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被置于记录设备跟前时

2017年7月，暑假，正逢农历六月二十四，家乡的火把节，我把记录设备朝向了几个扛火把的男孩。没过多久，其中一个男孩拿出智能手机，朝向我，给我拍照，我把他给我拍照的过程也记录下来。从那以后，我在其他地方做民族志电影的影音记录时，总会有一些人把他们的智能手机朝向我，记录我的行为。这个悄然来临的变化，竟让我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在2015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以镜头“写”文化：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关系反思》中，我认为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和片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看与被看、表述与被表述”的不平等关系。当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拿起他们手中的设备，朝向我这个把记录设备朝向他们的人时，似乎“看与被看、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有了改观的希望。我通过影音记录设备看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同时，设备跟前的人也可以通过影音记录设备记录我的行为。

2018年4月，我结束上囡村的实地记录后，回到曼捌村的岩温家。彼时正逢布朗族的桑康节，大家除了吃饭就是喝酒，除了吃饭喝酒就是唱歌跳舞娱乐。晚饭后，停电，岩温架起柴油发电机，连接音响设备，播放劲爆狂烈的音乐，给在场的每个人发一瓶啤酒。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跳舞，直到深夜方歇。第二天一早醒来，我收到朋友发来的短信，说在他的朋友圈里看到我在茶山上“狂嗨狂舞”的视频了。当时尚未使用智能手机的我，一时有些慌张，迫切想知道那条视频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就是那时，我才想起，头天晚上岩温曾经有那么一点时间把他的智能手机朝向了我。之后，我接到了劝告，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应该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才对。岩温记录了关于我的视频，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把视频发到了朋友圈。知道自己“狂嗨狂舞”的视频被别人在朋友圈里转来传去，我不淡定了。可是，我们这些做民族志电影的人，不是经常把记录设备跟前的人从未看见过的素材剪辑成影片，并把影片送到各大电影节去参展，把影片放到课堂上供学生观摩吗？

在“影视人类学”课程的教学中，我让学生把影音记录设备朝向自己，希望学生能够就此换位思考，站在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2010年完成《故乡的小脚奶奶》之后，我刻录了VCD光盘，带回家给几位奶奶，她们想看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2015年完成《照片里的她》之后，我们刻录了一批DVD光盘，把光盘送到我们访谈过的每一位妇女手中。2018年9月，我们带着剪辑好的《上囡村影音日志》回到上囡村，放映给村民看，问他们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有没有不能给外人看的内容。之后，我们才在云南大学做了第一次公开放映。

在“影音如何作为方法”的讨论中，我们提到民族志电影的生产和放映有可能促成村寨或社区建设的行动，但是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少。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民族志电影既不能助力社区和村寨建设，也不能为片中人物带来任何益处。我所能想到的，仅仅是把完成剪辑的影片送给片中的人物，作为留给他们的一个念想。

每当这时候，我都会想起木心先生的话：不要以为文学艺术对国家社会有什么好处。那文学艺术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作者写着写着，自己好起来。我在做民族志电影的过程中，我能时时刻刻感受到的，就是木心所言的这种自我教育。