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

政府与国防、安全、外交一同担当经济调控者的角色，然而新冠疫情使大众消费、企业投资和贸易活动大幅萎缩，政府不得不对经济活动主体的生存负责。美国政府为居民发放救济金，韩国也向国民发放紧急灾难支援金等，还未熄灭的增长引擎只剩下了政府。在下一个新常态时代，全球经济可以依靠由全球央行和政府拉动增长的模式。

这意味着财政支出扩大及政府负债增加。美国政府负债占GDP的72.9%，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今后负债规模将进一步增加。不仅是家庭、企业，甚至政府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这将对今后的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较高的政府负债水平会制约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低利率环境长期化，高负债和低增长局面仍会持续。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和巨额负债的压力中，陷入长期萧条状态，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全球经济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需求崩溃，经历了漫长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消费者和企业预期今后价格下降而延迟消费，进而陷入需求萎缩和价格下降的恶性循环。日本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来试图摆脱通货紧缩，但均以失败告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七个主要国家中消费者物价增速最低。日本的这种可能性在发达国家随处可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为刺激经济而纷纷实行低利率政策，但物价增速却远远低于目标值。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全球需求急剧收缩，再加上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导致物价进一步下跌，美国、欧洲、日本等各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都出现了负增长。如果通货紧缩长期持续下去，对于未来物价下降的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即使像日本一样实行数十年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政策，也很难摆脱通货紧缩，进而可能陷入经济衰退。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采取经济刺激扶持政策，财政赤字迅速增加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税收萎缩，国家财政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债发行，导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67%上升到2019年的235%。

各国为刺激经济而制定的政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扶持政策主要是应对失业和企业破产危机的“生计型”政策，没有把重点放在扩大消费和投资上。另外，美国为了维持技术霸权地位，正在进一步加强关税政策。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时，政府通常会施加贸易压力，典型的案例包括停止兑换美元、美日贸易矛盾及地缘政治危机（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而此次的核心在于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可能性。(https://www.daowen.com)

相反，韩国和中国则倾向于加强用于应对新的经济生态系统变化的经济刺激政策。韩国计划推进以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心的韩国版“新政”。中国在实施部分消费刺激政策的同时，还在加大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政府采取了丰富的政策和措施来降低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例如发放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以便使更多的企业获得资金支持，针对中小微企业实施下调增值税税率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地方政府为刺激消费而发放消费券等。

如果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的核心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那么此次则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中国政府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已经开始，为构建5G及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中长期投资规模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