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谁的民族志电影”

2021年7月，我把《辣操的刺绣》投给第四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双年展。在填写参展表格时，“导演”一栏，我没有填写任何信息。几天之后，我接到影展组委会工作人员的来信，说为了方便，还是要填写一个人的名字才好。我回信说：“既然这样，那就只有填陈学礼了。我这样做，是想看看，是否可以考虑别的可能性。民族志纪录片，本来是采取非虚构的影像获取方式记录的，就是不导演、不安排、不组织、不摆拍的方式，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仅仅是调动自己的身体和思考，把展现在设备跟前的事情记录下来。所以，下一届的影展报名表，是否可以考虑更合适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栏目。”之后，再次收到回信，说“谢谢您宝贵的提议，导演一栏主要是为最后的颁奖所用”。我理解影展组委会的难处，因为如果不这样设计表格，投影片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界定自己的身份。

我们姑且放下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是不是导演，应不应该称之为导演的争论，退回到民族志电影是谁的民族志电影的问题。《马散四章》是我的民族志电影，《撒尼男人的盛典》是我的民族志电影，《故乡的小脚奶奶》是我的民族志电影，《照片里的她》是我和寸炫、武蔚、伍琼华等人的电影，这些说法似乎都没错。因为我们是这些民族志电影的影音记录者、剪辑者。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唯一对这些民族志电影做出贡献的人。而且，我们不是对这些民族志电影做出最主要贡献的人。在《上囡村影音日志》的片尾字幕中，我这样罗列工作人员的名单：

拍摄：陈学礼 岩上应 岩勐布

剪辑：陈学礼

因为岩勐布记录了我和村里的小伙子掰手腕的场景，岩上应在村民邀请我吃午饭时接过我手中的记录设备，并记录下我教他试设备、调曝光的过程，以及我和其他村民一起吃饭的场景。后期剪辑时，我把岩上应和岩勐布记录的场景也放到了最终的影片中。于是，《上囡村影音日志》中既有我记录的素材，也包含两位村民记录的素材。而且，村民面对我和记录设备的表现，与面对两位村民和记录设备时的表现，差别很大。郑明莉完成于2021年的《美丽旧世界》^[3]中，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收购老旧物品、民族民间文物的何绍凯，为了让客户知道自己收购物品的来龙去脉，他用智能手机记录自己寻找物品的过程。郑明莉把何绍凯记录的素材用到了自己的影片当中，并在片尾字幕中把何绍凯列为记录者。在智能手机极度普及的今天，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往往会使用片中人物微信朋友圈里的活动影音，或者注明视频由×××提供，或者直接把片中人物列为记录者。

在片尾字幕中列出素材记录者的名字，是民族志电影生产者基本的职业操守。只不过，只有当记录设备跟前的人拿起记录设备进行记录时，我们才会认为设备跟前的人和我们一起，对这个影片做出了贡献。如果民族志电影中的素材都是由影片生产者自己记录的话，记录设备跟前的人通常只是影片生产者感谢的对象，而不是对影片生产做出贡献的人。如果民族志电影的记录者恪守非虚构的影音获取方式，那么，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就不是对影片做出贡献的唯一者。因为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行为、动作、表情、言语，为民族志电影的最终完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我们应该回到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行为、动作、表情和言语的情景事实中，看情景事实如何促成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表现，以及这些表现如何贡献于民族志电影的文化解释，如何贡献于民族志电影的观点表达。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志电影应该是影音记录者、剪辑者和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一起合作，共同建构的一个人工产品。当然，如果把民族志电影的传播和流通也纳入考虑的范畴，那么，民族志电影的观者也是民族志电影的建构者之一。

作为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曾经立在影音记录设备跟前，如今立在影片中的人，不是我们的拍摄对象，也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是民族志电影最为重要的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