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半导体产业
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通信手段以革命性的速度得到了发展。同时，随着企业向外扩张，全球供应链进程也开始萌芽。所谓供应链，是通过信息、传统物流和技术性现金流，将产品及服务从原材料形态传达到终端客户的全球网络。《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将这种全球现象形容为“平的世界”。在全球化时代，供应链不断地发展和进化，议价能力正在从传统制造业向流通或消费者转移。对于这种企业环境的变化，苹果、沃尔玛、丰田、三星、Zara等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占据优势并且灵活地进行应对，这些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效率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下一个新常态时代到来以前，我们曾生活在一个全球紧密相连的时代，原料供应、成品制造、产品向全世界消费者流通的整条供应链像一个没有国境的国家或地区一样运转。许多跨国企业在不断追求成本竞争力和效率的过程中，在生产成本低廉的地方建立了生产基地，而且不允许储备多余的库存。
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经历了供应链大混乱。在新冠疫情不断扩散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于2020年4月3日“偷走”了运往德国和法国的3M口罩，因而被谴责为“海盗行径”。3M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口罩制造企业，这是一家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公司，第二位是美国公司霍尼韦尔，第三位是日本兴和。以2017年为准，美国企业占据世界口罩市场的29%，但问题在于即使贴着霍尼韦尔的商标，口罩产品大部分都在中国等美国以外的国家生产。以“资金不足”为由，大部分美国企业将口罩等医疗消耗品工厂转移到海外，为节省费用而进行的“生产外包化”使美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因此，新冠疫情不仅大幅削弱了需求和供给，还扰乱了维持需求和供给持续均衡的仓储物流系统功能。运输功能是通过从生产地向消费地的空间移动，仓储可以弥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时间差，进而创造价值。而美国经济的这种平衡机制被新冠疫情摧毁了。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由于短期内失业人数激增，为了寻找食物、为了得到食品银行发放的食物而排队的车辆长达几英里；另一方面，乳制品企业却把无法及时处理的原奶丢弃，需要收割的农作物被推倒，畜禽养殖户把健康的牛、猪进行屠宰处理。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全球化倒退现象。
“新冠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在这个繁荣取决于贸易和人口流动的时代，这场疫情引发了一场时代错误，让这座城市重生。”
正如基辛格所说，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各国关闭边境，限制市民外出活动，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增强。全球供应链很可能发生重组，不同于以往的新经济秩序可能会出现。
在下一个新常态时代，全球供应链正常化的可能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起点，全球贸易已经比从前有所收缩，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全球贸易进一步萎缩。新冠疫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进一步压缩全球贸易周期水平的压力而存在。
全球贸易规模的萎缩和日益加强的本国优先主义倾向，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美国可以感受到本国优先主义的氛围。实际上，以现在的美国经济来看，难以在全球供应链中实现去中国化，但这加强了美国国内欲减少对中国依赖程度的行动。继回岸（Reshoring）后，又出现了近岸外包（Near-shoring）等词，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美国企业对以越南等低人力成本亚洲国家或地理位置较近的墨西哥为中心的近岸外包政策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在各个国家追求本国优先政策时，只有具备不受其影响的竞争力和市场支配能力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全球供应链重组过程也只会给某些特定的国家带来利益。这对拥有多家跨国企业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相对有利，而对欧洲国家则相对不利。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欧洲的《申根协定》（根据该条约，加入该条约的欧洲国家间人员和物资可以自由流动，并相互协助调查犯罪行为，自1995年以来共有26个国家加入）的约束力下降，欧洲内的凝聚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意大利、西班牙等经历经济危机的南欧国家因新冠疫情受到更大的打击，欧盟内部不均衡现象加剧，国家债务规模庞大，南欧国家实体经济已经陷入瘫痪。经济危机必然会引发政治紧张，欧洲目前正是这种状况。此外，对新兴国家来说，疫情同样是一种威胁。新兴国家对原材料的出口依赖度仍然很高，如果原材料价格下跌，可能会引发债务危机。
