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导师制
导师制，最早实施于德国，后流行于欧美。近代以来，国内各界亦有对之进行开展的谈论、试行，其在国内高校的最早实施应该是大夏大学。1929年4月该校率先在高年级中试行导师制，聘定欧元怀、邵家麟、朱章宝等21人为导师，初次参与学生共277人，每名导师指导学生之数，以十人为限[27]，以强调教师在培养学生道德方面的作用。为使之制度化，学校还先后制定有《大夏大学导师制条例》《导师制施行细则》等规章。
大夏大学导师制条例
（第160次校务会议通过）
第一条：本校为增进教育效能，并使学生于功课之外，得到学问上及生活上之指导起见，对于大学各学院及师专科全体学生施行导师制。
第二条：导师由校长于本校教员中聘请之。
第三条：全体学生依其所习之主系及附系学程，分为若干组，由导师分别指导之。
第四条：指导要点为学术讨论、专题研究、职业指导及个人困难问题咨询等项。
第五条：指导期间，自学生入校起至毕业止。
第六条：学生经分组后，除转院转系或其他特别情形，经群育部许可外，不得转入他组。
第七条：学生毕业或休学离校时所缺之额数，以相当分系之学生充补之。
第八条：导师制一切施行手续，由群育部商承校长负责办理。
第九条：导师制施行细则另订之。
导师制施行细则
（第161次校务会议通过）
第一条：本细则根据导师制条例第九条订之。
第二条：群育部于每学期开学两星期后，将各组导师及学生姓名公布之。
第三条：各组导师及学生姓名公布后，由群育部函知各导师，请其即行开始指导。
第四条：学生有转院转系者，须持证向群育部登记，以便改入他组。
第五条：导师离校时由群育部商请校长聘请其他教员接洽。
第六条：每学期新生入学后，群育部得按其所属院科及正副学系，分别添入各组。
第七条：导师对于指导方面发生困难时，得商同群育部确定之。
第八条：每学期始末，开全体导师会议一次，报告指导方针及其经过情形，并提出应行讨论之问题，其会议时期及地点，由群育部决定通告之，必要时得开全体导师会议。
第九条：导师会议开会时以校长为当然主席。
第十条：导师指导学生之时间地点，由导师自定之。于必要时得由群育部分配之。
第十一条：各组导师为增进指导效能起见，得两组学生合并或交换指导，并通知群育部。[28]
关于师生交流的方式，学校分全体集会与个人谈话两种，其中集会又有茶话会、聚餐会、园游会、郊游会等；谈话内容，涉及身心修养、家庭、婚姻、时事、毕业后选择职业问题及为人处世等等，导师可以在如此集会或谈话中言传身教，对学生的道德培养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导师制加强了师生交流，增进了师生关系，有利于教学与道德培养的合一。其他各校，如浙江大学，也在1936年实施导师制。总体看，抗战爆发前，导师制已在部分高校开始实施，其内容尤以德育为主。
1938年2月，当时教育主管部门为矫正学校“偏于知识传授而忽于德育指导，密切师生关系”[29]起见，颁布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饬令各校推行导师制。之后又先后制定、修改颁发了《教育部关于各校实施导师制应注意各点令》（1938年3月）、《切实推进导师制办法》（1939年7月）、《专科以上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1944年8月）使之进一步完善，最终确立了导师制制度，在国统区高校实施，成为该时期实施训育的主要举措之一。
根据上述规定，各大学纷纷结合本校实情陆续出台具体实施办法，推行导师制。如，国立中正大学校委会专门制订了《本大学导师制实施简则》，并据此将全校学生分成37组，由各导师分别实施指导。如1941年，各组导师利用寒假假期短，学生大部留校的机会“分别召集所导各生谈话，对于一学期之读书心得及在校之生活状况，拷问甚详，对于假期内进修方法亦多所指示”[30]。应该说，导师制的实施，确实改变了以前“师生视如路人，学校等于传舍”的师生关系，“导师关心学生的生活、学习；学生亦常常访问，求教于导师，师生感情融洽”[31]，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学与德育的合一。但同时，不可否认，作为训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战时导师制也是当时教育当局严密监视学生思想、行为的举措之一。可以说，国民政府推行之导师制，跟战前高校自发设置之导师制度的出发点与目的是不同的，高校从培养学生出发，为了学生发展，而国民政府的出发点是为了控制学生，压制学生思想，这是有违当时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的，所以遭到了各高校不同程度的反对，很多高校不愿与国民党政府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即使按照规程实施了导师制，也只是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指导，不会过多控制学生，因而导师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性作用，密切了师生联系，促进了学生道德发展，这也反映出当时高校师生的正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