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作为方法
在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过程中讨论口述历史,不是要求影音记录者做纯粹的口述历史,而是希望记录者把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操作的方法。透过公路局退休干部的个人生命史看某地的交通发展史,透过教育局长的个人生命史看某地的教育发展史,透过养殖大户的个人生命史看某区域养殖业发展史,透过媒人的个人生命史看某区域的婚姻习俗变迁等,都属于做纯粹口述历史的行为。在实地影音记录过程中,把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方法,是指不论是和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日常交流,还是对设备跟前的人进行访谈,还是请设备跟前的人叙述一生的经历,都需要把握口述历史的基本特征,也即叙述。
把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方法,目的不是为了把口述历史和日常交流、访谈区别开来,而是强调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方式,具有口述历史的叙述特征。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说话的时间可长可短,内容可多可少,尽可能避免只谈观点,只做判断,只呼口号,只说感想。而是回到说话者自己经历的事情上,回到自己亲眼见证的事情上。为了加深理解,以如下两段叙述为例。
在《马散四章》[4]中,1966年抓住潜伏在中缅边境的国民党部队头领的民兵英雄岩义,和我叙述的内容如下:
子弹上膛好,那时我打枪打得准呢,我要去抱他,和他说佤话,他还开枪,枪一响,我就这样拗过来,拗过来么,衣服、袖子、胸部、脊背,枪都穿到了,干着我五枪啊,四枪不有干着我。我就是拗过来,拗过来之后么,就不怕啦,然后么我就追他,枪干着我,我也不知道疼嘛。等一下,我跑了50公尺,追他50公尺么,头一昏,我就倒下去了。这里,膝盖弯不回来,这里打进去,这里打穿出来,就是弯不回来。
《照片里的她》[5]中,1992年受福特基金会资助,参加接生员培训的阮大姐讲述了自己的一次接生经历,内容如下:
摆集村那个婶婶家,说起来真像故事一样,她生了三个娃娃,三个都是大年三十晚上。我那个叔叔个子小一点,从我家的墙角慢慢过来,我见他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说,叔叔,是不是我婶婶让你来喊我,他说是呢,我收拾保健站给我们的消毒用品,拿着就准备去他家。我说就是要生个火来消毒,我的这些东西用过了,也消了毒,但是往往三四天、一个星期才会用得着,或者十多天、半个月才用得着,所以要用的时候必定要再消毒。我就带过去,让我叔叔生个火,消消毒。她家第三个是个男娃娃,是很高兴,但是胎膜下不来,胎膜下不来就恼火了。我说要不还是找张车去保健站,胎膜下不来我也不敢清宫。……打了电话书记就把车开到她家门前,书记说,上车,背着上车,她使劲地拉着铺板子,就是不上。她说,就是死也要死在屋里,那时候倒也没流什么血,就是胎膜下不来,缀着好长的一条,我接生以来,她这样的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胎膜下不来,怕磨了半个多小时,书记等不得,我又着急,愁着怕大流血。然后我说,如果你不走,我没有办法,我只有最后帮你清一次。……如果运气好我帮你把胎膜清下来,但是你要去医院里吊针,才行。运气还好,手一伸上去,我用一块纱布带着点,才把胎膜清下来,胎膜清下来,我喊她去吊针,她说不怕,胎膜下来就不怕了,我不去吊针。她还哭,我说你现在莫哭啦,生了这个男娃娃,你就高兴了,就莫哭了,哭蛮了还不是伤身体。我怕大流血,现在我就敢告诉你了,我怕大流血。她说,好好,我不哭。
把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是要求影音记录者通过合适的提问方式,或者话题开启方式,促成记录设备跟前的人以叙述的方式,讲述自己经历的事情,或者自己曾经亲眼见证的事情或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