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及其原因

进入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战争、灾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逐渐显现，并逐年严重，正如时人所言：“大学毕业即失业，已成普遍之口号，人至失业，生活艰难，兼或堕落邪辟，有为人情之不容为者，于是奋激刻薄之士更谓大学多一毕业青年，即社会少一优秀分子”^[6]。高校学生被失业恐慌所笼罩，大学生的出路，成为当时大学教育中一个最严重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据上海职业指导所统计，该所1927—1934年间接待求职者共19260人，其中大学毕业生3796人，专门学校毕业生2660人，但介绍成功者仅为2398人^[7]。南京某公司招聘一名职员，前去应聘者竟有三四百人，且“非为大学毕业生即为国外留学生”^[8]，甚至还发生过国立大学毕业生因失业自杀的极端恶性事件。

就业难的问题在1934年达到顶峰，并引起朝野大讨论。该年6月，“鉴于历年大学毕业后，社会既无容纳，政府又不加安插，任其失业，各人自谋出路，有不惜钻营竞逐或铤而走险者，因而影响社会国家之安定”^[9]，北平各大学该年毕业生组织发起了“北平职业运动大同盟”运动，以图唤起社会人士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注并请求当时政府当局的救济。7月16日该组织代表谭庶潜、杨道耕、崔蔚云、齐聊科、胡松叔等五人到达南京向当时政府当局请愿。抵达南京后，五人先后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考试院及教部请愿，要求救济失业大学生，受到王世杰（教育部部长）、褚民谊等人接见。此次请愿，将原本紧张的就业问题最终由教育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国民党高层不得不出面回应。7月25日当时政府决定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从事办理登记、调查、介绍等项工作，并会同考试院商议进行普通考试，尽量录取毕业生，不久请愿团北上返平。此次请愿，在当时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也开始思考、探索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之路。

大学生失业潮的原因，大环境说，是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1929年由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逐渐蔓延世界，成为20世纪的经济灾难之一，甚至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次经济危机对当时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当时国内形势亦是内忧外患：中原大战、蒋桂大战等内战不息，政局混乱；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一步步蚕食我国国土，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在经济上，国内农业、工业等几于停止，百业萧条，各种生产事业不发达，社会经济能力衰弱，导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足，学生无适当就业机会。

从教育角度讲，20世纪30年代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主要还跟该时期高校发展有关。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对高校的设置条件放宽，如规定单科即可升格为大学，导致当时改大风潮兴起，高校数量与求学人数激增，以毕业生数为例，1921年全国共毕业学生1428人，到1931年即增至7034人，1936年为9154人^[10]，增速之快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政府在刺激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却又忽视了对其进行统筹规划，“政府及社会人士但知广设学校，造就人才，而如何案查统计，则无人过问，甚至有以教育为营业，视学生为商品，粗制滥造不计销路，其结果大学教育之畸形发展，毕业的学生，不合社会上的需要，供过于求，人浮于事，学失所用，而用非所学”^[11]。缺乏统筹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该时大学专业设置的畸形。受社会环境及教育成本等因素的影响，该时期高校专业设置极不均衡，文法类学生过多。如据统计，1930年，全国大学文法科学生约有17000人，而农、工、医、理诸科学生合并计算，仅8000人左右，不及文法科学生二分之一。1931年全国高校学生总数为44167人，其中文科类专业32940人，占总数的74.6%（文科中，法政科16487人，占总数的37.3%；文哲科10066人，占22.8%；教育科4231，占9.6%；商业科2156人，占4.9%），实科类专业11227人，仅占学生总数的25.4%（其中工程科学生4084人，占学生总数的9.2%；理科3930人，占总数的8.9%；医药1800人，占4.1%；农林类1413人，占3.2%）^[12]。可以看出文科类专业尤其是文法科学生过多，而当时失业严重者正是以文法科学生为主，理工科学生失业者很少。如在以理工医科为主的同济大学，毕业生“均已分别介绍各有关相当职务，无一失业者”。协和医学院“自开办至今毕业生达十一届尚无一人失业者”。清华大学“以系科论，习工程之学生近来尚感供不应求，无赋闲者，理科者失业亦少，而文法学院毕业生失业较多”。^[13]因专业失衡而引发的结构性失业，是该时期大学毕业生失业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