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电影生产中的跨文化交流

民族志电影的生产本身就是一项跨文化活动。文献检索和田野调查，是一种文化中的人学习另一种文化的过程。实地影音记录，是一种文化中的人借助影音记录设备进行观察，并记录另一种文化的过程。民族志电影的后期剪辑，是一种文化中的人利用影音叙事规则，对另一种文化进行重构和建构的过程。所以，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跨文化的过程。当然，民族志电影的异地放映过程，也是一个跨文化的过程，也即一种文化中的观者通过观看的过程，了解另一种文化中的人的行为。

不过，民族志电影生产过程中的跨文化活动，不一定包含所谓跨文化交流。如果记录者指挥、导演、安排记录设备跟前的人进行表演，这样的实地影音记录过程中不存在跨文化交流。如果记录者为了精美精准的构图，对记录设备跟前的人进行摆拍，这样的影音记录过程中也不存在跨文化交流。如果记录者把摄像机隐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偷拍，这样的记录过程中也不存在跨文化交流。如果实地影音记录行为中不存在跨文化交流，民族志电影的内容就可能成为生产者单向度的解释，甚至是单方面的猜度。

跨文化交流，可能是记录者对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行为的理解，可能是记录者和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之间的协商，可能是记录者和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相处过程。正如大卫·马杜格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志影片跟当地或该国的影片制作有所不同，因为它尝试从某个社会的角度去解读另一个社会。它的出发点是由两个不同文化，或称之为两种不同出处的生命的邂逅所产生。两者相遇后产生的，是更进一步的、特别的文化纪录。”^[5]据我的理解，马杜格所言的更进一步的、特别的文化纪录，其中包含的就是此处所说的跨文化交流。只有在实地影音记录的过程中坦诚地接纳跨文化交流的发生，在后期剪辑中诚恳地展现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和结果，才能生产出品质上足够诚恳的民族志电影。

在最终的影片中勇敢呈现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和结果，会给我们理解民族志电影的文化解释带来困惑。民族志电影中的人的行为，到底是这个人在日常生活现实中表现出来的行为，还是在记录者和记录设备的共同影响下表现出来的行为？这样的困惑可以帮助影视人类学的初学者避免盲目相信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可撼动的箴言，比如记录者应该像伏在墙壁上的苍蝇那样去完成影音记录。而且，跨文化交流过程和结果的呈现，不断提醒我们，民族志电影不是生产者个人的智力成果，而是实地影音记录者、剪辑者、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以及民族志电影的潜在观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