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影音的优势和长处

与学院派的民族志电影相比，乡村影音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基于在地居民视角的影音成品。可是，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乡村影音既不能确保所谓的主位视角，也不能确保在地居民通过乡村影音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不能保证乡村影音生产者生产出供外人消费的影音成品，即便是外人也可以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做出接近于在地居民生产的乡村影音。既然如此，在地居民在生产乡村影音的过程中，到底具有哪些优势和长处？

在地居民生产乡村影音时，不存在语言沟通的障碍。在地居民进行实地影音记录时，不仅能够听懂设备跟前的人的对话，还能理解对话的情境性，以及对话中与当地文化的关联性。非在地居民进行实地影音记录时，或者完全听不懂设备跟前的人的对话，或者能够听懂一部分，或者能够听懂对话却不能理解对话中的深层意涵。听不懂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对话，不仅会限制记录者对现场发生事情的反应速度，还会限制记录者对眼前场景的理解，也会影响记录者对事件下一步发展情况的预判和预见。相反，作为在地居民的影音生产者，不仅不存在语言的障碍，还能够根据听到的内容确定记录镜头的入点和出点，以保证一个镜头的声音的完整性。

在地居民生产乡村影音时，不存在人际关系的障碍。在地居民进行乡村影音记录时，记录设备跟前的人，可能是记录者的家人，可能是记录者的亲戚，可能是记录者的邻居，也可能是记录者的好朋友。所以，作为在地居民的记录者，不必像外来者那样，通过约人见面，和人聊天、吃饭、喝酒，参与当地人活动来建立与当地人的关系。而且，乡村影音的生产者，能够以入画的方式进入到自己记录的镜头中，可以把自己的声音留在记录的镜头中，可以把自己和记录设备跟前的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场景留在记录的镜头中。在《故乡的小脚奶奶》中，两个奶奶去集市上买白菜，当卖菜的人问我在干什么时，还没等我解释，两个奶奶已经抢先回答，说我是她们的孙子，在拍他卖菜。在记录过程中，我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重新建立自己和两个奶奶之间的关系，而且，两个奶奶还帮我建立起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在地居民在生产乡村影音时，可以突破文字书写的障碍。以文字书写的方式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以及其中人物的衣着外观、面部表情和行为进行描述，或者以文字的方式对某件事情或文化做出阐释，是一项需要不断学习的专业技能。所以，以文字书写的方式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记录和阐释，一直是横亘于在地居民跟前一道难于逾越的屏障。然而，当在地居民使用影音记录设备进行记录时，就可以绕过文字书写的屏障。在地居民用一个一个的镜头记录下自己耳闻目见的场景，用一个一个的镜头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于2010年开始实施的“村民影像志”项目，意在邀请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基地的村民用影音记录设备对村寨发生的事情进行记录。在这里，在地居民的影音记录，可以和外来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形成一种对话。

在地居民进行乡村影音生产的过程，是一个变熟为生的过程，是一个重新系统认识在地文化的过程。到异地去拍摄民族志电影的人，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熟悉当地的山水地理、雨旱霜雪、作物种植、人口姓氏、婚丧嫁娶、仪式信仰等，这是一个变生为熟的过程。在地居民生产乡村影音的过程，是把自己原本熟悉的、浑然一体的内容分化开来，变成一系列碎片，记录为一个一个的镜头。把浑然一体的生活现实变成碎片的过程，也是决定省略哪些内容、保留哪些内容的过程。乡村影音的生产过程，实际上也是作为在地居民的记录者重新系统地认识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环境、身边的日常生活的过程。在《麻与苗族》^[2]中，侯文涛把记录设备固定在三脚架上，与苗族妇女一起收麻，在当地妇女的指导下染布。当记录设备朝向爷爷奶奶时，爷爷奶奶详细地向他讲述并展示所有以麻为材料做成的寿衣。侯文涛在做影音记录时，第一次动手染布，第一次认真地学习纺线和织布的知识，第一次完整地听爷爷奶奶讲述寿衣。这就是“变熟为生”的过程，重新系统地认识在地文化的过程。

乡村影音的生产者，更懂得如何保护记录设备跟前的人。不论是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在暴露别人的隐私，还是其谈话内容可能导致现实中的人们关系不和谐，记录下来的场景会有损设备跟前的人的形象、声誉和尊严，作为影音记录者的在地居民，往往能够从自己文化的角度出发，预见乡村影音成品的放映和流通可能给其中的人物带来的影响。相反，那些到一个地方完成实地记录就离开，随后把剪辑完成的影片投递到各种影展、电影节的人，往往不会在意是否暴露了别人的隐私，是否影响到现实中人们的关系，是否侵害到片中人物的尊严。因为影片在影展或电影节放映时，片中的人物看不到，也不会出现在展映现场。而且，暴露别人的隐私、片中人物之间的矛盾，还可能成为民族志电影生产者用来吸引观者眼球的噱头。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通常没有勇气把这样的影片带回记录地点放映。如果要回记录地点放映的话，生产者通常会重新剪辑另一个版本。所以，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是否能够在电影节和记录地点放映同一个版本的影片，是考量影片生产伦理的一个硬指标。青海年保玉则的兰则，在进行虫草的实地记录时，当设备跟前的人因为矛盾纠纷并发生肢体冲突时，他停止了记录。因为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把别人已经犯下的错，以及别人做出的不良行为再度暴露，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