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高校学生膳食管理
“民以食为天”，可以说，膳食管理是高校学生生活管理的基础，也是学生管理实施的基本。近代以来，各高校积极采取各项举措，改善膳食、加强饮食安全管理，努力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基础。
清末新式学堂兴起时，各校对膳食等后勤管理事宜就非常重视。一些学校还成立了专门的杂务处，负责对后勤人员，尤其是负责膳食人员的管理，如北洋大学规定“饭菜不丰沽，应将该厨役分别惩罚，不得瞻拘祖庇”[15]以保障学生饮食。尤其在新式教育初兴之期，为吸引人才，各校也是尽量为学生提供可口的饮食，因此早期高校学生的饮食还是较可观的，如据回忆，京师大学堂学生“早餐是粥和面食。午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16]，待遇还是很不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学生自治理念的兴起，很多高校膳食实施学生自主运行，学校提供食堂空间及一些后勤服务。为维护餐饮秩序，各校还制定了相关规则规范之，此举以北洋工学院为例：
餐膳规则[17]
第一条：本校餐膳完全由学生自行组合掌管，每组设组长一人经理之，但校内因房舍及秩序之关系，得限制组合数目及每组人数。
第二条：关于厨舍及食堂之卫生与清洁等事，校内如认为必要，得使各组长协同办理。
第三条：各组对包厨人或彼此相互间如有不能自行解决之事，得请本校代为处理。
第四条：关于厨舍及食堂之卫生与清洁等事，各组办理如有困难，得请求本校设法。
第五条：各组组合细则自定之。
抗战时期，随着国土沦陷，许多来自战区的高校学生，经济来源断绝，日常饮食均无法正常保障，为解决战时学生膳食，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及各校采取各种措施，努力解决学生饮食，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之需。
自1938年2月公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开始，贷金制就成为战时学生维持学业生活的最基本保障。贷金制施行之初，并未严格规定详细用途，后随着进一步实施，贷金政策逐渐成熟、完善，贷金种类亦开始细化，如在1940年公布的《公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贷金暂行规则》中即将之分为膳食贷金、零用贷金和特别贷金等，其中膳食贷金分半膳、全膳两种，其数额根据各地生活费之高低分别规定（受物价飞涨影响，膳食贷金曾一度改发实物）；零用贷金每名三元，并规定该项贷金名额不得超过战区贷金学生总人数的60%；特别贷金（分服装、书籍两项）每名每学期全额共20元，半额10元，准予每学期申请一次，该项学生贷金名额不得超过贷金总人数的10%。各种贷金的分配原则是“凡战区贫寒学生得由校核给半额或全额膳食贷金，其比较更贫寒者核给零用贷金，其确属最贫寒者得核给全额或半额特别贷金”[18]。
为增加学生营养，各校在遵部规定，成立物价委员会，实施物价调查、米粮购进及学生贷金数额之核对等项工作外，还尽量增加蔬粮，如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农场种有小麦、豌豆等粮食作物以补充学生贷金食粮之不足，同时还有油菜、萝卜菜、寒露菜等多种及白菜、荠菜三千余株，供应本校学生食堂[19]。国立四川大学，为维持学生营养，亦特拨农场四亩，专门种植蔬菜，以增加学生佐食之物。[20]
虽经各方努力，学生的最低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但物资紧缺一直都是困扰战时高校的大问题，学生膳食质量一直不高，很多学校的学生吃的都是掺杂着石子、沙子、谷子等的“八宝饭”，即便如此还经常拖欠。蔬菜方面更是“每天都在白水青菜豆腐，肉已经成为奢侈品”[21]。可以说，学生饮食问题一直都是困扰战时高校的难题。饮食的质量之差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学生的身体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