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学生自治，发挥学生积极性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新教育思想的传入，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其自我管理的“学生自治”理念逐渐流行，这种理念在学生管理上的首要反映，就是“监学”“学监”等把学生当作被管理对象的监督性词汇逐渐消失。同时，该时期学生自治的发展还表现在学生组织与团体的活跃上，尤其是1920年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通过了《学生自治纲要》后，学生组织与团体的发展进入高峰期，其权利在一定时期非常大，甚至可以抵制教师，驱赶校长，发起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虽说这些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学生自主意识的增强。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数次以之为借口提出整顿学风，限制学生组织的发展，如1930年1月颁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1944年颁布的《学生自治会规则》都提出对学生自治的范围进行限定，要求学生组织不得干涉校政，但自治的理念在高等教育界已形成共识，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各高校仍然提倡学生自治，以发挥其自主自管能力，例如“学生自办的伙食最能表现学生自治能力”[52]，该时期很多学校的伙食，基本都是由学生自办，学生自组伙食团，自己采购。另外，一些自发性学生团体与组织还经常开展服务同学、丰富课外活动、社会服务等自主活动，无不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锻炼了学生的自管、自治能力。
总之，民国时期，训育标准的制定、学校训育组织机构的成立及完善、训导人员的遴选、训育成绩的考核，使训育制度最终确立并进一步强化。由训导处主持，以课程教学、导师制、情景仪式教育及党团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训导网络亦在该时期形成。应该说，训育制度的形成及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克服了高校“重智育、轻德育”的局面，弥补了大学教育之不足，且对高校学生道德品质、民族精神的培养与凝聚发挥了一定作用。当然该时期的训育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在机构设置上，训育事宜大都由训导处集中，与各院联络不多，各院对训导处的工作往往持观望态度，并对一些侵害学术自由的事情抵触甚至反对，导致无法有效发挥各学院的应有作用；再如各校专门训导人员人数有限，致使许多问题推行不易，尤其是训育管理过程中政治性的渗入，遭到众多高校的抵制而收效甚微，影响了训育积极功能的发挥。
【注释】
[1]陈桂生.中国德育问题［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11.
[2]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60.
[3]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1：24.
[4]教育部公布学校管理规程令［J］.教育杂志，1912（7）：44.
[5]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780.
[6]国立暨南大学.国立暨南大学一览［M］，上海：暨南大学，1930：65
[7]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305.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1）］［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699.
[9]国立广西大学训导会议规则［J］.国立广西大学周刊，1940（6）：16-17.
[10]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1：429.
[11]朱斐.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第2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31-32.
[12]教育部.专科以上学校行政人员手册［M］.重庆：青年书店，1941：5.
[13]东北大学史志编研室.东北大学校志（第1卷·下）［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882.
[14]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18.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 （1）］［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69.
[16]教育部.教育法令汇编（第五辑）［G］.重庆：正中书局，1940：19.
[17]修正专科以上学校训导人员资格审查条例［J］.中央党务公报，1940（5）：328-339.
[18]刘建本，许康.国立商学院院史（1937—1946）［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70.
[19]审查之专科以上学校训导人员资格审查结果［J］.教育部公报，1944，16（5）：63-85.
[20]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98.
[21]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1：63.
[22]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307.
[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1编·教育）［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8.
[24]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J］.教育周刊，1931（94）：17-20.
[25]教育部训令［J］.山西大学校刊，第二卷（2）：1.
[26]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15-116.
[27]朱章宝.本校施行导师制之经过［J］.大夏周报，1929，5（65）：6.
[28]大夏大学导师制条例；导师制实施细则［J］.大夏周报，1934，11（1）：16-17.
[29]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J］.国立广西大学周刊，1940（2）：8-13.
[30]寒假期内本校各导师召集学生谈话［J］.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一卷（12）：17.
[31]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暨南校史（1906—1996）［M］.上海：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81-82.
[32]吴骁，程斯辉.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203.
[33]郑洪年.发刊词［J］，暨南周刊，1927，1（1）：1.
[34]《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2卷（1927—1949）［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86.245.
[35]国立暨南大学训育委员会改组训练处计划书［J］.暨南周刊，1928，3（10）：4-5.
[36]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G］.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429.
[37]学生课外作业待遇规则［J］.大夏周报.1929（66）：17.
[38]学生劳动服务暂行条例［J］.暨南校刊.1936（185）：4.
[39]王文俊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1919—1949）［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69.
[40]张建新，董云川.云大文化史料选编［G］.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190.
[41]训委会续办学生零用代管［J］.暨南校刊.1936（178）：12.
[42]首次导师会议，加强实施个别约谈［J］.国立山西大学校刊，第三卷（3）：8-9.
[43]本大学学生操行考查规则［J］.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一卷（19）：9-14.
[44]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第45辑）：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350.
[45]涂上飙.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90.
[46]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大校史资料（第二辑）［G］.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137.
[47]复旦大学.国立复旦大学：学则、训导规则［M］.上海：复旦大学，1946：1.
[48]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5.
[49]苏希轼.一年来训导概况［J］.大夏周报，1947，24（14）：5.
[50]喻朝碧，曹裕强.永远的大学精神：浙大西迁办学纪实［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87.
[51]谢冰炎.湖南大学校史：公元976—2000［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237.
[52]苏希轼.一年来训导概况［J］.大夏周报，1947，2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