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多形式的体育活动
如前所述，体育课程成为高校教学内容，是随着新式教育的演进而发展的。如在早期的京师大学堂，即有体操课的开设，共设三年，每学年每星期钟点数分别为3（第一学年）、2（第二学年）、2（第三学年），其主要内容为器具操、兵式操等[7]。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亦规定高等学堂开设三年体育（分兵学和体操两项），第一年，兵学每星期1课时，学习外国军制学；体操每星期3课时，学习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第二学年，兵学每星期1课时，学习战术学大意；体操每星期3课时，学习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第三年，兵学每星期3课时，学习各国战史大要；体操每星期3课时，学习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规范学生上体育课，当时还制定有操场规则，要求学生上课时“一律整齐，不得嬉笑私语，大声咳嗽，蹲坐自由”“ 操场器械各有定所，不得任意移动毁坏”“ 服用物如眼镜、荷包等件，不得带入操场”“ 操场一切均听教习号令，仍随时受监”[8]等。
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现代体育制度逐步形成，并日益正规化，强迫体育运动逐渐成为各高校体育的主流理念，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在一些高校被严格落实。高校体育进入新的阶段。总体来说，该时期高校体育的形式主要有如下三种：
1.早操
早操，是学生体育锻炼的重要形式之一。学生出早操在清末新式学堂中即已有之，如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内，学生“每晨6点兵式体操，一小时操毕 ”[9]。1922年学制实施后，兵式体操被普通体操所替代，但早操的形式在很多高校一直延续，并作为强制性仪式得以加强。为严格早操出席，提高效率，各高校还制定了各种措施，如上海交大制定有早操定位法，在操场上将学生的位置固定，教师不用一一点到，即可了解有哪些人没有到。河南大学规定凡住校学生都须出席早操。早操时间由6时35分起，至6时50分为止。学生早操时一律穿制服，并按要求次位站立，不得扰乱位次，影响他人，早操缺席满3次者，以旷课1次论，旷操3次者，扣除学期总平均分数1分，多者适当增加[10]。作为一种强制性的体育活动，早操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可以培养学生坚韧的毅力，锻炼学生的身体，成为该时期高校清晨的靓丽风景。
2.正课
体育正课，在清末新式教育以降都属于必修课，这也是该时期对体育重视的一种表现。体育课的形式、时间各高校不一，一周1—4学时不等，开课学期，有上四个学期的，有上两或三个学期的，但基本大都是集中在一、二年级，体育课的内容各校也不同。如在抗战爆发前的浙江大学，体育正课定为必修三年，每周两小时，每学期一学分，第三学年不能达到毕业标准者必须续修，第四学年仍不及格者不得毕业；课程内容按季节教授各种球类游戏及田径运动，以学生身体强弱分班教学，以便上课时各得其适当之活动集会而培养学生体育兴趣[11]。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课程开设四年，其中一二年级学生每星期四小时，春秋二季为户外体育，有网球、排球与足球等；冬季是户内体育，有排球、 篮球、柔软体操等数种。三、四年级学生，每周上课两小时，采取选修制，学生于球类、舞蹈、射箭、拳术数种中任选其二。
对学生体育成绩的考核，是检验体育课程质量的主要依据，该时期各高校也制定了体育课程的考核标准，如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交大，其对学生的体能测试标准如下：[12]
男生：
女生：
1948年该校又修订了体育课程测评标准，如在田径测评中，规定男生：跳高， 1公尺20为及格，1公尺65为100分；跳远，3公尺20为及格、6公尺为100分；三级跳， 8公尺20为及格，12公尺50为100分；撑竿跳高，2公尺50 及格，3公尺10为100分；铅球，16磅，5公尺及格、10公尺100分；铁饼 10公尺及格，30公尺为100分。女生：铅球8磅，5公尺及格，8公尺 100分；铁饼12公尺及格，24公尺100分；标枪15公尺及格，30公尺100分；垒球掷远25公尺及格，30公尺100分；跳高 0.80公尺及格，1.25公尺100分；跳远2公尺20 及格、4公尺100分。[13]
体育课程的最终成绩核算，各校也各有规定，如20世纪20年代的东北大学，规定学生体育成绩：出席情况占百分之四十、运动分数占百分之三十、运动精神分数占百分之三十。其中出席分数计算法： 无故缺席者，一次扣出席分数二分；因病请假者，缺席五次扣出席分数一分；因事请假者，缺席二次扣出席分数一分；缺课、旷课，每学期达总课时三分之一者，体育课程不及格。运动项目包括德式柔软体操、田径赛、球类、器械操等，其中德式柔软体操占上课时间三分之一（为必修教科）；田径赛、球类及器械运动占上课时间三分之二（选修一种），计分法按各人之技术优劣而定。运动精神计：规定上课时不守运动规则及教员指导者，酌量扣分；上课时只图出席而不努力运动者，得酌量扣分。[14]南开大学的体育课程分数由五部分组成，共一百分，其中体力测验最高二十分、运动技术标准测验最高二十分、体育常识（学期试验）十五分、体育技能（学期试验）十五分、精神与努力（平日计分）三十分[15]。应该说作为体育教育的主要形式，各校均极为重视，积极开设专门课程，并制定了各自的标准，这些标准既测验了学生的体育技能，又考验了学生的体育精神，培养了学生的体育意识，提高了学生的体育道德。
3.课外体育竞赛活动
光靠上正课，时间有限，不能达成应有的体育目标，于是课外体育活动，就成为当时高校推行体育的重要手段，很多学校甚至施行强迫课外体育运动，课外活动时间教室锁门，将学生赶到操场运动，如早期的河南大学就是课外活动时间要求学生必须离开教室，在球类、田径、团体操及武术等四大项中，选一锻炼。与体育课、早操不同，课外体育活动具有训练、娱乐、竞赛等多重功能，它可以激发学生兴趣，发展学生的个性爱好，弥补正课之不足，进而达到普及体育，提升素质的目的。因此成了当时校园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竞赛是体现学生体育成果的形式，也是促进学生参加体育的一种激励。随着社会对体育认知的加深与规划，该时期校内、校际、地区性、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等各种体育竞赛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这些赛事中，都少不了大学生的身影。参加各种竞赛，也就成为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形式。该时期体育赛事类型主要有如下几种。