就像资金集中被投入到能在下一个新常态时代生存的企业一样，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过程中，研究设施、生产设备和投资资金可能会向最适合下一个新常态时代的几个国家集中。“分散”的时代已经过去，“集中”的时代已经到来。
非接触经济相关产业等新兴产业的成长也加快了不同于从前的全球供应链重组。非接触产业的核心是技术和内容，企业竞争力取决于技术和内容的垄断属性。与“重、厚、长、大”的设备行业不同，在非接触经济产业链中，原材料、中间材料、最终成品的概念并不明确。相反，传统化工行业是需要大规模设备投入的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了应对全球及各地区的需求，需要持续对全球及各地区的供应网进行管理，低廉的原料运输成本非常重要。从机械设备行业产业的特点来看，石油化工行业通过较少的人力控制系统操作来创造高附加值，但精细化工、橡胶和塑料行业需要大量手工作业，因此需要很多人力。(https://www.daowen.com)
在新冠疫情以后的下一个新常态时代，以本国为中心的全球技术霸权竞争日趋激烈。技术争霸最激烈的战场是半导体。如果说过去钢铁是“烟囱工业的粮食”，那么半导体就是现在“尖端技术产业的粮食”。美国想要维持技术霸权，关键在于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驾驶、物联网等领域供应稳定高性能半导体。一方面，新冠疫情使美国政府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担忧日益加剧，所以开始在本国建设半导体生产设施。另一方面，通过施加压力来阻挠世界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和中国代表信息技术企业华为之间的合作关系。华为子公司海思半导体在用于智能手机的AP（应用处理器）芯片领域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五大企业。华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方面，尤其是在与未来军事和安全息息相关的5G技术方面遥遥领先。现在美国不得不警惕华为所代表的中国信息技术令人惶恐的发展。
随着美国企业回岸政策的推进，半导体制造企业台积电正式发布了在亚利桑那州建设新工厂的决定，计划建设最新的5纳米工艺晶圆代工厂，投资金额达120亿美元，2021年开工，2024年投产。台积电在美国建设工厂可以看作是美国为了减少对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亚洲地区半导体依赖程度的策略的一部分。
日本也在促进加强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日本《经济周刊》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正在与英特尔、台积电等知名半导体企业共同进行有关在日本建立生产开发基地的项目。中国也不例外，芯片产业开始崛起，在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同时，扩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晶圆代工行业黑马：中芯国际
以5G、物联网、高性能计算需求为基础，委托生产半导体的全球晶圆代工企业的股价在2020年第二季度呈现上升趋势，而在这些企业中，中芯国际的股价上涨势头尤为突出。
美国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制裁仍在继续。起初仅限于美国企业与华为的直接交易，但后来逐渐通过第三国企业全面和间接地提高制裁力度。美国商务部规定，跨国半导体制造商为向华为供应半导体产品，如果使用美国的制造设备，就必须得到美国当局的许可。
随着美国持续施加压力，晶圆代工企业中排名第五的中芯国际从中受益。2020年1月，中芯国际取代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成为华为子公司海思半导体14纳米工艺产品的委托制造商。对台积电依赖程度较高的华为计划逐渐增加中芯国际的订单，这一点给我们很多启示。
晶圆代工厂以芯片设计企业的设计图为基础，为其委托制造半导体。从这一点来看，确保作为客户公司的芯片设计企业也非常重要。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芯片设计企业增加了两倍以上，这些企业今后很有可能成为中芯国际的成长动力。在中芯国际各地区的营业收入中，国内占比达到65%（以2019年第四季度为基准），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出中芯国际的主要客户是国内的芯片设计企业。
国内半导体需求日益增加，但半导体自主化程度仅为15%（以2018年为基准）。因此，政府将继续为国内半导体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研发及设施扩充等扶持政策。在此过程中，中芯国际和芯片设计企业将随之成长起来。
中芯国际若要追赶晶圆代工龙头企业台积电和三星电子，必须具备EUV（极紫外线）光刻机的光刻制程。制造高性能的人工智能芯片、AP芯片和服务器芯片等产品需要3纳米和5纳米工艺，为了开发更先进的工艺，必须配备荷兰半导体装备制造商阿斯麦生产的EUV光刻机。但由于美国加大了制裁力度，中芯国际难以引进EUV设备。2019年11月，阿斯麦无法按照原计划于年末向中芯国际交付EUV设备，在此过程中，特朗普曾从政府层面对阿斯麦施压。
晶圆代工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三和第四位的格罗方德半导体和联华电子都以营利性为由放弃了对7纳米工艺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芯国际能够实现7纳米以下工艺，就有可能跃居行业第三位。2019年，中芯国际的营业利润率也只有2%，今后很可能会像格罗方德半导体和联华电子一样，选择集中进行后段制程。但是考虑到政府的半导体扶持政策，中芯国际不会满足于停留在后来居上的位置。在进入超细微工艺的过程中，美国的牵制将会持续下去，中芯国际的成长之路必然会伴随着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