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释之外的影音表述

为了方便理解，我打算重提戈尔德·施密特关于民族志电影的定义。在他看来，民族志电影是“运用镜头的拍摄，向一种文化中的人解释另一种文化中的人的行为的电影”^[1]。从这个角度对民族志电影进行界定，强调的是其文化解释的功能。一方面，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借助影和音记录设备，记录下设备跟前的人、事、物。这个记录行为中包含着民族志电影生产者对于文化的理解，也即文化的解释。另一方面，当民族志电影进入流通领域时，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退到幕后，让民族志电影和观者面对面，此时的民族志电影成为向观者进行文化解释的媒介。这其实就是第八章的主要内容，也即记录者采取一旁观察或参与其中的表述方式，剪辑者采取意义生成和信息添加的表述方式，把民族志影片的主题叙述清楚。

对“关于人类学的影片”和“人类学电影”做出精准区分的大卫·马杜格，认为人类学电影应该是“展现了探寻真相的过程，藉此持续发展它们的理解，并揭发导演、主体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非对人类学知识提供一种‘图画的表征’，而是透过拍制影片的本质去展现知识的一种形式”^[2]。在大卫·马杜格的这个界定中，强调记录者和剪辑者不必拘泥于纯粹呈现片中人物的行为，而应该把导演、主体、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的知识体系作为民族志电影的内容。即便如此，民族志电影也还是无法抹去其解释和诠释的特征。

如果仅仅把设备跟前的人的行为作为民族志电影解释的目标和内容的话，民族志电影将扮演经典科学民族志的角色。民族志电影的观者和民族志的读者，只能从民族志电影和民族志中获取关于某个群体的行为特征。大卫·马杜格界定的人类学电影和实验民族志有着诸多类似的地方，不再试图让影片扮演上帝的角色，纯粹地向观者解释设备跟前的人的行为。

在此，我们需要思考，如果仅仅把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过程作为文化解释的过程来对待，如果仅仅把民族志电影作为文化解释的媒介来对待，民族志电影的内容将可能是干巴巴的，被提炼概括出来的，与人本身脱离开了的文化。如果回到民族志电影的实地影音记录过程，我们会发现，作为文化解释的媒介的民族志电影，远远不如实地记录过程中发生的状况那么丰富，那么立体。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和记录者打了招呼，记录者也做了回应，可是后期剪辑时这个场景被剪掉了。记录设备跟前的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一地的洋芋挖出来，掰去洋芋表层的泥土，再把好洋芋和坏洋芋分拣开来，挑回家，储藏在能够避免自然光直射的角落，可是在民族志电影中，这一整天的活计，变成了一个过程，被浓缩在一个2—3分钟的段落之中，只为了向观者解释，记录设备跟前的人和周边其他人一样，洋芋种植是他们的一项生计活动。记录设备跟前的人和记录者就发生的事件和文化现象展开讨论时，其观点摇摆不定，但是后期剪辑时，设备跟前的人被塑造成了一个有着坚定立场的角色。实际上，讨论文化解释之外的影音表述，是为了探索民族志电影的其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