（1）校内竞赛
189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举行了我国高校首次校园运动会，拉开了国内校园体育赛事的序幕。“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校内体育竞赛以各种形式逐渐开展，其中既有学校统一组织的校内运动会、各类专项比赛，也有学生自发组织的各类竞赛。可以说竞赛是校园课外体育的一种延展，用竞赛的形式强化、吸引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事实上，此种竞赛也是各校体育主管部门的事务之一，作为程序性工作，各校也有计划地举办一定的体育运动赛事，如 1929—1936年间武汉大学连续组织了七届全校春季运动会。按照浙江大学体育委员会的规划，该校按季节月份开展不同类型的体育竞赛项目，分别是：“九月至十月：网球；十一月至一月：足球、越野赛跑；三月：篮球、竞走；四月：田径赛运动会；五月：排球、垒球；六月：游泳”[16]。各项赛事顺应气候变化且形式多样，颇能吸引学生兴趣。
（2）校际运动竞赛
1904年，由圣约翰书院、南洋公学、东吴学堂、中西书院共同组织的中华大学联合运动会，开国内跨校运动竞赛之端。校际运动赛事，是高校间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交流也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深入开展的，该时期出现的校际运动会如：中国大学联合运动会、华东六大学体育联合会（圣约翰、交通、沪江、东吴、金陵、之江）、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江南大学体育联合会等综合性运动竞赛，曾经都兴盛一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校际间的诸如足球、篮球、排球等单项赛事也经常举行，如1923年由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上海大学和基督教青年会等联合举办的乒乓球联赛，可以说是国内较早的乒乓球赛事。校际运动竞赛，加强了各校的联系，互通有无，在竞赛中，各校相互学习、交流，刺激、鼓励了高校体育事业的发展。
（3）区域运动竞赛
区域运动会，由各区域召开，参与者不局限于高校，但高校学生以其特殊的年龄、精力与体力，当仁不让地成为各区域运动会中的主要参与者。1913年第一届华北运动会在北京召开，这应该是国内最早的区域运动盛会，之后华中、华东、东北四省、川北联合，及一些省级运动会等区域性运动竞赛不断持续举办，各高校学生队员可以说是此中主力，如在1929年举办的天津一万米越野赛中，南开大学就有学生十人参加，其中“杨镜寰获个人第一”[17]。
（4）全国运动竞赛
全国运动会，可以说是区域运动赛事的扩大版，其参与范围、竞赛项目更广，也是一个国家对体育重视的表现，在此等运动赛事上，高校学生也大放异彩。如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性运动会上，圣约翰大学学生力压群雄，获得学校组冠军。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上，由东北大学学生为主力的辽宁省队力压其他省市，获得全运会田径赛优胜锦标，尤其是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获得田径等多项第一名，扬名全国，杭州市甚至以其名命名了一条道路。
（5）国际运动竞赛
国际运动赛事，是展现一个国家体育水平的重要活动，也是近代以来国际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之一。民国时期，国际体育赛事不断，高校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提升了国人在国际体育界的影响，打破了国际上对中国人的思维定势。远东运动会是今天亚运会的前身，1913—1934年先后举办十届，作为发起国之一，中国代表队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而其中高校学生更是展现了独特的优势。1913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是中国首次参加的规模较大的国际性赛事。此次运动会，圣约翰大学学生韦焕章获110米跨栏和跳高冠军，成绩分别为18秒和5英尺5又8分之3英寸；陈彦获跳远冠军，成绩是19英尺11又8分之5英寸；潘文炳获10项运动冠军，成绩是771分。[18]之后的历次远东运动会都有中国大学生的身影，如交通大学学生参加第二次远东运动会的有李大星、张孝安、梁振民，参加第三次远东运动会的有张信孚，参加第四次远东运动会的有张纶、李大垦、李庭三、俞梅圣、赵耀及陈文瑷等。[19]1932年，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等还曾参加了第十届国际奥运会。高校学生参加此等国际赛事，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体育水平，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高校体育事业的发展。
为鼓励学生参加各项体育赛事，各校还制定出奖励措施，如根据《国立北洋工学院体育奖惩规则》，北洋工学院学生出席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或世界各大运动会者，给予褒奖奖状一张；在远东或世界运动会得分者，“本院放大相片一张，悬挂于本院体育馆”，学生成绩在正式运动会打破华北纪录者“酌购奖品奖励之”[20]。同时，为规范学生参加活动，学校还制定了《国立北洋工学院管理参加院外体育比赛学生规则》，对学生参加校外体育赛事，尤其是体育精神、体育道德等做出了规定，引导学生在体育比赛中发挥真实体育水平、养成良好体育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