时代的道德品质。同时，该时期的道德教育还渗透在其他课程里，如在早期的交通大学，老校长唐文治亲自选编了国文教材，可以说是集中国传统道德之精华，但之后随着课程自定，各大学课程混乱，没有统一，导致道德教育课程的开设情况不一，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道德教育课程在很多学校被弱化“学校徒重课本之教授……而国民道德之基础动摇矣”^[23]。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就颁布了《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要求各校开设党义课程。1928年8月颁布的《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中，要求各高校开设“建国方略”“　建国大纲”“　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　本党政纲及主要宣言与议决案”“　五权宪法之原理及其运用”等内容。1929年的《大学规程》中明确规定党义课程为各大学的共同必修课。同年出台的《考查各级学校党义教育成绩办法》亦要求各高校加强对相关课程的考核。1931年9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7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再次指出“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具有实用科学的智能，俾克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同时规定“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24]，并建议将之列为高校课程供学生学习，由此确定了三民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也标志者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训育课程逐渐被意识形态化，高校训育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抗战爆发后，借口特殊时期，国民政府又强化了该类课程的实施。如在1939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上提出的大学课程“整理要项”第一条就规定将党义、军训、体育列为必修课，其中党义课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历届宣言”“唯生论”“民生史观”“国民党史”“抗战建国纲领”“伦理学”等。此外，还规定有一些临时性的政治学习任务，如1943年原国府主席林森逝世后，蒋介石接任，其就职誓词和吴稚晖的贺词就被当作临时教材让学生学习^[25]，此时的训育课程已沦为国民党企图在高校中用三民主义实施专制独裁，压制民主力量的手段。

将“党义”列为必修课程，虽然受到很多大学的反对，但作为政府的强制行为，各校还是照令施行，如一向以自由著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不得不开设党义课程，不过该校在教学内容与方式上做了一些变通，规定党义课采用专题讲座、课外阅读及分组讨论等形式，学期末成绩考核时，亦分这三部分内容，其中考试（包括必读书籍及系统演讲）占50%、读书报告（每学期至少缴不少于5000字的读书报告一份）占30%、讨论（教学委员会制定时间，分批约集学生做小组讨论）占20%。^[26]为此，西南联大还成立了由陈雪屏、周炳琳、姚从吾、贺麟、崔书琴等组成的“党义教学委员会”，但学生并不感兴趣，上课也是应付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