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依赖文字进行表述
早期电影的观者，坐在银幕跟前，看的是影。如今的观者，坐在银幕跟前，看“影”的同时，也需要听“音”，也需要看文字，甚至“听”画外音文本中的文字。针对如今观者观摩民族志电影的现实，我想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第一，如果后期剪辑时，剪辑者不使用文字标注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基本信息，观者会不会因此而迷惑？
第二，如果后期剪辑时，剪辑者不使用长篇的说明性文字字幕来描述事件的背景或过程，民族志电影是否依然能够为观者呈现其连续性印象？
第三，如果剪辑者不使用画外音来增补影音元素中缺失的信息，或者不使用画外音对文化事项的内涵进行概括性阐释，观者是否能够轻松地理解民族志电影生产者试图传达的信息，以及试图表达的立场和观点？
如果拒绝让文字表述系统进入到民族志电影中，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该怎么办，或者可以怎样展开实地影音记录和后期剪辑？如果拒绝让文字表述系统进入民族志电影中，实地影音记录者应该如何用影和音呈现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物、场景和事件？在后期剪辑中，剪辑者应该懂得，如何利用记录者获取的影音素材中包含的信息，建构能够表现片中人物性格和情绪，表达片中人物观点，展现事件和场景特征的民族志电影。
拒绝在民族志电影中使用文字表述系统，意味着影片生产者必须着力发掘影音叙事的潜力，而不是依赖文字表述系统去建构民族志电影。比如，影片生产者应该放弃使用文字字幕标注片中人物的姓名、年龄、职务，转而借助影音元素去展现片中人物外貌长相，展现人物的面部表情和情绪，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应该拒绝使用文字字幕标注时间、地点，而是用一系列镜头展现某个时间点、某个时间段、某个地点的细节特征，并让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之间达成理想的沟通。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应该通过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行为，设备跟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之间的相互交流，来展示事件、物件、文化事项背后的文化内涵，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画外音的解说和阐释。
1986年，罗伯特·加德纳制作《极乐园》（Forest of Bliss）时，除了片名“Forest of Bliss”和片尾字幕外，没有使用任何的对白字幕，以及交代人物、时间、地点的文字字幕。在此种情况下，观者被设想为能够跟随民族志电影生产者预设的节奏来欣赏影片。蒂莫·阿什和约翰·马歇尔第一次使用对白字幕来转译片中人物的说话声，是在1966年。接下来的20年里，在民族志电影中添加文字字幕，已经成为民族志电影生产者的一个共识。据我的理解，加德纳拒绝在《极乐园》中使用画外音和文字字幕，可能已经意识到文字表述系统对民族志电影中影音元素表现力的弱化，以及画外音和长篇说明性文字字幕对民族志电影中影音叙事系统的损害。
尽管罗伯特·加德纳的尝试很极端，但这个尝试能够提醒每一个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在放弃文字表述的前提下，如何充分利用实地记录素材中的影音元素，进行影音叙事、影叙事和音叙事的实验。
挑选一部使用画外音的民族志电影，整理出画外音文字文本，并分析画外音文本中的文字表述系统，以及画外音文本中的文字表述对影片影音叙事系统的损害。
［澳］大卫·马杜格著，李惠芳、黄燕祺译：《迈向跨文化电影：大卫·马杜格的影像实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