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使用影音媒介对人的行为、物的状态、事件的进展、活动的过程进行记录，是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调查者使用笔和纸作为记录的工具。在影视人类学的影音实践中，记录者把影音记录设备作为研究的工具。电影摄影机、录像机、摄像机、录音机、录音笔，乃至如今的智能手机，都属于这里所说的记录工具。在田野中，人类学者利用纸和笔，把自己耳闻的谈话转述成文字，把自己目见的活动或场景描述下来。但是，影音记录者则使用影音记录设备记录下生活现实中一个又一个的片段，在这些片段中，人物的说话声、人物的行为动作等，都是连续的，不曾被切断的。所以，我把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所做的工作称之为转述或描述，把影音记录者在实地影音记录过程中所做的工作称之为引用。
使用影音媒介对人的行为、物的状态、事件的进展、活动的过程进行阐释，并揭示出支持人的行为的观念，藏在物的状态背后的文化，推动事件与活动进展的动力，是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之二。这一研究方法，承担着文化解释的任务。人类学者通过民族志的撰写，对自己研究的群体的文化进行解释。影视人类学者借助由影音组成的载体，向观者解释自己研究的群体的文化。如果仅仅把民族志看作文化解释的文本，则忽略了民族志作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研究群体的影响。如果仅仅把影音载体作为文化解释的媒介，则忽略了影音记录者和记录设备对记录现场造成的影响。所以，借助民族志和影音载体进行文化解释的时候，需要考虑民族志和影音载体中的文化，与人类学调查者和影音记录者不在场时的文化之间的差别。
以文字媒介对影视人类学影音实践中遭遇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是影视人类学的第三种研究方法。讨论的内容，也即上述的理论思辨的内容。
以影音作为媒介，对影音实践中遭遇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是影视人类学研究的第四种方法。比如，在阐释模式的民族志电影中，不得不依赖画外音，不得不依赖对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导演和摆拍。在纯观察模式的民族志电影中，影音记录者放弃对设备跟前的人进行导演和摆拍，坚持长期跟踪记录的方式，并拒绝使用访谈拍摄的方法，标榜自己对现场没有任何影响。观察模式的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用生产电影的方式，对阐释模式的民族志电影的操作方式进行反思。由于观察模式的民族志电影生产者可以强调自己对影音记录现场不造成任何影响，一些人开创了参与模式的民族志电影，来强调影音记录者的在场，以及影音记录者和设备对记录现场造成的影响。影视人类学的这一研究方法，也就是以影音媒介的形式对影音生产方式进行直接的反思，而不是依赖于文字媒介来完成反思。
从操作实践的角度看，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和影音记录者的实地影音记录，其相同点和不同点分别是什么？
影音记录设备的普及，将对影视人类学的未来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文字表述和影音表述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分别是什么？
［荷］梅婕·帕斯特玛，张静红译：《影视人类学的趋向：政治、美学和认识论》，《电影艺术》2020年第1期。
于晓刚、王清华、郝跃骏：《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美］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张江华、李德君、陈景源、杨光海、庞涛、李桐：《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于晓刚、王清华、郝跃骏：《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2]［荷］梅婕·帕斯特玛，张静红译：《影视人类学的趋向：政治、美学和认识论》，《电影艺术》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